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生：您好！

    来信收到，现在民主的力量或许还很微薄，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今日给刘先生提一个建议，希望以社民党总部的名义，倡议国内的社民党党员也好，精神党员也好，广泛向国内民众传播真相，揭露共产党的本质，揭开共产党愚弄民众的真相，只要让更多的人觉醒过来，中国的民主之路就能越来越近。民主不是口号，民主不会一蹉而就，民主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多少先烈为此血撒华夏，多少先烈成为了政客的工具，要避免历史的悲剧在神州大地重演，民主的基础工作比民主本身更重要！

    我每天都会利用网络，宣传草庵居士写的关于中国经济现状、中共愚民的方式方法，传播自由门软件，让更多的人获取更广泛的信息，启发大家被洗涤多年的大脑，唤醒沉睡的良知与人性！如此下去，中共倒台，民主之火燎原必将实现！

    今后我的名字就叫“力量”，我要用我的力量去推动社民党的发展，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事业，推动共产党在大陆的灭亡！

    此致！力量在此祝全体同仁工作顺利，我们在大陆早日拥抱民主自由之神！

    力量2007年8月29日于大陆

   力量：你好！

   记得你有一封电邮中谈及你在从事一些实业，而且已看到一些成效。我为此感到高兴。现在国内加入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大多都有比较理想的职业。工程师、医生、律师、教师，还有类似你这样的实业家。这其实是一种由来以久的普遍现像，翻翻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记录，就会知道确实如此。社会民主主义的鼻祖欧文是实业家；法国社会党创建者饶伦斯是大学讲师；英国费边社创建人韦伯是律师兼政府公务员；比利时工人党创建人、第二国际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的主席王德威尔德是律师兼医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伯恩斯坦是银行职员；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中学教师……

   社会民主主义的关注向社会中下阶层，尤其是向下层倾斜。但目前加入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却没有那些社会底层的人士，如失业工人、农民工、农民等。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社会底层人士大多缺乏相应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接受、信奉、宣传社会民主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而社会底层人士的文化水平则有所不足。更为现实的问题是，社会底层人士生活无着，朝不保夕。他们时时在为解决个人的基本生存问题而劳碌或忧心，是没有心情去关注一种社会理念的。而你们这些已拥有了较好的职业、又受过一定文化教育的人们则具有了相应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但是，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的人们不见得就会去关注社会民主主义。一个人从为基本生活的搏取中解放出来后，其精力还有许多发挥的地方。他们可以去练体育、练书法；可以去再创一个赚钱的门道；也可以去游山玩水；可以去打麻将；可以去追星等等。但是，你们这些朋友却把精力转向对社会民主主义的钻研和宣传，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你们思想情操的高尚。

   社会民主主义首先关注的并不是你们。而你们却去钻研它、宣传它，这说明你们已超脱了个人的切身利益去追求一种更高的理念境界。更为难得的是，这种理念为当权者所嫉恨。你们追求这种理念带有相当的危险性，有可能招致当权者的骚扰乃至迫害。故在你们的追求中正义含金量极高。

   如果说那些职业为医生、律师、工程师的人们关注社会民主主义已值得赞许，那么你们也信奉社会民主主义就更值得赞叹了。你们是实业家，更明确的说法，你们是企业主。在中国大陆由於还有一定数量的官办企业，故在你们的企业主称谓之前还加上了“私营” 的前缀。而在欧美民主国家中，你们被统称为资方。社会民主主义的关注点向劳方倾斜，对于资方，社会民主主义是予以制约的。孙中山先生当年就说了要“节制资本” 。当然被制约的主要是那些富可敌国、富可倾国的大资产者。但对于你们终究还是有物伤其类的味道。你们信仰推崇一种与自己的社会坐标有龃龉的理念，那该要有多么强烈的超脱精神。

   西方人的理想情怀是令人赞叹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鼻祖欧文就是一位极具超脱精神的先贤。共产党的教科书说他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其实，这是误判。欧文并不只是空发议论，他终身在把理想付与现实之中。1780年欧文在做新拉纳克棉纺厂股东兼经理时，在厂里实行一系列改革。缩短工时、提高工资、限制童工、创办幼儿园、工人学校、、工人医院等等。1815年欧文领导了制定工厂立法和限制工作日的斗争。1832年欧文创办劳动交换商场。以劳动券交换商品，以避免商人的中间剥削。

   可喜的是，在当代西方人文环境中，代代不乏这样的正义之士。西方民主社会最典型的右翼人士布什集团在掌控了白宫后，竟提出了废除遗产税的动议。这个动议是右翼的关注点向资产阶级，尤其是向大资产阶级倾斜的又一鲜明例证。但是，反对这个动议的不但有关注点向劳工阶层倾斜的美国民主党，也有许多家财万贯的大资产者。他们超脱了自身而从社会公义出发对这个动议予以谴责。在他们看来，他们倾毕生精力创办的企业在遗留给后代时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遗产税是应当的。因为这些财产毕竟不是自己子女亲手所创。

   更为可喜的是，在当今中国有你们，有你们这些企业主在关注社会民主主义。这在当今中国拜金主义泛滥、个人享乐之上、人文道德滑坡的社会气围下是多么难得。当然，你们还远远不是大资产者，但谁能断定10年、20年以后你们的企业就不会枝叶茂盛呢？我之所以敢于对忧心中国社会民主党缺乏资助的朋友说，今后真到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大动作需要相当的经济力量予以支撑时，会有许多家道殷实而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情怀的人士加盟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他们会以他们的经济实力来推动党的工作机器加速运转，就是由於我在作此宽慰之前已知道有你们的存在。

   一旦党禁打开，中国社会民主党得以公开存在，党组织需要有办公室，需要有相应的工作人员。办报章杂志、举行会议、举办骨干培训班、参加竞选等等都需要经济力量。我设想在解冻之初，我会卖掉我在纽约的房子，携六、七十万美元回去。这笔数目对于任何一个劳工阶层的人来说也许相当巨大，但对于一个全国规模的政党运作，简直就是杯水车薪。不过，我充满信心，到那个时候，你们都会公开汇聚在中国社会民主党的五色旗帜之下，把你们创业的部分所得捐献给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事业。

   人类社会需要欧文情怀，你们是欧文情怀的继承者。

   中国社会民主党只是当代整个中国民主运动大潮中的一个浪头。掀翻专制之舟不能只靠中国社会民主党这一个浪头。只有许多民主浪头、维权浪头的合力才能把它掀翻。然而在专制之舟被掀翻后的民主社会里，中国社会民主党却是整个社会的一翼（左翼）。故此，我们不但要看到现在，还要有前瞻的气度，看到更远的未来。当今中国社会民主党国内党员既有中年的资深民主志士，也有更多的二十几到三十几岁的年青人。这一代人是有足够的时间在中国去撑起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片天地。到那时，蓝天白云下的土地将是一望无际的葱绿。

   8。29

   刘先生，好！

   来信收到，人性是复杂的，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卑微而渺小的，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高尚还是卑劣。

   我也出生在xx一个近似非洲一样落后的小山村，早年父亲也是共产党最基层的一个干部，记忆非常深刻，我与父亲一块去给时任的党委书记送了一条鱼，父亲就当上了村长（当然父亲作为退伍军人，还是有一些本事）。那时年少的我寄望父亲能带领全村乡亲致富，但是，后来乡镇干部经常下乡来到我家，除了吃喝玩乐，搜刮百姓的民脂民膏，从不为老百姓干实事。

   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我年少的心灵里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所以到现在我都非常反感乡镇干部，现在有一个做了乡镇干部的同学，总说我对他们有偏见，这或许就是那时形成的印象吧，到现在也难以改变。

   后来，我立志要通过读书考学跃出农门，在自己努力下，闯过了这座独木桥，毕业后分到了xx一中等城市，后来通过努力又来到了xx这座大城市。在国企数年的工作经历中，我看透了这腐败透顶的体制，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国企被这伙腐败分子搞垮了，当然，与其说被腐败分子搞垮，更确切的说是被体制所害，我也就成了一名下岗人员。但是，凭着我敏锐的眼光，我知道我所在的国企的倒闭势在必然，所以我就提前注册了一个商标，凭着我做销售的优势，找企业合作，推出了自己的品牌，顺势占领了部分市场，得以解决了我的生存之路。

   在来到xx的数年中，在这座举目无亲的城市，我也吃尽了苦头，数次创业也均遭失败，但是坚定的信念与坚韧的意志，还有很多朋友的大力支持，我都一次次重新站了起来。

   在我创业的经历中，我再一次感受到了这体制的没落与对社会的毒害，也看到了社会上大量的所谓成功商人的沉浮。我深切的感受到，一个没有清明政治环境的社会，一个人要想不出卖良心与良知，想要有所作为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更深刻的领会了，在一个没有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不论是位高权重的领导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随时都可能沦为受害者，这句话所体现的深刻社会现实。

   或许今天我们可能是既得利益者，那我们的子孙后代呢？能保证吗？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可以保证。

   我有很多在当今社会掌握重要资源的同学、朋友、哥们，我也可以选择同流合污，我也可以选择醉生梦死，我也可以选择不问不闻、沉默不语，但是，性格决定命运，我不能说我多么高尚，多么有正义感，但是，我觉得我有责任让我们的下一代，生活在一个清明的社会环境中，虽然路很艰辛，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努力，并且为此奋斗；我们不能让悲剧就这样在华夏大地不断的重复与上演，否则，那是对我们子孙后代的极端不付责任！哪怕我们为此付出一点点努力，我们也无亏于我心！而且，我一直坚信：星星之火，必将燎原！

   我喜欢历史，世界百年沧桑，我一直在思索美国、日本为何能那样强大，而中国一直积弱积贫，那就是体制！只有先进的体制才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保证，那么建立一个先进的体制是每一个中华儿女义无旁贷的责任！

   或许就是强烈的责任心让我关注这社会的深层问题，让我关注中国的民主之路。

   至于社会民主党的宗旨是偏左，我想这并不影响我对企业的经营，因为我追求的是社会的良知、公平与正义，无论是资方还是劳方，都需要一个平衡，只有利益分配真正的平衡，社会才能和谐长久的发展。所以，我对待我的员工，一直平等相待，遇见分歧平等协商，换位思考，共赢发展，只有这样才能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