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经济支持问题。

   这是困绕中国民主运动二十多年的问题。对此我作如下分述。

   1、1982年王秉章等在美国初创《中国之春》杂志和“中国民联” 曾得台湾国民党政权的经济支持。据所得的各种信息使我得出这样的印象，这些经济支持并没有得到高效率的运用。如果我这个印象与实际不甚相符也不是事情的关键。关键是李登辉上台后，国民党政权已降低资助。至民进党执政后更是大幅度降低。现在民进党只资助某些对台独持支持态度的异议人士，如独立撰稿人曹长青等。对海外硕果仅存的民运刊物《北京之春》竟都不予支持。后来经过该杂志编辑部人员的奔走力争，和主编胡平在台独问题上采取较“灵活” 态度，民进党才给予《北春》每年区区4万美元的资助。

   2、九十年代之交，由八九民运明星人物创建和领导的中国民主阵线曾经得到据说是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美元的来自西方各国官方和民间的资助。同时又有传说这些资金被挥霍浪费和贪污。我无法确认这些传说的真实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一资助锐减至全无。中国民阵的声势也就从巅峰大幅滑落。

   3、中国民阵2004-2008年由旅居德国的费良勇任主席。经过费良勇的努力使民阵从台湾得到一些资助。民阵的声势有所重振。费良勇利用这些资助召开了2006年民运柏林会议、2007年布鲁塞尔会议。提高了民阵的声望。可是由於这些资助来自台湾，费良勇不得不对台独采取某些灵活态度。（据我私下了解，费良勇并不主张、并不支持台独）而这使民阵中一些成员向费良勇发难。发难者中有些可能真的只是出于对台独的愤恨，有的可能是出于对费良勇个人不满而借题发挥，当然也可能兼而又之。最近听说一些民阵的分部要串连起来另组一个民阵总部，正式分裂。费良勇本人和某些分裂者都是我的好朋友。在中国海外民运中力量较雄厚的民阵呈现这样的情况，我在一旁看到都深感忧虑、深感惋惜。

   4、当今海外民运中质量纯正的、具有一定活力的有中国民阵、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最近改名为中国民主党联合（海外）总部）、中国社会民主党等三个组织。另有些组织质量是纯正的，但缺乏活力。有的组织颇有“活力” ，但质量不纯正。是在以搞非法移民的政治庇护赚钱。

   中国民主党联合（海外）总部6月间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得到美国某些民间社团和个人的资助。资助的数量有限。而之所以还能得到这些有限的资助，系由於至今还有四十几名在1998年组建中国民主党的志士还在共产党的监狱之中。如果不是有这么多民主党志士的悲壮付出，使民主党赢得广泛深切的同情，中国民主党联合（海外）总部是否能得到这点数量有限的资助也是大有疑问的。而且这些有限资助大部分都被定向用于慰问入狱民主党人的家属。

   5、现在海外能得到较多资助的是吴弘达的劳改基金会、杨建利的21世纪中国基金会。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愿意资助一些人权组织、学术组织，而绝不支持民运组织。因为美国政府不愿因资助民运组织而直接与中共交恶。对共产党意识形态持最强硬态度的美国尚且如此，遑论态度比较软弱的欧洲各国了。

   6、魏京生由於初出来时美国总统柯林顿和各国政要的接见和媒体高调报导，使之曾得到相当数量的资助。但后来也每况愈下了。据说魏京生还算在高人的指点下颇善理财。他及时购买了农场、餐馆。除了解决自己的生计外，还有能力创办了魏京生民主斗士奖。每年拿出一、两千美元奖给国内入狱民主志士。尽管有民运朋友批评他此举用意突出个人，但客观上却也确实资助了国内同志。

   7、华侨界对民运根本不支持。当今的华侨与孙中山时代大相径庭。孙中山可以用反满民族革命来对华侨施予极大感召力。而当今民运没有这一因素可以运用。华侨界对民运极为负面的态度来源有以下三个原因。

   （1）民运中某些朋友的不当乃至错误言行。

   （3）中国人本身就具有喜于锦上添花；吝于雪中送炭的习性。对于行情看涨者，许多人都乐于给予，对于行情看迭者则掉头而去。正是“穷在路边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现在民运被共产党打压得枝跌叶落，干吗要去靠拢它？

   （2）中共大力收买渗透侨界和媒体。在侨界大力抹黑民运人士的形象。把某些民运人士的不当言行加以夸大，甚至无中生有。明明民运界贪污捐款是极为个别的现像；明明能“吃民运饭” 的只是很少数人，但在媒体的歪曲报导和抹黑之下，仿佛民运里贪污公款现像相当普遍；仿佛“吃民运饭” 的人比比皆是。在这种社会气氛下，民运想在华侨界得到捐款无异白日做梦。

   8、除极少数民运、人权人士能吃“民运饭”、 “人权饭”外，大多数都必须自食其力。而在这个大多数之中，只有少数能拿到美国学位，打入美国主流社会，多数都在华人世界的次文化层中讨一份蓝领工的生活。一个更令人心酸的现实是，当今海外民运主要就是由这些“蓝领工” 撑着。

   9、当今中国民主运动不可能有职业革命家。如果有，也只能是他自己搞定了自己的生活后，全职投入民运工作。这是自创自立的职业革命家，区别于一般意识上的“职业革命家” 。著名的上海民运人士杨勤恒（据说曾被誉为上海民运三面旗帜之一）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他在上海时曾经责备海外的民运朋友为什么不能资助国内的同志全职投入民运事业。他说，一个海外的人资助国内一个人也可以搞出一片局面呀！可是当他来到纽约后就亲身体验到海外次文化层中谋生的艰辛了。他兴冲冲踌躇满志而来，想象到海外大干一场。不料掉入讨取基本生活的苦境之中。每天在餐馆做得昏头昏脑。一年后他拒绝了朋友们的劝阻坚决要返回上海。说即使当局要他写保证书才让他入境，也要回去。因为他不能再接受这种为了基本生活耗尽了时间和精力，根本难以从事民主事业的、毫无意义的生活。

   10、资助是不会有的了。但没有资助民主运动就要停止吗？如果有人认为没有资助就不能从事民运那就离开这个艰难跋涉的队伍好了。实际上也的确有许多人都因此离开了民运。有些民运组织也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活动能量大减，可是我们坚持下来了。

   我认为，首先是不要企望自己做由其它人资助的职业革命家，但可以努力自创为职业革命家，还要以自己的工薪积蓄去支持民运工作。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同志就是这样。

   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两次访欧、举行代表大会、与欧洲社会党联盟的香港会谈、举办网站、创办刊物和其它许许多多的活动无一不是来自同志们的工薪奉献。所以千万不要认为没有资助就不能坚持民运事业。附发给您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财务工作报告” ， 让你了解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实际情况。

   我们在每次访欧和香港会谈，都向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表明，我们只向他们寻求道义上的支援，我们绝不向他们要求经济上的支援。这一点极为重要。如果我们只要一开口要经济资助，我们就会立即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面前信誉扫地，彻底完蛋。谁也不会再理我们。一位荷兰工党籍的议员都有些愤慨。他说社会党国际是有钱的。社会党国际在资助非洲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时相当慷慨，但对于你们就不同的了。而你们的思想水平比非洲那些社会民主党高多了。我们感谢他，但我们还是坚持绝不向欧洲社会党体系寻求丝毫的经济资助。因为我心如明烛。我们如果开那个口，不但资助得不到，还会连已争取到的一些道义支持也会失去。

   11、作为中国社会民主党的主席，我没有能力资助国内的同志做职业革命家，但我愿意用自己的工薪积蓄去支持党的某些工作。而且除我之外，我们党还有许多非常具有奉献精神的同志。我确信，我们的工薪奉献足够支持我们党在流亡时期的一切活动。为了能以工薪积蓄支撑民运事业，我现在还在每星期工作六天。每天连上下班十小时。再拖着工余疲惫之躯看资料、写文章，给国内外朋友写信。每天都干到深夜。我孩子已长大成人。我没有负担没有消费嗜好。因此我能比那些有家庭负担的同志为组织缴交更多的党费。

   若今后有一天能合法存在了，能回到国内去了。那时该怎么办？那时党的活动内容大增，只靠那点党费必不够用。

   中国民主一旦有突破性发展，一夜之间将会出现成百上千的政党组织。而只有象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这样有系统成熟理念，并及早作了组织铺垫的才能成为大格局，其它许多都要沦为政治泡沫。而在那个时候我们党也确实需要有启动资金，使各地党部有能力在第一时间亮出旗号，以召唤各路朋友汇聚。可以预见的是，第一波资金也需要我们自己筹集。到那时，我会立即将我市值60-70万美元的住房卖掉，带回中国用于第一波使用。我相信在我的带动下还会有同志也慷慨解囊。这样，我们就在全国许多地方创造出一定的格局，到那个时候，就会有许多腰缠万贯而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者带着资金投入“行情看涨的” 中国社会民主党。当然，在那个时候我们要防止那些企图用金钱来控制党的人，和政治野心太浓的人。但也要看到其中亦会有诚心诚意的巨额捐款者。他们的资金将会给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事业起物质上的推动作用。

   12、我们现在是艰苦的。可是创业者哪能不艰苦？别人把一切都弄妥当了你才来，你就不是创业者了。创业者有他的艰辛，也有他的功劳，有他的光荣。历史会记录他们披荆斩棘的足迹而得到后继者的崇敬和缅怀。

   即使一般经济活动的创业者-创办工厂、交换商品、开发技术、探寻矿藏，都有废寝忘食、风餐露宿的艰苦岁月，何况我们是在投身人类社会最大的公益事业--民主事业，怎能不更艰辛劳苦呢？

   关于你提的这个问题我暂时就讲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