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底开始，整个社会形势转向缓和。从1968年夏到此时的这三年多对于出身“不好”的人和造过反的人是一段多么漫长恐怖的岁月。造反派骨干分子被一场又一场运动反复地清算。当然，经典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每场清算都须陪斗，都是在劫难逃的。

   林彪一家的死于非命，相当一批林彪党羽的倾覆，军队支左干部回军营，毛在全国人民面前颜面尽失，这些都使助纣为虐者周恩来审时度势地改换面目施行仁政。大批干部得以被陆续“解放”。我的母亲也是其中之一。由于政历问题和对抗运动(自杀) 母亲一直被打入另册。在五七干校里因各种原因被打入另册的人们被专门编在一个需要特殊改造的队里，不具备一般五七干校学员的资格。他们做更繁重和肮脏的活，不享受正常的休假，并被要求无休止地写对自己的思想批判等等。

   林彪一家的横死给全国带来了松动的政治气氛，这一定是林彪他们身前始料不及的。恢复正常身份的母亲也有了休假的权利。能够定期从五七干校回到家中。记得是在74年春节我和母亲有了一次难得的较长时间的谈话。

   在那个除夕守夜的晚上，我和母亲谈起许多往事。其间，我问母亲：“妈妈，我们小的时候你总是每天都加班得很晚才回来，你怎么总是有那么多班要加啊！。爸爸又不在家，我们是多么想你早点回家啊。我看见宿舍里别人家里的妈妈都回来了，就特别想你也回来。”那时，我总是和弟弟到街道饭堂打饭吃，小小年纪已是自己洗衣服的。

   妈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孩子，哪里有那么多班要加啊！我是把一些属于别人的工作也拿来做。这样一方面可以搞好和同事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可以在领导面前造个好印象，让运动来了不忍心整我。”

   “可是运动来了他们还是整你呀！”

   妈妈又叹气说：“可是事前总是要作这样的努力呀！我总心存希望，勤勤恳恳、听话顺从能求得他们发点善心，高抬贵手呀！……..”

   直到此时我才解了心存十多年妈妈那时为什么会天天加班之谜

   其实我还记得1966年夏某个星期天深夜我听到爸爸妈妈的一段对话，那时民众的居住条件极差。我家住的是一间由二十几个平方用三夹板隔成的两间房。根本谈不上隔音效果。然而这已比许多普通工人家庭一家大小挤在一间屋子里强。

   我听见妈妈在饮泣说：“我这次是被艾虹(妈妈工厂里的女厂长兼党总支书记)拿去交任务了。”

   爸爸安慰妈妈说：“想开点吧，没有法子。这也不是你一个人。”

   妈妈说：“可是在茶厂里就我一个呀！”

   停了好一阵，爸爸说：“如果李彬(前任厂长兼总支书记)没有调走就好了。如果李彬主持，说不定不会搞到你头上。”

   妈妈说：“那也难说。厂里就这么十几个干部，数我的政历最差，不拿我交任务拿谁？”

   又是无声，末了爸爸叹气说：“唉，在劫难逃啊！”

   妈妈说：“其实艾虹拿我去交任务我并不怪她。运动来了，各个单位都得揪出右派分子。哪个单位揪不出来，哪个单位的领导就是右倾。弄得不好，领导自己就成了右派。我伤心的是，这么多年来我勤勤恳恳地干，平时跟她也相处得不错，她要交任务就交，也不必要把我整得那么厉害，你不知道她那眼神，十冤九仇似地看着我。我对她说：共产党对我这么好，我怎么会反党呢？想不到她竟凶得不得了地吼着说：是呀！共产党对你这么好，你竟然还要反党、反社会主义！……”说着妈妈又饮泣起来。

   爸爸也跟着叹息，爸爸还说：“如果李彬不走情况会好一点，交差肯定是拿你去交差的，但可能不会整得这么凶。”

   后来我终于昏昏地睡着了。为了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我半夜听他们的讲话，此时与妈妈谈话时我也没讲出这个情节。

   我还跟妈妈谈到爸爸。我们都说爸爸真侥幸，在1965年很偶然地调回了广州，要不，一定会在肇庆被整死。

   1949年底还是青年人的父亲在共产党大吸收的风潮中参加“革命”工作，50年代初就被提拔为科级干部。但由于我姑妈、伯伯严重的政治问题入不了共产党，并且始终是共产党干部队伍里的边缘人。从广州的机关里被排挤到肇庆专区里担任土畜产进出口公司的副经理。他时时处于被歧视打击之中。甚至连财务员都敢搞他的小动作。每次发工资，财务员都故意把小面额钞票装在他的工资袋中。要么你别点数，要点数就出洋像--点的时间比别人长些。爸爸十七级的工资比公司正经理--正牌的南下干部还要高一级，这就遭到强烈的嫉恨。

   在1967年揪走资派的高潮中，爸爸将是最佳人选。他任副经理，属于当权派却不是党员。更兼他有个国民党上校的哥哥，一个三青团骨干并在台湾的姐姐。就凭这些，任何一个群众组织都会揪斗他。保皇派一定会把那个正经理兼党委书记树为革命干部，推入三结合。同时以揪斗我父亲来显示他们的革命性。造反派即使会造那个正经理兼党委书记的反，(因为谁都知道他才是实权派。第二次反右是他主持的)，但是造反派也绝对不敢保我的父亲。更有甚者，为了不被保皇派说成是阶级敌人的窝子，造反派也会去揪斗我父亲。

   那真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岁月，想想都不寒而栗。父亲走运，因省财贸干部学校需要教师，得以从肇庆调回，避过了一场生死大劫。而我母亲就无以遁逃了。

   母亲出生于四川富顺。我的外祖父是位名中医，也是个地主。外祖父母生了八个女儿，我母亲排行第七。母亲说，我外祖母生第八个女儿时，外祖父不理她，她叹了口气说了句“真是命苦哇！”，遂睡在产床上不吃不喝，几天后就死去。一个多么凄惨的故事。中学时我听母亲讲述它就曾为我那个连相片都没见过的外祖母流过眼泪。外祖母死后外祖父续弦，却奇迹般地只生儿子。外祖父把众多的女儿当甩包袱式地随意嫁出去。年纪幼小的母亲看到姐姐们嫁给那些农户(母亲补充说明那些还算是中农、富农吧) 过着贫瘠的生活，遂早早懂事，要通过读书走出那农村。母亲初中毕业后，外祖父坚决不肯再供她继续求学。我母亲遂到成都投考师范。母亲说那时有句顺口溜“师范师范、抢饭抢饭”。因为师范不但不收学费，还管伙食，毕业后肯定有工作，这使许多贫寒学子趋之若骛。投考者极多。富家子弟编出那个顺口溜嘲笑他们。他们也以那个顺口溜自嘲。母亲天资聪慧，再加上极为勤奋争强，竟在八百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考取。如果母亲的学历进取到此为止那可能一切尚好。不料母亲进取心太强，师范毕业后一定要再读大学。她无法承担大学学费，遂投考公费的中央政治大学。校方的条件是全校学生集体加入国民党。同时，中央政治大学的名誉校长的蒋介石。于是这就是我母亲的政治“污点”。

   1966年7月，在全国各地揪斗小吴含、小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高潮中，我母亲被广州茶叶加工厂的革命群众(这革命群众就是被张鹤慈之流说成是造反派，其实恰恰相反，这都是当权派的红人，是以后成立的保皇派组织的骨干人物) “揪出来了”。厂里到处挂满标语和大字报“李树勤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国民党党棍”“李树勤是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学生。”“坚决揪出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李树勤”、“揪出暗藏的阶级敌人李树勤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十几年来我母亲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谨小慎微、低眉顺眼。她避过了1957年的反右，却逃不脱1966年的第二次反右。第一次反右时，无论书记们怎么动员大家鸣放，说什么以他的党籍担保不会打棍子、扣帽子，母亲始终都以温和的笑容回答领导的动员，自始至终不放一句厥词。故此母亲逃脱了。但这第二次反右大相径庭。根本没有鸣放，没有向党“提意见”，没有“引蛇出洞”的过程，而是从查档案来决定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予以揪出来。我母亲无论如何也在劫难逃了。

   这个迫害了千千万万无辜民众的第二次反右运动，已被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们隐去，也被心智蒙尘的、拾共产党牙慧的民间鼓噪者张鹤慈之流隐去。这是因为，第二次反右的主导者是刘少奇、邓小平。现在刘少奇已以完全的文革受害者面目出现，邓小平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人物。他们操纵了文革的话语权，并在良知泯灭的张鹤慈之流的配合下脱掉血迹斑斑的手套，戴上圣贤的面具。

   第二次反右由于偏离了毛泽东进行高层政治清洗的轨道，只搞了两、三个月被毛命令停掉了。毛并把这种做法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号召民众起来反对它。允许人民要求当权派给予平反。

   这就涉及到“奉旨造反”的问题了。我已经在前一篇文字中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文革中许多民众的造反行动并非“奉旨”，而是“趁机”。毫无疑问，趁机比奉旨带有更大的人民性，具有更多的自发性和主动精神。可是这并不能得出奉旨造反就该被否定的结论。我要问，在得到毛许可的情况下，民众要不要去争取平反？要不要去掀掉扣在自己头上的“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帽子。如果说，仅仅是由于在四十年以后，我们在海外可以把毛泽东归入一个应予否定的反面人物，就要求四十年前的民众拒绝奉旨争取平反，这合乎现实、合乎道理、合乎人性吗？而心智昏乱的张鹤慈之流正是因此极力贬责奉旨造反的。

   毛虽然讲了话，但平反远远未成为现实。各单位领导按兵不动。我母亲和各单位类似我母亲的人们也不可能有什么动作。这时各单位有一些勇敢分子--其中大多是与当权派关系一向不睦的、出身成分中不溜的、处于运动挨整边缘的--行动起来了。他们组织起来，责问当权派，要求当权派开大会为李树勤们平反，当众烧毁整李树勤们的“黑材料”。 他们成立的组织就是造反派。李树勤们感谢造反派解救了他们。毛的平反号召是靠造反派的具体行动去实现的。没有造反派的造反行动，当权派是能拖就拖，能赖就赖，而且设法保存黑材料。准备以后再用。

   这是一个全国同质的过程。可以说，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1月，以要求平反为诉求的造反派的“奉旨造反” 是完全正义的，值得历史给予高度评价。

   毫无疑问，怀着感激之情的李树勤们大多加入了造反派。以其具体状况在造反派里起作不同的作用。我母亲作为一个中年妇女，且有自知之明，只做了造反派里一个普通成员。

   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过去，造反派因其既与本单位领导结怨，又与省市领导和军方结怨，还因不听毛的招呼，终究走到道路的尽头。1968年夏全面镇压降临。母亲单位造反派的头头被保皇派组织改头换面而成的工人纠察队五花大绑、全身淋了墨汁，戴上沉重的高帽去游街批斗。母亲知道这次与两年前的第二次反右极大不同。两年来的反反复复和珠江河里从广西漂来的浮尸使她明白这次是总清算到来，于是她选择了自杀以结束苦难。待轮渡航到珠江中间，从无人看见的船尾跳下去，证明了她必死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