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也完全是谥美不实之词。对此，我在前面反驳毛泽东遗老遗少时已有有谈及，此处不再重复。

   关于第二项局限性，说来要涉及许多史实。我在《历史潮流——社会民主主义》中作过较详细阐述。本文篇幅有限，祇能简扼涉及。

   被前苏共和中共奉若神明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在欧洲工人阶级运动中不占统治地位。马克思在伦敦生活多年、资本论也撰写于斯，可是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所信奉的是工联主义和费边社观点，法国工人党占主导地位的可能派完全排斥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有联系的盖德派也摇曳不定，令恩格斯大为不满。工人党的后继者法国社会党，其占主导地位的饶勒斯派不信奉马克思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被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嫡系。其实德国社会民主党先是受受拉萨尔主义影响，后则在伯恩斯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笼罩之中。1875年人数较少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爱森纳赫派与人多势众信奉拉萨尔主义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发表哥达纲领。哥达纲领充满拉萨尔主义的色彩。马、恩疾首痛心。马克思当即写了“哥达纲领的批判” ，可是这篇文章被威廉。李卜克内西压下不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刊发表。他并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拉萨尔主义者，他们是社会民主党人”。即使约100年后，历史的纠葛早已散去，人们能冷静下来回顾往昔的脚步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1989年的“柏林纲领” 中列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渊源是“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哲学、启蒙运动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社会学说、工人运动的经验” .马克思主义祇是五元中的一元。在此之前，作为欧洲社会民主党共同纲领的“法兰克福” 声明则把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明确为“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古典哲学” ，马克思主义完全不被提及。

   历史事实是以恩格斯思想为代表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在向社会民主主义靠拢，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支。

   国内社会民主主义者持那种看法除了不符合历史事实外，也暗藏着危险。试想，如果恩格斯在其生命最后一、两年里没有写下那些可资被国内社会民主主义者引用的文字，那他们该怎么办？没有那些文字，社会民主主义不能跟马克思主义挂上钩，就不能给予正面评价了？就不能宣传和实践了？

   当然，我们对国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应予充分的体谅。即使他们在认识上确有模糊，我们都不应计较。而且更须洞悉的是，还会有这样的情况。由于国内存在着政治高压，像我们在海外这样直言不讳的文章是出不了台面的。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们亦会写出这样的文字。对此我一点也不意外、不陌生。因为2、30年前我在国内与共产党专制作斗争时，也时时采用这样的策略。我总是想方设法在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的著作中找寻相关句子段落，来对共产党的现实理论和做法进行质疑和批驳。这种策略早就被共产党总结为“打着红旗反红旗”。

   然而，我们在体谅国内社会民主主义者认识偏差，或运用策略时，千万不要模糊了我们自己的观点。这样才能真正把社会民主主义事业导入正确的航道。

   三、服膺民主的最低门槛

   服膺民主的最低门槛是什么？换言之，做到哪一点才算真正有诚意向民主的轨道靠拢？

   中国共产党叫民主叫了好几十年。祇是，它在民主前面加了个修饰词，叫社会主义民主。这是个血迹斑斑的词，当今毛泽东主义的遗老遗少们竟然还敢使用它，其良知的彻底泯灭超乎意想。

   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所谓对人民民主，对阶级敌人专政。这表面上听起来并无大碍。然而关键在于任何一个人是属于人民还是属于阶级敌人，全在共产党的肆意判定。任何一个人，祇要他被共产党视为逆类，共产党就可以即时剥夺其人民的资格，打入阶级敌人的范畴，对其实行专政。故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又叫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共产党的所谓社会主义民主非但与真正的民主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根本是民主的反面——专制。

   社会民主主义发源欧洲。其核心思想是以和平渐进、和平演变的方式改革资本主义社会。19世纪早中期欧洲工人阶级曾与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发生激烈的流血冲突。但是为什么19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却愈来愈盛行呢？

   以法国为例，19世纪30年代里昂工人两度武装起义。1848年6月巴黎工人大起义。1971年巴黎公社运动。这些事件都是血流成河的。可是仅仅事隔10年，法国工人运动走上了非暴力的轨道。难道巴黎工人阶级如此健忘？难道遇难巴黎公社社员的鲜血白流了？

   情况是这样的。1880年，即巴黎公社运动九年之后，大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主动与工人阶级和解。它发出大赦令。释放、赦免所有巴黎公社运动的参加者。逃亡国外的公社参加者都可以无顾虑地回国。暴力革命理论家、实践家、巴黎公社的军事领导人之一的布朗基闻讯立即回国。在巴黎他受到工人阶级英雄式的欢迎。他到处举行群众集会，发表演说。在兴奋激动和疲劳中渡过了一年，1881年，76岁的布朗基溘然去世。20万巴黎工人为之送葬。场面极为感人壮观。对于这一切，大资产阶级主导的政府一点都不干扰阻拦。于是，这一场葬礼就成为一个时代——暴力革命、以暴力改革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的终结。

   1881年大资产阶级主导的国会通过“保障集会和出版自由法案” ；1883年制定“工厂法” ；1884年颁布“结社法” .这就是说，大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完全放弃了以强权暴力压制政治异己的手段，让政治异己能够存在和发展。至此，几经复辟、反复的法国社会从此步入了新的领域。布鲁斯和马隆的巨变就是标志。他们两人都是巴黎公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马龙还曾任巴黎公社委员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逃亡国外。大赦令颁布后回到巴黎。他俩在参加法国工人党后，不但没有去向资产阶级寻仇，而且成为工人党中“可能派” 的核心人物。即使是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盖德和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在当时的气氛中也唱起社会民主主义的曲调。1982年拉法格在市镇选举中获胜后对集会庆祝的工人群众说：“再过几年，工人党就要合法地、和平地成为政权的主人。”1893年，盖德在当选为众议员后向选民说：“通过使你们的意志变成法律，社会改造就将合法地实现。”

   在英国，政权执掌者比法国更早放弃以强权暴力对待政治异己势力。1848年英国工人阶级举行第三次宪章运动。那时法国刚刚爆发革命，消息传来，气氛十分紧张。但是，内阁仍然允许请愿集会照常举行。政府还警告地方当局不要干涉群众集会。首相罗素说：“我相信他们（指警力——笔者注）能轻而易举地战胜伦敦的暴民。但是伤害任何一条人命都会引起深刻而痛苦的愤怒。我有理由相信一切都会安静地、顺利地成为过去。”英国政权当局这种理性的作法，不但使英国始终没有爆发工人阶级的武装革命，而且使和平演变的工联主义和费边社观点成为英国工人运动的主流思想。

   无论是1848年巴黎工人大起义还是1971年巴黎公社运动，都是工人阶级首先诉着暴力，资产阶级政权予以镇压。100多年后，1989年在中国北京发生的事情大相径庭。学生、市民以和平集会的方式表达反贪腐、要改革的诉求。邓小平等操纵国家机器予以血腥屠杀，创古今中外屠杀和平集会之最。18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仍然认为它们当时屠杀有理由、镇压有必要、有成果。相比之下，100多年前的欧洲资产阶级政权都不知要比当今的中共政权理智多少万倍。

   不以暴力强权镇压政治异己是民主的最低门槛。当权者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跨出了服膺民主最起码的一步。这是一个社会得以和平改革、和平演变的前提条件。欧洲资产阶级政权在一百几十年前已做到这一点，从而催化了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发展。反观当今中国共产党政权，它在坚持六四大屠杀有理之后，十几年来，还在不断地抓捕监禁政治异议人士。1994年重判中国自由民主党人；1998年重判中国民主党人；2002年重判新青年学会；2003年重判中国社会民主党人。至于对法轮功学员的虐待残杀更是无时无之、惨绝人寰。因此，按说中国不存在社会民主主义产生的土壤。因为共产党堵死了和平演变之路。

   但是，我们出于一种为了社会和民众少受损失的极为善良的愿望，还是希望当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不再坚持以强权暴力镇压以和平方式表达诉求的政治异己人士。这是中国共产党从迷信暴力转向服膺民主第一步。

   我们这些与共产党专制政权斗争多年的政治异议人士，虽然心仪完善的民主制度——三权分离、多党竞争、议会选举、军队国家化等等，但是，面对如此厚重的专制垢土，我们并不预期在短时间把它清除。现时，我们对共产党的要求很低很低。它可以继续独揽政权；可以不开放选举；可以把军队警察抓在自己手中；可以……但是，我们祇是要求它不要再抓捕监禁仅仅以和平手段表达理念诉求的异议人士。

   历史沉重的一页已翻过去。六四大屠杀的主导者10年前已死去。六四大屠杀的直接得益者江泽民已不再握权柄。当今掌权的中共最高领导群体与历史上共产党的罪恶已无直接关系。服膺民主的最低门槛不难跨过，做一个贤者圣人或许不大容易，但不再行凶肆虐为非作歹则不难做到。那是为人处世的最低标准。中国共产党若能跨过民主的最低门槛，那不但对中国、对民众，而且对中国共产党自己都是一件幸事。

(服膺民主的最低门槛——从民主社会主义的激辩谈起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