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当今中共以军队和警察为保镖来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格局不变，但是，其统治宗旨再也不是毛的世界革命，不再具有把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推展到全世界的雄心壮志，而只是维持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在此相去甚远的宗旨之下，他们的统治方式也与毛时代大相径庭。为了在与昔日截然不同的社会大环境下继续维持共产党的统治，他们采取了收缩政策。这政策可以归纳为这样十二个字，“实行有限自由，坚拒丝毫民主” 。

   应该说当今的中国民众比毛时代拥有了许多自由。在经济生活上，毛时代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人们没有选购的自由。在人身行动上受着无数规章制度的管制。职业的选择要听从党安排，做革命的螺丝钉。居住上不能自由迁徙，更遑论农业户口与吃商品粮户口之间的天堑鸿沟。结婚离婚要单位同意；子女就业要靠组织关心，甚至到另一个城市探亲都要单位开具证明。人民群众象工蜂一样严格第按照蜂王指挥作息。

   九十年代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早在八十年代，粮油主食、肉类副食、衣料、肥皂、生活用煤等的配给制度逐一取消。八十年代中后期，扩大个体经济牌照的发放。人们较易取得个体经营牌照，有了一定程度的创办私人企业的自由。外商厂也开始进入，给人们的择业自由开拓了空间。一些国营工厂的技工和技术人员跳槽到外商厂工作。许多农村男女青年则离开农活来到外商厂的生产线上。邓小平南巡后，外商进入步伐加快。国营企业之间人员的流动也成为现实。随着粮食市场的开放和户籍保甲制的放松、以及人事挡案制的松弛，人们的择业自由和迁徙自由得到某一程度的实现。

   李鹏为收罗人心，洗刷他在六四中的恶名，在其任内力主实行双休日制，其后还有所谓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鼓励人们旅游探亲，再也不需为此寻求单位证明。新世纪到来后，中共还有更大的改革措施，结婚、离婚不需单位证明；投考大学无年龄限制；大学生可以结婚；开放公务员公开招考；简化领取出国护照手续等等、等等。这一切使当代中国人民有着毛泽东时代不可想象的许多自由。

   但是，我们只要稍作探究，就可知道，这并不说明中共政权有着质的变化。

   自由权利可分为人身自由权和政治自由权。人身自由可视为浅层自由，政治自由则是深层自由。九十年代以后，中共逐渐把毛时代彻底剥夺了的浅层自由逐渐给回人民，而对深层自由仍然实行严格控制或扼杀。

   深层自由是什么？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组织政党）自由。毛时代，人们一句私下牢骚话都会招致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当今，共产党对人们私下的言论已无力再管，但对公开、公众言论则仍然实行严格控制。你绝无可能在公众场合发表你与共产党意识形态相左的政治观点；你更不可能把揭露共产党反动本质和宣传民主理念的文章刊于书面报章上。至於成立旨在反对专制的政治组织则立即会遭到共产党的残酷镇压。1994年北京语言学院讲师胡石根等组织中国自由民主党被中共判处十几至二十年重刑。1998年，一批七九、八九两代民主志士组织中国民主党。分布全国十多个省市的几十名中国民主党的骨干成员被判十几年重刑。至今秦永敏、高洪林、查建国、毛庆祥等十几名民主党志士仍在黑牢之中。2003年，中国社会民主党北京党部成员、中国社会民主党理论研究室主任王小宁被判处十年重刑。王小宁于2001年加入中国社会民主党，2002年王小宁向我提出退出中国社会民主党，另组完全扎根大陆本土的“第三条道路党” 。旋即被秘密逮捕，并于2003年秘密判处十年重刑。去年，作家杨天水重组中国民主党，又被中共逮捕，判处十二年重刑。共产党镇压的疯狂程度在新青年学会案上体现得尤其鲜明。如果说胡石根、秦永敏、王小宁、杨天水等的几波组党行动是挑战了共产党最敏感的神经，那么杨子立等四名青年知识分子组织“新青年学会” 则完全是和缓的社团行为，理应不会招致大祸。事实上“新青年学会” 也并不作尖锐的政治诉求。它只是十分关注底层民众的疾苦，为民工子弟创办民办学校。但万万没有料到，对“新青年学会” 这样旨在以平和手段改革社会现状的社团，共产党都要以最严酷的手段予以镇压。“新青年学会” 四君子被判处六至十年重刑。

   这一波又一波的严酷镇压行动表明了共产党丝毫不放松镇压深层自由力度的意念。

   对浅层自由的放松和对深层自由的继续严控，这成为当今共产党维持其专制政权的两手。放松浅层自由不但不会危及中共政权，而且在中国人民族性格的搀和下会起到某一程度扶持作用。

   中国汉民族是勤劳、重实际利益而缺乏理想主义的民族。在毛时代，人群中一些潜能较强的人往往被压抑着，被迫做着与其能力不相称的工作，从毛时代走进邓时代，尤其是邓后时代，他们的确有被解放的感觉。人身自由的获得使他们的勤劳和聪明才智有了发挥的余地。有技术有体力的人们纷纷去跳槽找更好的工作。更有开拓精神的人们去自创企业。能读书的人们去争取文凭和学衔以走向社会上层。即使是没能离开家乡的农民，有的也因创办养鸡场、做养鱼专业户、搞客运货运等取得成功。当他们赚到金钱后，如雨后春笋的遍地商品房、小汽车、高级家用电器等着他们去购买消费。还有花样百出的娱乐项目、旅游景点等待他们去享受。成功者成为奋斗者的示范，激励着更多的人为获取物质享受去拼搏。他们对这种社会现实感到满意。他们不再关注共产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制度是否合理。客观上他们认同或认可了共产党的统治。这与毛时代靠高压、愚民来使民众绝对服从其统治无疑是有所区别的。

   人群中少数富于理想主义的人们，认为人应该不仅拥有择业、居住、迁徙、婚姻、旅游、娱乐的自由，还应拥有充分表达思想的自由；以演说或著文来陈述言论观点的自由；还有结成组织的自由。由於共产党剥夺人的这些自由，他们指责共产党实行的政治制度是反动的，指出贪渎的泛滥来源于制度的反动，并进而提出民主政治诉求。共产党毫不犹豫地掐住这些人的喉咙。使之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淡薄。

   对浅层自由不断予以放松；对深层自由的坚定不移予以继续剥夺，成为没有“革命资历” 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维持其政权的两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