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乖乖牌还是阶级斗争风口浪尖上的表现优异者（不妨给他们一个简称——政治打手） 都不具民主因子。他们不是向往民主并投身革命的民主青年。他们是政治庸人或政治扒手。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就被共产党作了彻底的政治洗脑，思想上完全认同了共产党的那套经典。他们是共产党政治制度的产物和受益者，人格已被严重扭曲。他们蒙尘的心智已不愿去直面这个政治制度的弊端和反动。他们的经历和记忆中祇有这个政治制度对他们的栽培和信用，他们也以维护这个政权的延续为己任。对民主政治他们有着本能的反感。在意识形态上他们是胡乔木、邓力群共产党顽固派的信徒。如2004年广州最敢言的报纸《南方都市报》遭到打压。任重夷、吴南生致信中央和广东省委，为之仗义执言，竟遭冷遇。而《南风窗》和《同舟共济》两份杂志由于刊登任仲夷呼吁政治改革的文章，竟遭肃整。《同舟共济》的主编被革职。以至任仲夷、吴南生愤而辞去《同舟共济》顾问的身份。可见第三代——突升代中的“政治打手” 与第二代——主干代中的民主派区别何等之大。

   对于乖乖派人物来说，他们还缺乏从事政治改革的激情和魄力。这么多年来他们惯于遵奉领导、谨慎言行、上承下达，以至墨守成规无能建树。更由于看到中共历史上勇进者的悲惨结局，使本来就缺乏创新开拓精神的他们更加一步三顾。政治改革是要冒很大的、多方面的风险的，有时甚至会赔上身家性命。中共主干代中的民主分子是怀着理想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投身革命，那时牺牲云云并非矫情的宣称，而是实实在在危险。然而中共突升代是在中共已执政的日子里跻身中共行列，口里挂着漂亮的献身辞藻实际上非但没有危险，有的倒是荣耀和利益。这种在温室中栽培的花朵即使有观赏价值，也断不能拿去见风雨。在中共突升代中的乖乖牌里出不了满怀激情和勇气的叶利钦式的人物。看看温家宝在赵紫阳病危弥留之际都不敢去看望他的老上级一眼，如此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还谈何从事政治改革？

   中共突升代中的政治打手们倒是有激情和魄力的。他们得以攀登到共产党的最高权力圈充满了奋斗。但是这魄力和激情不是民主的恰恰是反民主的。他们从维护专制、反对民主、屠杀文革造反派、打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搏击中尝到甜头。他们还自知自己的发迹充满了对人权和民主的压制。为此他们绝对不让民主实现，否则他们过往的历史会被重新定位和解释。执掌广东的张德江竟不把任仲夷、吴南星放在眼里，可见其反民主意念的“激情和魄力”

   谢滔老先生说当今中共最高层充斥着太子党和红卫兵。这大致正确，但须给予一个重要的补充就是，那红卫兵必定是保皇派红卫兵——共产党的“政治打手” .平民造反派红卫兵早在反复的清算和持续的“清理文革三种人” 中被摈除在体制之外，甚至在严格的政治监控之中，其中许多还被长期监禁。

   六四之后有个传闻，就是当时北京城里的高干子弟大多都拥护邓小平的血腥屠城。有一句未经证实但流传甚广的话是：“杀他20万，保20年安定”。有传这句话是邓小平说的。而另有勘误说：邓小平老谋深算，岂会这样明讲？这句话是太子党王岐山说的。

   社会上没有流传张德江、黄华华、陈绍基这类政治打手当时是怎样思想的。但我敢断定，他们一定会坚决支持邓小平屠城。如果说太子党中还会有陈毅之子等反对邓小平镇压，那么在政治打手群体中断无反对者，他们的政治发迹丝毫没有家世背景而全凭他们对“阶级敌人”斗争的坚决性，故他们会比太子党纯度更高地支持邓小平的铁血政策。

   还有一个因素使突升代不愿进行民主政治改革，就是他们对邓小平的集体感恩。没有邓小平坚决推行80年代的大提拔政策，他们岂能火箭般地窜升高位？80年代，中共主干代中许多在抗战后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参加者年龄祇有50几岁。若按共产党由来以久的论资排辈规则，应轮到这班人晋升去接主干代中兄长们——井冈山、长征、抗战前期参加者——的班。可是，邓小平把主干代中这一群体撇开，跳过他们到完全没有“革命” 履历的另一代人中去挑选政权接班人。胡锦涛更是邓小平亲自钦定。突升代会有这样一个无言的集体默契：小平同志，我们不会辜负您的破格提拔；不会辜负您的殷切期望。共产党的江山无论如何不会在我们这一代中丢失。您在天之灵可以安息。

   （二） 客观上中共第三代领导群体没有政治改革的外部压力。

   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中国的确是处于一个全社会充满改革激情的年代。新旧思想和势力进行着激烈的交锋，而且新思想占了优势。

   70年代末，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是同步发生的。在农村分责任田、工厂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奖励制度，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宣布改正“右派” ；停止在民众中划成分，地富一律脱帽。当时的经济改革对政治改革是起了正面促进作用。物质生活有所好转的人民对民主政治提出了要求。

   1979年初笔者在广州公开发售粗糙油印的民刊《人民之声》时，排队购买的人群长达200多米，充分表现出巨大的政治热忱。那时人们都期望着共产党进行更深入的政治改革，而共产党也释放着某些善意。如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杨尚昆竟愿意屈尊与我们《人民之声》这班青年对话。后被中央总结成广东经验予以推广。由于魏京生过早地把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导致整个七九民主青年群体与邓小平对撞。心胸狭隘的邓小平镇压了七九民刊、民主墻运动。但是，改革的势头并没有终止。知识界里有身份、有影响力的人们在继续呼唤政治改革；中共主干代中的民主分子在党内和应；大学校园里民主沙龙到处建立、民主集会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势下，胡乔木、邓力群们醉心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清除精神污染” 都铩羽而归，连邓小平都不得不应允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并在中央成立相关机构具体筹划。

   那时在国际上正是美国第48、49、50届总统任期。48届总统卡特特别着力呼唤人权。49、50届总统里根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先后举行4次首脑会谈和会晤，对苏联东欧的社会变革起了外部的促进作用。1984年里根访问中国，既表示友好也对中国的民主进程力表关注。苏联东欧的社会变动也对中共具有无声的推动力。此外还有邻国南韩全斗焕军人独裁政权的垮台；台湾蒋经国解严，开放党禁。这些都对中国大陆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八九民主运动的失败造成了中国的大逆转，政治改革不但中断，而且全线倒退。主干代中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江泽民被元老派保荐入中南海。他不但要摈除政治改革，连经济改革都要往回拉。邓小平在省悟过来后坚决制止江的所为。他更强力地推动经济改革，更广泛地引入资本主义经营方式。邓小平抉择取得了深度、广度都十分了得的成功。

   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率。外资的大量输入给中国带来了许多的工作机会。中国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尤其是东南大中城市里，相当一批小康人家造就出来，富豪阶层也显山露水。这些社会群体都拥护邓小平的政策。

   90年代中开始，邓小平让数以千万计的大小官吏都有机会出国“考察” 、“学习” .那些官吏不但在企业的劣质资本主义经营中捞到大量利益，还有出国游山玩水的机会。邓小平对他们说：你们看看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人的处境多么糟糕。我们镇压动乱，保住了江山，你们才能过得如此写意。你们现在还支持那些狂呼乱叫的人搞什么民主吗？官吏们齐声应答：不支持！不支持！小平同志英明正确！

   邓小平的信徒们对民众说：这样的经济状况你们满意吗？满意！那很好！要知道这样的好局面全靠对八九“动乱”采取铁腕措施得来。你们看共产党不执政的苏联多么糟糕。国家分裂了，经济也一塌糊涂，物质匮乏，买点食品都要排长队，那像我们中国商店里货物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邓小平成功地浇灭了中国社会70年代末以来延续不断的政治热情。知识分子被压服、被收买了；他们不再呼唤什么民主。教师去争职称，赚外快。医生变着法去收红包。干部们及时在任期内去搞钱权交易。民众则“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 .一片向钱看的热潮所蒸起的水雾冲去了邓小平手上的斑斑血迹。中国社会顺利实现了邓小平式转型，从一个政治型社会转向纯经济社会。即使是最热衷政治的大学校园里的人，也再不搞政治沙龙。玩电游、开舞会、追星、网恋，成为青年人的时尚。共产党再也不感受到来自体制外政治改革的巨大压力了。当然，零星的民主呼吁还是有的，但在遍及各地的节日晚会、演唱会、选美大赛的喧嚣中那呼吁显得多么纤细无力。至于贫穷无助的人们所发出的呻吟也都淹没在持续不断的嘉年华会的欢声笑语中了。

   国际上，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搞得焦头烂额。为了争取中共政权在国际反恐事务中不从中作梗，又为了中共协助控制羁桀不驯的北韩，美国都不得不放松对中共政权压制民主的批评。民主转型后的俄国对中共力表友好。从前苏联极力将其专制政治模式加于中国，而民主的俄国却绝不向中国推荐民主。中国经济的发展，使欧美诸国的企业家都赶来与之做生意赚钱。这些企业家极力影响该国的政界，促之对中共政权持姑息容忍的态度。

   因之，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共产党都不再承受政治改革的外部压力。

   奇妙的是，政治改革的调子共产党还在继续唱。然而实际上，不但高阶政治改革的内容共产党不会搞，即使是低阶政治改革的内容也不会搞。控制言论的强度不但使报章杂志上没有杂音，连互联网也须遵守纪律。敢于公开违律的张林、杨天水们被一个又一个地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罪扔进了监狱。那么为何还要唱政治改革的调子？在国内，这是为了自圆其说，使共产党的前言后语有所连贯，既然邓小平提出过政治改革，那么继续唱唱又有何妨？况且总还可以用来缓冲某些社会冲突。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是不可或缺的政治智慧。在国际上，正如有学者指出，这不过是共产党的公关游戏，是共产党在自己满脸横肉的面庞涂上几道柔和秀丽的油彩，用以迷惑国际社会，改善共产党的国际形象而已。

   三、中共突升代的不改革并不等于中国永无改革

   中共第三代——突升代领导群体头脑是清醒的、注重实际的。他们的一切努力是要保住共产党的执政权。拒不进行政治改革是为了保住执政权，进行经济改革也是为了保住政权。其思路是：经济改革——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人民拥戴——保住了政权。这就是胡锦涛所唱“民生” 调的真谛。要说这思路也有其道理，而且眼光锐利，看准了中国民族性中注重实利缺乏理想主义热忱的特点。如果真的能做到，也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