（接上期）

   会见“夜狼”

   3月14日上午，我和陈律师到毕节地区看守所会见李元龙，手续办得很顺利，管教人员查看了我的律师证、律师函、委托书和毕节地区检察院的起诉书，立即安排会见。因为天气寒冷，李元龙穿一件军大衣，人看上去很瘦弱、斯文，一介书生模样，完全没有“夜狼”的恐怖和狰狞。

   陈律师介绍说：“这是山东来的李律师，给你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李元龙脸上露出感激的神色，“感谢，非常感谢李律师。”

   我问他，“你在里面的情况还好吧，朋友们都很挂念您。”李元龙：“我还好，在里面照顾得还好。感谢朋友们。”

   下面是我们正式的谈话笔录。

   律师：起诉书你收到了吧？有些什么想法呢？

   李：我承认自己“有罪”，但是我不承认他们的法律。他们的法律就是为我这样的人制定的，就是用来定我们罪的。我没有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祇是想让这个国家走向民主、自由，实现和平转型，我的想法错了吗？我没有错，没有。

   律师：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讨论，关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你有些什么要谈的？

   李：有。文章是我写的，我认帐。但我不是用hotmail的邮箱发出的邮件。邮件是我儿子发出去的，什么内容他不知道。这些文章都是我先手写好，然后录入电脑的。我不太会用电脑，写这些文章也是为了练习打字。看到自己的文章被录入电脑，而且发出来，很有成就感。所以会有手写稿和电子稿等两种文本。

   律师：从思想层面上，您怎么会想到要写这些文章呢？

   李：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我是党报的记者，整天说假话、套话，心里很压抑，渴望能有机会说说自己心里的话。二、目前的国内现实，贫富悬殊、官员腐败、司法不公、牵制言论等等，让我觉得中国社会需要转型，作为知识份子我有批判、揭露这些现象的义务。三、我通过互联网，看到了海外的一些信息，也受到了一些自由派知识份子的影响，思想发生了变化。

   律师：但是你是怎么被盯上的呢？

   李：我发第一篇文章《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还不会用电脑，是我儿子帮我发出去的，四天后我登陆《议报》网站，发现署名居然是我的本名“李元龙”。我担心暴露自己，立即让朋友打电话给编辑，改为夜狼。后来的文章都用夜狼或者“yehaolang”，估计国安就是这样发现的。

   律师：我认为，您对法律的认识有些误解。您撰写文章批评中共的行为其实并不违反法律，更不能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认定你的文章捏造、歪曲、夸大了有关事实，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有失公允，指控缺乏事实基础和逻辑论证。

   李：对。他们说我捏造中共执政期间死亡8000万人，“六四”用坦克车压死学生，我这都是从网上的来的信息，他们说我捏造，应该拿出真实、权威的材料啊。他们没有比照，凭什么说我捏造？

   律师：这些你都可以在法庭上说。我们也会从法理上为你做无罪辩护。

   李元龙还说，他在侦查过程中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他的正上高三的儿子也被牵涉其中，被传唤三次，这个残酷的事实让他精神几乎崩溃。为了儿子，他说一些自污的话，以求得到“宽大”处理。

   我之所以问他如何被发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网上怀疑他像师涛一样被美国在华的网络公司出卖。而实际上他证明不存在这个问题。

   当初接见李元龙的时候，我还没有皈依基督，对作为基督徒的李元龙那么轻易就认罪感到不可思议，连陈律师也对他认罪感到生气。后来我才知道，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认为人人都是罪人，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认罪没有任何障碍，虽然基督徒的罪的概念跟法律上的犯罪根本不是一回事。

   我告诉他开庭前我还会来看他，就案件辩护思路跟他商讨。快要结束会见的时候，李元龙突然拿出一封信来，是一个女学生寄给他的。李元龙以自己微薄的收入资助好几个贫困生读书，这个学生是他的资助对象之一。女学生在信中问他：监狱不是关坏人的地方么？您这样的大好人怎么也关进了监狱？这是为什么？女学生的话问得李元龙热泪纵横，泣涕不止。我和陈律师也都默然无解。

   爱如青山

   毕节属高原山区，交通闭塞，土地贫瘠，是古夜郎国的所在地。这里的百姓极其贫寒，孩子失学或者考上大学却无钱读书的现象比比皆是。毕节二中的徐老师是李元龙的朋友，他交给笔者一份李元龙采写的报道以及李自己资助贫困生的材料。

   1、陈欢、陈乐，毕节一中学生，系孪生同胞兄弟。1999年，兄弟俩同时考上了北京化工学院和北方交大，可是母亲张女士却无力供两个儿子上大学，她自己没有工作，丈夫又去世得早，平时靠打零工维持一家生计。李元龙得知这一消息后，于当年8月19日在《毕节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孪生兄弟双双考取大学，辛勤母亲忧虑万元学费》的报道，《贵州都市报》相继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李元龙采写的《孪生“欢乐”兄弟金榜双题名，万元学费愁煞老母亲》报道。这两篇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贵州都市报》的员工，《毕节日报》的员工，贵阳四十四医院的职工，创维集团贵州分公司的员工，毕节卷烟厂的职工，毕节地区水泥厂的职工以及水城、毕节、贵阳等地的广大市民和私营企业的老板和员工们纷纷解囊相助，共为兄弟俩捐款4万余元，解了张女士的燃眉之急，而兄弟俩又拿出部分钱转助经济困难又有残疾的同学张启超和其他同学。

   2、徐晓英，女，毕节二中贫困生，2000年考上南昌航天航空工业学院电子工程系信息工程专业。但因家庭贫困，生活在农村，双亲根本无法为其筹借到6、7千元的大学生活费用，她面临着失学的困境。当年的9月1日《毕节日报》刊登了李元龙采写的相关报道，社会各界先后共为徐晓英捐助了4000余元，连副市长周玉柱也为其慷慨解囊，李元龙又为徐晓英在中国农行争取到了5000元助学贷款，她的班主任靳建华老师为她作了担保。李元龙后又为徐晓英在中国建行开了个人帐户，个人资助徐晓英4年大学的生活用费，银行存摺的卡目前还在徐晓英手上。2004年徐晓英大学毕业后，现在贵州安顺飞机制造厂工作。

   3、周尚新，男，毕节二中贫困生。2001年以体育术科全省第一的优秀成绩考取中国最高体育学府北京体育学院。然而，他一贫如洗的家根本不可能供他踏入大学校园。李元龙了解此情况后，于2001年9月8日在《毕节日报》上刊发了题为《“樱木花道”和帮助他的“贵人们”》的报道，详实记录了周尚新面临的困难，以及毕节市体育局热心资助他的情况。后来，毕节百货大厦的一位名叫游佳斌的生意人也向周尚新伸出了援助之手，一直资助他完成了学业。目前，周尚新已回到毕节工作，工作单位为毕节市国土资源局。

   4、罗云武，男，毕节二中贫困生，徐晓英的同学，2000年考上湖北省经济学院（原湖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注册会计师专业。可面对6000多元的学杂生活费，这个生活在农村，从小失去母亲，靠年迈的父亲种几分薄地支撑的家一点办法也没有。到大学报到的日期早已超过，罗云武无奈祇得请高中时的一位老师向大学打电话请两周的假，自己则胸前挂着“求援助学”的纸牌，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沿街乞讨，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圆自己的大学梦。李元龙了解清楚此情况后，于当年9月12日在《毕节日报》报道了此事，罗云武得到了部分好心人的捐助，主要资助他完成学业的是毕节北辰会计师事务所。目前罗云武大学毕业后回到北辰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以此回报当年有恩于自己的事务所。

   5、孙华，男，2001年毕节二中高三（2）班学生，当年以优异成绩考取素有“小清华”之称的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孙华是毕节市岔河镇沙朗村六组人，父母年事已高，家中已为孙华读高中债台高筑，面对几千元的大学费用，父母毫无办法。《毕节日报》于当年8月28日刊登了李元龙采写的相关报道后，孙华得到一些好心人的捐助，主要资助他完成学业的是织金县劳动局就业办公室的杨秀梅女士。目前孙华已顺利完成学业。走上工作岗位。

   6、聂开基，男，毕节一中学生，2002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成为当年毕节市的理科状元。多年前聂开基的父亲聂勇曾为毕节地区种子公司收购芸豆，种子公司欠其3万多元的欠款，致使这个早已债台高筑的农村家庭，无力承担聂开基上北大的费用，李元龙了解此情况后，在《毕节日报》上作了报道，引起了有关领导和部门的关注，种子公司支付了聂家3万元欠款，聂开基终于圆了上北大的梦想。

   7、熊春黎，女，毕节鸭池镇敬老院熊顺合夫妇收养的女孩。2001年，李元龙看了当时的《毕节市报》记者朱光伦采写的关于敬老院熊氏夫妇因年迈贫困无力抚育收养已14岁女孩熊春黎的报道后，就来到敬老院，与熊顺合夫妇达成领养熊春黎的协议，并于2002年办理了收养手续，将熊春黎的姓名更改为李焕然。一年后，2003年的11月，市民政局核实不符合收养条件，解除了两者间的收送养关系。虽李元龙与熊春黎之间已无任何关系，但从2001年至今的5年以来，李元龙一直承担着熊春黎在毕节城区生活学习的所有费用。目前，熊春黎（李焕然）在毕节市实验学校初二（4）班就读。

   8、家住毕节市东安路的罗德远先生是个残疾人，无职业，靠帮人扎花圈养活一家6口人，生活十分困难，妻子早年不堪生活贫苦与他离婚改嫁外省。2001年10月，罗德远因病去世，留下年幼的四个孤儿，最大的孩子12岁，最小的才7岁。几年以来，李元龙每学期都为4个孤儿筹集学费，新学期开学前亲自送学费和部分生活费给孩子们，由于孩子们年幼，李元龙怕孩子们不会计划开支，就托左邻右舍热心的邻居们帮忙照管他们，用于资助他们的钱由邻居张贵远女士及一位魏姓婆婆共同保管，并计划着为孩子们开支。

   毕节二中的7名老师和一些邻居以及受捐助的学生都在这份材料上签了名字。

   在材料后最后，他们说：“作为一个正直的、有道义责任的记者，无私无畏足以证明他的公心；公正、公道乃是他做人的本能和基本原则。因此，他对自己所采写报道的贫困生或多或少都有过经济上的帮助。得到他帮助的不止是这些列举的部分贫困生，他还关心并关注着许多因天灾人祸而受难的人们，由于找到的资料不全，在此不能一一列举出来。

   综上所述，可以证明，李元龙记者是一个既有良知和德行的人，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他对底层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关心、关注和关爱，证明了他不仅是一个善良的好心人，而且是一个有着博爱精神，不遗余力地帮助贫困地区人民的大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