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革辩论致陈子明先生的信 /刘国凯文集

神交多年现在才有机会直接对话，想来确实遗憾。陈子明、王军涛这两个名字是与惊天动地的丙辰清明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记得那是一个仲春之夜，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传出难以置信的消息。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开始我简直以为自己听错了。当听清楚后，激动得无法自制。快了快了，大革命的时刻就要来到了。在北京城，在毛的身边，人民竟然敢于发出鞭笞秦始皇的呼声，说明毛泽东在人民心目中已从救星跌落为暴君。人民觉醒了。在银幕上已看到接见马科斯夫人的毛在流口水。毛来日无多。毛死后文革新贵派与老官僚派必然激烈火并，共产党统治机器必然在中国的“红白玫瑰战争中” 自行大大削弱，这是我们人民革命起来的最好时机。天安门“反革命暴乱”的发生说明全国各地都有许多我这样的热血青年。我深感鼓舞，独自唱起国际歌。那个晚上虽激动难眠，但清晨起来作例行晨间一万公尺跑时却力量倍增。

但是，没有想到文革新贵派会如此之快的土崩瓦解，中共的“红白玫瑰战争”没有发生。我多年的期待和准备化为泡影。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作一次最后的斗争” 。1977年一月我写了篇一万多字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探讨” 的文章抄成大字报张贴在昔日“李一哲” 的战场上。从此走上与共产党公开“翻脸” 的永不回头之路。

蓦然回首，三十年岁月逝去，我们这一代已从青年越过中年渐进晚年，而共产党还可在自夸其“铁打的营盘” ，中国的民主之路为何如此漫长艰难？

如果说中国当代整体性的民主运动系以1978年底开始的七九刊民主墙运动为始发点，那么1976年的丙辰清明、1973年的“李一哲” 大字报等则是先声。然而比民主运动低一个层次的民众维权运动则比这更早。1966年11月开始的“批资反线” 和1966年12月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 就是这场波澜壮阔的维权运动的始发点。

这一评判导致我们之间的分歧浮上水面。这个分歧不是发生在专制阵营与民主阵营之间，而是发生在民主阵营内部。我对此至今无法理解。对于某些自诩为自由主义人士否定、贬斥这场“奉旨”而起或趁机而起的民众维权运动我丝毫不感意外。因为以社会精英自居的他们从来漠视底层民众。他们宁愿要共产党的秩序也不要民众的“动乱” 。他们许多年来接受了共产党的文革说辞，合着共产党的节拍起舞，鹦鹉学舌，拾共产党之牙慧已成习惯。现在对他们说这是错的，他们颜面何堪！他们从维护自己的尊严出发起而使出浑身解数拼命抵御。何况新思路的创立者都不是来自哈佛、耶鲁的教授博导。

可是陈子明你呢？你是什么原因呢？我无以洞悉，且让我们在辩论中得出结论吧。

二

我们的辩论如何切入？你的建议我需作考虑。至今我尚没看过你一篇反对人民文革论的文章。请你尽快把您的“文革：一场游戏一场梦——兼与“人民文革” 发来让我拜读。为什么我不能立即应承呢？是我有这样的经验。在非共产党中人、在非恶意纠缠的反人民文革论的文章中，刘自立和火戈的算是代表作。我本想对他们的观点予以反驳，但在我看了他们的文章后就放弃了这一打算，因为他们的文章太有特色了。刘自立的文章写得尤其天马行空，犹如一篇政治散文诗、政治意识流。洋洋数页纸仿佛讲的都是同一句话。通篇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文字游戏。我只知道他反对人民文革论，我不知道他的论点在哪里，更不知论据在哪里，这怎么去反驳？

火戈和我之间还有一段故事。1980年某月，两位来自浙江的七九民运朋友来到我简陋的家中。当时我已在王希哲主编的“学友通讯”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十年并非全是浩劫” 的文章。本来谈得十分融洽的场面在涉及文革话题时，气氛陡然凝重起来。火戈对我说：“国凯，你这么好的同志怎么对文革有那样的看法呢？”接着他简短地讲了他对文革的看法。我对火戈的观点极感意外。据我所知，凡是经历文革而投身七九民运的，几乎都赞成我的观点(北京除外)。出于待客之道，我只作了简扼的说明和澄清。不料这样却激动了旁边的郑玉林。郑玉林突然爆发式地对火戈说：“你讲得根本不对，情况的确就是像国凯讲的那样。”如果说火戈的观点令我吃惊，那么郑玉林的反应更使我吃惊。我至今都记得郑玉林脸侧过去对火戈发着的样子。那简直成了电影中的定格。火戈转过脸去与郑玉林争论。我一看，不好。家里接待远方来客须始终温馨，岂能以此局面收场。于是马上充当和事佬，转移话题。这件事还使我悟出浙江人性情的刚强。我想，无怪乎当年戚继光把原有官军遣散，而专门在浙江义乌招了一大批义乌兵。义乌兵极为强悍，敢于与倭寇捉对儿白刃拼杀。

看来火戈老兄和我一样都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几十年。问题是火戈的经历与张鹤慈类似，都是文革之前已进监狱。文革期间在监狱中。他们都没有直接的文革经历。对外面错综复杂的变局缺乏了解。所不同的是张鹤慈咬牙切齿地把造反派骂为毛泽东的狗，把文革中的暴行都扣到造反派的头上。而火戈兄毕竟是我们民主阵营中人，他只是惋惜十分地觉得我们这班人为何对文革造反运动有这么些正面评价。他说我们病了。我笑笑把他的文章移开。老兄长了，文章又太有他的特色，悠着点吧。

子明友，你的行文是什么风格呢？是不是也属刘自立式的政治散文诗、政治意识流呢？待我看看你发来的文字再作结论。

关于文革我已写了不下百万文字，收录在“人民文革丛书”四卷中的有70万左右。卷一13万字的“文化革命简析” 对1966年6月到1968年8月全国的文革走势作了大致的勾勒。这是出自一个二十几岁青年之手，不无粗疏。三十八年后我将它汇集付梓时都没有作修改，以保持它的历史面貌。卷二15万字的“广州红旗派的兴亡” 是广州两年文革简史。卷三22万字的“基层文革泥泞路” 是我那几年的亲身经历。卷四20万字的“人民文革论” 收集了我多年来主要的论说文章。卷一、卷二、卷三都是叙事，兼有少量议论。卷四虽是论文集，但都以史实为根据。

我想，对文革的评判首先是事实判断、然后是价值判断。反对人民文革论的人反驳我观点时，正常的方式应首先是证伪我讲的事实。如果能证明我在捏造，那么我的理论架构马上崩塌。如果事实基本属实那么下一步就是判断其价值了。

我想，我不会陪着任何人去作天马行空式的遨游，也不会去作经院哲学似的讨论。我必须把辩论引向史学研究的正确路径。既已决定与你辩论，努力当在不言之中。

三、

关于辩论的场所我原建议在独立评论，但加了个前提条件。我在九点意见中也说了，我是最喜欢会场辩论。因为会场辩论可以定个规矩，听众只能听。就像许多民主国家竞选公职者所进行的辩论会那样。不认同会场规定者可以不来听。

独立评论上与会场辩论大相径庭。于是我提出前提条件是一对一，制止起哄闹场。现在看来这个实施前提条件不具可操作性。

首先，起哄闹场的标准如何界定？谁来界定？又有谁有权界定？

当然，可以立一个规矩，辩论期间只许我和你发文章。这样就类似上述那种会场辩论了。但这马上会被批判为搞精英政治，搞特权化。有人会立即严厉谴责说：独立评论是创办已久的公共网络论坛。一向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凭什么这会儿只许你谈文革不许我谈文革？此外，斑竹都不会答应如此处置。

对于独立评论我是有感觉的。独立评论作为海外一个讨论参与者稍多的网络论坛，共产党不会坐视。固然，论坛的规矩不准抓特务，我们都须遵守，但我们内心可以作出判断。像那种不用上班工作整体泡在独立论坛上，对人民文革论的传播表现出格外的焦虑而又写不出一篇像样文章的人，你说他会是什么人？那些不顾起码的事实把从来都在共产党体制外的刘国凯辱骂为“被毛泽东宠幸过了人” 会是什么人？那些谩骂中国社会民主党比共产党、国民党更坏的人会是什么人？骂国民党坏尤其可以暴露他的政治本质。国民党过去就不够坏，否则早把幼小的共产党掐死了。后来的国民党更不坏，已嬗变为完全的民主政党。我想，只有那些惯用共产党思维的人才会骂国民党坏。而他把共产党也搭进去只不过是放点烟幕而已。现在独立评论上这种人就像高寒兄痛斥的：“他们顶着一个马甲肆无忌惮” 。独立评论上这种人在横行，我提出的前提条件无从谈起。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的辩论就不必在独立评论上举行。没有人可以规定我们在哪个论坛上进行。要我们两个都觉得合适才行。我们可以找人专门设置一个网页供我与你专门辩论。使之类似会场辩论，读者只能看。要不也可在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的网站论坛版上进行。我们党的同志可保证我们一对一地进行。其他人一律不发贴，发了也可以删去。这是我们的规矩，不违背言论自由的原则。因为那些一听到正面评价人民文革就跳脚的人可以自己设置一个坛子专门去骂人民文革。

我还希望今后会出一本书，书名是“文革评判对谈录>。记录下我们的辩论。

好，要上班走了，不再写，请即发大作来给我拜读。我不能经常像这样请假。我一星期上班六天，极有限的工余时间主要用于党务。但为了辩请这个大是大非，我会尽力而为。请告知你的电邮地址。下封信直接发给你，无须在占用独立评论一角。

谨致安祺

刘国凯谨致

2007。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