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面对着截然不同的世界。巴黎公社运动之后，资产阶级政府作了深刻的反省，于八十年代初主动与工人阶级和解。释放所有在押起义工人；取消所有通辑令；让所有流亡在外者回国；开放政权，让代表工人阶级政权的政党参与竞选。故此19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成为欧洲工人暴力革命的最后一枪。

   相比之下，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是工人首先使用暴力，资产阶级政府镇压。1989中国民主运动是政府首先使用极度暴力镇压，民众奋起作有限暴力反抗。结果不但是当时民众以百倍以上的代价被屠杀，而且至今十八年过去，共产党政府的通辑令还在生效；还有当时的反抗者关在狱中；共产党还在把异议人士以“颠覆”罪投入监狱；还在厉行党禁报禁。时至最近，维权律师陈光诚和郭飞雄都被投入大狱。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欧洲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理念都转向和平演变是以资产阶级政府开放其政权、开放党禁、报禁为前提。而当今中国共产党坚拒民主、坚持专制，故在现时之中国没有和平演变的前提。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和平演变的方针，决不否定中国民众有武装抗暴的权利。只是我们从现实情况出发，判定在当今中国纯民众的武装起义完全没有可操作性。如果说1894年恩格斯就从镇压机器的物质水平判定巴黎工人的街垒斗争已经过时，那么今天的物质条件使中国共产党的镇压机器比当年还要强大千百倍。有朋友以辛亥革命为例，说明武装革命可不必表现于民众街垒，可由政府军的一部起义来承担。但是，尽管当今共产党已经式微，但其曾经强大无比的政治能量的余蕴仍使其还远远没有腐朽到清政府的程度。二十世纪初，武汉一万七千名新式清军（新军）中，近八千名都加入了文学社、共进会、振武学社等秘密反清革命团体，而清政府却懵然不知。当今，民主志士能在共产党军队中建立秘密反共组织吗？别说八千人，恐怕连八个人的组织都不能建立。

   面对现实，我们的和平演变主张，与其说是方针，毋宁说是不得已的抉择。

   除了不具可操作性外，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所实行的、与前代领导人大相径庭的统治方式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也使激越的革命方式难以得到社会诸阶层的大多数人士的认同和支持。

   底层苦难最深重的民众当然不会拒绝激越的革命方式，但是他们已不是社会的大多数，而且他们分散，难以聚集齐爆。更须虑及的是，他们的激越齐爆不是可以控制的定向爆炸，而是会炸力四射，可能伤及无辜。故对之非但不应推动，还应予避免。

   生活稍有着落的社会群体都不乐见激越的革命方式，遑论那些白领、中产阶级了。不为社会多数人所认同的变革方式，即使是具有法理依据，也是没有实效的、不可采用的。

   对中国的民主进程我们要作好两种准备。一种是持久的韧性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坚拒民主的政治惯性固然难以改弦易张，但是在世界民主浪涛的冲击下，它的专制城垣必然会逐渐地崩塌收缩，最终夷平。但这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我们无法、也不必要去估计推算它的时间。总之只要共产党专制制度存在一它，我们就坚持斗争一天。

   我们的斗争方式和内容是通过各种途径宣传社会民主主义理念；揭露中共专制制度的反动本质；抨击其所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端；指出其必然衰败的穷途末路。

   在理念宣传的基础上广泛联系各阶层人士，汇聚社会民主力量。在审慎的前提下广泛建立社会民主党组织。并把组织的发展与各地民众的维权斗争结合起来。

   然而，中国社会民主党不是包打天下的英雄。中国民主化的实现有赖于所有民主志士和个阶层民众共同的、长期的努力，甚至有赖于共产党自身的不断走向腐朽和分崩离析。我们并不急于指示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内成员去发动罢工、游行示威之类的斗争。我们的党员可以参与其中，收集民众斗争的有关资料，总结经验等，但暂不宜走向前台发动指挥。现在共产党的手法是对纯民众骚动以软硬兼施加以化解。但如果是有政治异议人士介入，就严加镇压。1999年四川民主党人王森、胡明君等仅仅是表态支持钢铁厂工人的集会请愿斗争，就被判十几年重刑。我们不应把艰难汇聚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力量过早暴露在共产党的镇压机器面前。

   社会民主主义者应须明白自己还会有另一种承担。就是在中国发生全局性突发事件，共产党政权瞬息垮台，社会一时失序时，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应立即走向前台，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呼唤冷静、理智，凝聚社会健康力量，结束骚动、建立新型的良好的社会秩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的民主典堂。

   作这种设想并非危言耸听。如果共产党坚拒民主改革，社会矛盾空前积累；贫富悬殊登峰造极，中国很可能因某种难以预料的触发点而使全局陷入高度骚乱。这种情况是共产党颟顸的政经举措造成的，亦不是我们乐见的，但残局却须由民主志士和所有有识之士去收拾。

   当今中国的问题除了社会制度的民主转型外，还有社会道德的重建问题。共产党统治的半个多世纪除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外，还极大地毒害了中国人的道德风貌。

   毛时代的政治迫害使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遭到一次大毒害。在几次政治迫害狂潮中有人因迫害他人而升官加爵，这催生激活了人性中的凶残无情、嗜血而肥。有人因遭受政治迫害而胆小如鼠、苟且偷生。有人因把政治迫害的祸水倒给他人得以自保，而催生了人性中的屈从强权、明哲保身、卸祸他人、亲情泯灭。

   邓时代，大规模的政治迫害退潮，但中国人在毛时代被毒害的人性尚未恢复过来，就又陷入另一场邓式人性毒害。那就是被邓式“改革” 所激活的急功近利短期行为、暴富意识唯利是图、不顾社会公益、不顾他人死活、只管自己敛财赚钱的寡廉鲜耻。

   经过毛、邓两次人性大毒害，社会道德极度沦落，人格高度分裂。这种情况一方面加大了民主转型的难度，另一方面，即使民主转型有了契机也有可能走入歧途或反复。对此，中国社会民主主义志士们要有清醒的估计和思想准备。

   改革一个专制制度已是非常困难，而改造提升一个被专制制度毒害了的社会道德风貌还要困难得多。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不仅是要终结专制制度，而且要建立一个从物质生活到精神风貌都非常美好的社会。民主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社会风貌就可以自然而然地焕然一新。被专制制度毒害了的人性会给社会带来许多困扰。专制主义的余孽甚至会利用民主制度的宽厚包容来兴风作浪。社会发展过程中会有旋涡和逆流。这一切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者肩上担子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