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就是“六四”十八周年忌日了。十八年了，当年的青年学生已经步入成熟的中年；当年呱呱坠地的婴儿，也已长大成人。但是，一方面，历史的伤口依然没有愈合，无辜亡灵和难属们仍然没有得到公正，政权那残破的合法性也无从修补；另一方面，枪声播下的仇恨种子，依然在萌动，挣扎着破土而出，为这个饱经忧患的国家增添动荡纷乱的隐忧。
   朝野共识
   “六四”悲剧发生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很多政府官员）都认为：这个事件是一定会平反的。甚至中共的高级官员，包括当时的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在去世之前也说，“这是我们党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中共老一辈高级将领张爱萍等一大批人，早就提议为“六四”平反；中共前副总理田纪云也曾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解决六四问题；“六四”镇压的核心决策者邓小平，似乎也不认为这场镇压有多少道义合法性。当年，他下令镇压主要是基于功利目的，即：要“维持20年稳定”。“六四”后不久，“六四”问题的定性就由“动乱”、“暴乱”改为“政治风波”，也反映了中共政权的道义劣势。
   十八年来，“六四”成了一种禁忌，从反面证明了中共政权的心虚气短。比如，“六四”后的几届领导人都对六四讳莫如深，在外交场合和回应新闻记者采访的时候，总是强调要向前看，要维护稳定。没有一个人理直气壮地强调镇压是合法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认定“六四”镇压在道义上的非法性，是一种朝野共识，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提出反驳的理由。

   那么既然如此，“六四”问题怎么就不能解决呢？
   执政党的忧虑
   “六四”性质太恶劣，后果太严重了。一个国家出动武装部队，开着坦克对上百万和平请愿的人民进行大规模镇压，造成至少2千人死亡，这在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这是76年“四五”运动期间连“四人帮”都没有干出来的事情。执政党决策层担心，一旦公开平反“六四”，不但当年参与决策的领导人要被清算，甚至党的执政地位也会被动摇。一旦政权易手，特权集团的利益将化为乌有，国内政局可能陷于纷乱，国家和平发展的前途就毁于一旦了。因此，对“六四”只能实行鸵鸟政策，采取两个字的办法：一曰拖，二曰瞒。拖到何时算何时，能瞒多久瞒多久。
   我们不能不承认，执政党的考虑是有其现实性的，但却是一种短见。作为大国领导人，这样的政治“智慧”是令人遗憾的。试问，这么严重的历史事件能够长久拖下去、瞒下去么？拖得越久，瞒得越深，仇恨不能消解，最后的总爆发不是越剧烈么？
   解决“六四”问题的一个支点
   笔者认为，任何思维都有盲点，执政当局的隐忧有其现实合理性，但是并不正确。以邓小平之睿智，当年也只敢说“保证二十年稳定”，因为他知道这个时间是暴力压制民心能够维持的最长时间。难道当朝衮衮诸公比邓小平更聪明？更有远见？现在，离邓小平所说的二十年还剩下两年时间，正是启动“六四”问题和平解决的最后时机。“六四”后去职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先生也说，“‘六四’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要好，没出麻烦的时候解决比出了麻烦以后解决要好”。
   现在的中国，一方面，平反六四的权威障碍邓小平已经去世，另一六四元凶李鹏，掌权时就臭名昭著，目前也已经离休五年。另一方面，经济高增长还能维持，社会稳定还能保持，民间权利意识普遍觉醒，开启政治改革为海内外所期待，所以，中共现政权已经有了解决历史欠账的好时机。如果不在目前局势尚有利的情况下主动着手解决“六四”问题，丧失了这个最后的机会，我们这个民族恐怕将万劫不复。
   其实，如果执政党主动解决“六四”问题，非但不会导致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反而会带来官民双赢的局面，既对得起死者和历史，也对得起子孙和未来。只要找到一个支点，和平解决“六四”问题是完全可能的。这个支点就是：司法。也就是说，在现有法律的框架内，完全可以解决“六四”问题。
   首先，做出“六四”镇压的决策并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89学生运动由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先生去世引发，学生的口号是反官倒，要民主，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支持改革开放。并不存在什么反对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预谋和策划。后来对“六四”学生领袖和部分知识分子的审判证据，也能证明这一点。可以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和平请愿完全符合宪法和法律。那么，对这样一个要求实行民主法制、反对腐败专制的和平请愿有什么法律依据进行镇压呢？
   历史的烟尘散去，真相渐渐显露。对学生请愿作出动乱定性的四•二六社论，实际上是李锡铭、陈希同蛊惑、欺骗邓小平做出的错误决策，而戒严、镇压则与李鹏、姚依林等人继续欺骗邓小平有绝对关系。而且，他们对邓到死都隐瞒坦克上街碾压学生、开枪滥杀无辜学生的消息。因此，这几个北京市和中央的领导人无疑应该对“六四”悲剧承担罪责，而不应该让整个党和政府给他们背包袱。根据当时或现有的法律，对他们进行审判没有任何技术性障碍。可惜的是，前任领导人只敢对陈希同的贪腐问题进行审判，而对他“六四”期间谎报军情祸国殃民的更严重犯罪却不敢处理，岂不令人悲叹！
   其次，除了审判当年的责任人之外，现政府还要向全国人民赔礼道歉，还要对“六四”受难者进行国家赔偿，对“六四”期间的被捕判刑的学生领袖、知识分子和市民进行司法甄别。不是说共产党的一贯政策是有法必依，有错必纠么？我国的司法制度不是也有重审程序么？在否定四•二六社论，肯定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的前提下，对每一个具体的个案进行重审甄别，在现有法律的框架内完全可以做到。
   献给“六四”的成人礼
   “六四”之后，很多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流亡海外，构建民运组织，成为公开的反对派。这些人中，不乏将中共当成不共戴天的仇敌，逢共必反、逢华必反，必欲推翻而代之，清算而后快的激进分子；也有理性、温和、坚持当年政治理念，希望通过和平、法制手段推进民主进程、实现民主政治的现实派。前者有天下之志，却不以苍生为念。后者，虽没有那么宏伟的气势，却甘愿默默耕耘，积累社会演进的资源。后者中，在海外以王丹、胡平等学院派知识分子为代表；在国内，主要是以“天安门母亲”群体为代表。这是“六四”之后十八年，风云际会、大浪淘沙，历史老人留给未来中国最健康的力量，最明艳的希望。
   十八年来，“天安门母亲”群体一直坚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六四”问题。她们默默寻找“六四”受难者，每年两会期间都向全国人大提出动议，她们更提出“政治问题法律解决”的方案，要求成立“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公开真相，审判凶手，给死者以公道，给人民、历史和世界一个交代。“天安门母亲”的这些和平、理性、公义、仁爱的要求，虽然至今没有得到执政者的正面回应，但已经成为民间社会追求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一块坚实的基石，一面理性的旗帜。
   中共对国家的现实领导，中共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具有执政地位，绝非一种民意的自愿选择，而是一种中国式历史意志的结果。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中国能否和平转型为文明国家，首先取决于执政党能否主动转行为现代政党。在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社会矛盾多发，热点、敏感问题层生，保持社会稳定需要牺牲一些公民权利，因此，执政者对社会进行严格控制、对敏感历史事件不愿触及，虽然可以维持政权稳定和经济发展，但毕竟仅仅是权宜之计，不能作为一项长期的政策来贯彻。因为，现行体制所导致的历史欠账和深层矛盾，绝非维持现行体制所能解决，而必须另辟蹊径，那就是以解决“六四”问题为契机来重建政权的合法性，为建立公民社会和实行民主政治提供良好的平台。而公民社会的建立，民主政治的实现需要朝野互动，共同努力。历史的伤口需要平复，民间的积怨需要释放。中共诸君应该有这样的政治远见和胸襟。不能为了某些特权阶层的利益，甚至为了几个具体的责任者而误国误民。
   北京作家余世存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是个长不大的类人孩，5000年来只盛产暴君、暴民，他们的眼里都有一种共同的东西：仇恨。
   在“六四”十八周年的时候，但愿中国政府对民间异议人士能够消解“敌情”观念，不再视为“敌人”。当政权眼里没有“敌人”的时候，社会仇恨也会随之消失，这个民族或许就告别“类人孩”，真正“成人”了。
   耶稣说，大爱无敌。让我们摒弃仇恨，用爱来拥抱中国吧，这应该是我们献给“六四”的成人礼。
   二00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于青岛虎山居
   首发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