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报章上看到一个估计数目，来自中国大陆的非法移民（包括偷渡客、非法入境者、逾期居留者）已累计达50万，其中三分之一在大纽约地区。这些人在薛伟先生笔下都是难民。

   难民者，逃难民众之谓也。逃天灾、逃兵祸，这古已有之，现代则还有逃专制政权的政治迫害。柏林墙见证了多少政治难民的悲壮与血泪。

   这50万人中有难民吗？当然有，现任中国社会民主党组织部长卞和祥、宣传部长林其干等就是政治难民。最近在筹办六四纪念会中见到一位名叫王磊的朋友，也当属政治难民。他们在国内曾与中共政权斗争过，遭受政治迫害，设法来美后因其经历获得政治庇护，并继续投入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可是，象他们这样的人士，在那50万中占多少？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至于有人说，生活在中国的人都可算政治难民，因为都遭受共产党的政治压迫。这无疑是武断的、牵强附会的、玩弄政治概念的说法，没有必要与之讨论。

   薛伟先生把非法移民与难民划上等号是完全错误的。绝大多数福建偷渡客和各种逾期居留者既不是政治难民也不是经济难民。这是极为明显的事实。他们冒险并花钱来美是要寻求更好的生活。尽管这里面隐含着他们对自己原先在中国生活状态的否定，也不能因此把他们定为难民。因为政治难民必须有遭受直接迫害的事实为判断依据。经济难民是基本生活无以为继，为活命流离失所、浪走他乡。能花好几万美元偷渡来美者或持商务签证来美者如何能解释为经济难民？（政治难民则不因其进入美国的方式而失去其难民身份）

   事实是那50万人中只有极少数是政治难民，而基本没有经济难民。极少数的政治难民在获得政治庇护后，大都会自然而然地于某一程度上参加民主运动，最起码不会到拥共营垒里去。而大量的非政治难民的非法移民就大相径庭了。

   如果暂撇开偷渡方式的违法性不论的话，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而来美国当然无可厚非。可是寻求更好的生活必须有个前提，就是不可损人利己、不可危害社会、不可妄顾公义。如果一个人把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作为人生行为的首选而损人利己、妄顾公义的话，就会走上邪路。中国那么多贪官污吏，那么多制造假酒、假药、毒米、注水诸肉的民众，你能说他不是在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吗？他们都在不择手段地敛财赚钱，以过上更富裕的生活。但是他们危害了社会、践踏了正义与公理。

   非法移民的大多数并不刻意拥共。他们在来美后大多都去致力于自己的经济生活，不问政治，全力以赴去建立自己新的家园。他们对中共和民运都避而远之。在低潮期间，弱小的民运无论怎么做对他们没有吸引力。而那些占少数的、为了更有效率地“寻求更好的生活” 的人们就会走上拥共的道路。他们为了给自己造就更富裕更写意的生活而去践踏了正义与公理。依我对纽约华人社区的观察体会。这少数人当占总体的十分之一。即在纽约地区十几万非法移民中有一万多人。被基本生活弄得身心疲惫的几十个纽约民运分子在万多名拥共非法移民（其中许多渐为合法，并成长为“侨领）面前实在是弱小不堪。

   拥共的非法移民之所以拥共绝非民运“驱赶” 所至，而是有其内在政治逻辑。有的人是在大陆已具拥共思想。那种认为偷渡来美就意味着思想反共是一种把复杂社会生活平面化的、极为肤浅的见解。思想拥共完全不妨碍他羡慕别人偷渡后衣锦还乡，或怕被乡里讥讽不敢作为，而走上偷渡之路。偷渡来美之后备尝而去非法移民生活之艰辛。为怕被人讥笑而硬着头皮留在美国。但这艰辛的生活使之对美国有诸多不满而强化其拥共情绪。与我共过事的“搞定” 就属这一群体。他告诉我他是武警排长退役，并常以此自豪，对美国的一切总要抨击。我曾抢白他，何不打道回府？

   另有些人主要是为了在美国投靠中共这个巨大的势力以捞取个人利益而走上拥共道路。中共政权完成了“六四”后的“内部装修”工程便对海外华人社区下了极大工夫。它以回国投资的经济利益或回国观光捧为上宾等作诱饵，收买大量侨界头面人物。这些头面人物又以各种人事关系和经济利益拉拢维系了相当数量的普通群众，向他们灌输种种拥共意识。偷渡客来到这遥远的异国他乡，生活上困难重重，在困境中求助于各个侨领也在所难免。而这又不可避免地使他们之中一些人在亲共“侨领”的率领下去参与亲共行动。

   以上这两种拥共的内在政治逻辑都不是力量弱小的海外民运可以改变的。任人何可以占在一旁，仿佛从来都不是民运中的一员去责备、去讥笑民运怎么那么弱小，无力去改变这个政治逻辑。但却没有道理责难是民运把“两头蛇” 和利益熏心者驱赶到共产党的营垒中。

   对纽约政治生态的巨变，我甚至推测其中有中共高层的慎密运作。我想纽约中领馆中会有高人在九十年代初就预见到福州偷渡客将对改变纽约政治生态起巨大作用。他们向中央密报此见解。中共高层遂密示福州当局对偷渡风潮睁一眼闭一眼。没有当局暗中网开一面，福州的偷渡风潮不会鼎盛到如此地步。我还推想，我这一分析将在中共政权倾覆后的大解咒、大解密中得到证实。

   四、四项原则与沙中淘金

   要问，海外民运组织可不可以搞“政庇” ？我的回答是可以，但必须遵循以下四项原则：

   1、 不能成为民运组织的主业。

   2、 办“政庇” 过程中不能作假。一切证明材料都必须是真实的。

   3、 收费合理、财务透明。办公室费用必须合乎正常指数，不可虚大。不可向申请办“政庇” 者收过高费用。收费若有盈余必须公开，不能入私人腰包，须用于民运工作。

   4、 办“政庇” 成功者应继续为中国民主事业出力。

   我赞同民运组织搞“政庇” 首先是基于我们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合条件者取得身份。更重要的是我想从大量的沙子中淘出金子。记得卞和祥与我相识在冯扈祥来纽约举办的一次演讲会上。一位坐在我旁边的中年人对冯扈祥的亲共言论小声发出批评，引起我的注意。林其干是参加1996年我举办的文革35周年演讲会，并在会后与我联络的。

   我想，会议并不常召开。我们是否应该有一个常设途径让有意参加民主运动的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找到我们的组织呢？

   於是我也想到要去登广告，要去法拉盛租一个办公室。经向较了解情况的朋友打听，方知费用十分高昂。租一个房子连办公室费用每月要2000多元。维持一个办公室人员的生活津贴（还不是工资）最低1000元。要看到有无成效起码坚持一年。那就是要40000元左右的启动资金。这部淘金机造价太贵，是否负担得起？而且几万元扔进去，究竟能淘出几粒金子呢？

   还有朋友告诉我，现在纽约的“政庇” 市场已相当定型成熟。几个打作民主党招牌的“政庇” 机构已把持市场。其他人已难以打入。千万不要以为在报纸上登广告就有人来。眼下已有一些“政庇” 经纪人四处晃悠捞客介绍给各“政庇” 机构，并从中提取佣金……我听了顿有井底蛙孤陋寡闻之惭。

   我提出如果我们真正的民运组织来办，收费会低很多。这样是否能加大吸引力？朋友说未必。办“政庇” 的人还会因你收费低怀疑你办事的认真性和成功率而走掉。何况一般的非法居留者哪里能判断民运组织的真与假？

   听如此之说，我顿有知难而退之感。但我还是想将此事向社民党的执委会提出，集体讨论一下。我们是否可以一试？

   五、与薛伟先生言。

   薛伟先生八十年代初随王秉章先生举义，二十几年来一直站在民主营垒前列，令人钦佩。又以坚持办《北京之春》最为难得。为筹集《北春》的粮草风尘仆仆、东奔西走，致使海外民运这一思想理论大旗不倒。然而，也正由于薛伟先生把全副精力都投入民运工作，故对纽约华人社会的深层缺乏真切了解。粤籍社区、闽籍社区、客籍社区和其他省籍社区的构成、气质、生态、境况、行为方式之异同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对这些若明若暗就会导致错误的判断，开出错误的药方。

   薛伟先生对民运的批评出发点想必良好！故我有不同意见亦作心平气和的商榷。希望薛伟先生作为二十几年的民运中人，对民运的批评能恰如其分些。上纲上线太高会挫伤士气，涣散军心。而相对准确的批评，建设性的建议则会有益于民主营垒的增强。

   以上所言若有唐突谬误之处，还望薛伟先生海涵并指正。

   民運隊伍中的左派幼稚病

   （按：本文是本刊經理薛偉在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講，在發表前作者略有增刪）

   首先，要說幾句應景的話：我僅代表“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和《北京之春》對大會表示熱烈的祝賀，希望大會成功！

   記得在四年前的一個耶誕節謐靜的夜晚，我帶著小孩在紐約機場迎接徐文立先生的到來，我小孩送給他一盒巧克力糖，祝願他和他的家人聖誕快樂。不幾天，又在《北京之春》雜誌社的辦公室中，我和希哲都力主文立出山，擔負起領導中國民主黨在海外的重責，但他卻遲遲不肯行動。今天，這一天終於來到了，雖然是來遲了，但是還不晚。

   其次，我又要烏鴉嘴了，我今天演講的主題是：民運隊伍中的左派幼稚病。民運隊伍中的左派幼稚病其表現有二，一是如何對待難民運動，二是如何面對中共的挑戰。

   不少人對難民運動和難民組織抱著排斥和歧視的態度，抱怨說不少福建難民來到海外成了一支親共的隊伍。但我要試問這些朋友，我們有關心過他們嗎？我們有組織起他們為爭取自己的切身權益而奮鬥嗎？顯然沒有。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對立面去。這不是誇大其詞，滿洲國有一位總理大臣叫鄭孝胥，對中國的未來作了一個可怕的預言：“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於共產，共產亡於共管”。什麼叫共管？共管就是有一天中國可能四分五裂，大批難民逃亡海外，黃禍當頭，聯合國只有派出維和部隊，託管中國。我們絕不希望有這麼一天，促進中國的和平演變，走向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未來是一切民主黨人的任務。

   我這裏是要強調組織難民、服務難民和領導難民運動的重要性，我的文章“中國民運的新課題：難民運動”已列入大會文件彙編，這裏不作多述。

   在如何面對中共挑戰的問題上，我要講得更多一些。海外民運隊伍中，流行著一些激進的口號，愈左愈好，只顧表現自己革命的堅決，惘顧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和中國大陸的客觀狀況。體制外的推翻、打倒、起義、兵變，恐怕都是一些不可期待的意外成功，真正有可行性的是從體制內著手，學習臺灣經驗，走一條和平改革的道路。

   有不少人認為王炳章先生是一位暴力主義者。但我與他在一個辦公室中相處了七年，我卻得不出這樣的結論。在中國民聯成立初期，有人主張組党，但王炳章當時認為組黨有激烈的對抗性，他堅持組盟，把民聯定性為壓力團體。王炳章主張對中共要有“第一次寬恕”，反對一報還一報，（記得我還與他爭論說：“沒有審判，哪里有寬恕。”）在《中國之春》初期，王炳章的口號就是“支持改革，深化改革，超越改革”。今天，我們不可否認，從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到胡錦濤的“和諧社會”，這是巨大的進步。我們不去抓住中國社會變革的機會，做改革的促進派，反而阻擋歷史發展的進程，鐵口直斷共產黨的變化是“更加陰險、狡猾”，這不是左派幼稚病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