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十年代之交，邓小平等曾被称之为改革派。但后来他们的行径说明其顶多只是务实派，而且不久从务实派倒退为顽固派。共产党内真正的改革派首屈一指的是赵紫阳。还有胡耀邦、李锐、任仲夷、胡绩伟、林牧等等。从年龄和资历上来看，他们是中共革命的第二代。（邓小平应属第一代）这些人都是青少年时期投身中共革命的热血青年，不是王震那类身处底层生活无出路者。他们的改革理念是当年热血理想的继承和升华；也是多年来在共产党营垒中摸爬滚打痛苦经历的结晶。随着这一代人的逐渐故去，中共党内再也难觅这样的人士了。

   当今中共高层是些什么人呢？一部分是太子党，如薄熙来、王岐山等，另一批是平民子弟，胡锦涛、温家宝就是代表人物。

   八九民运时叫嚣“杀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 ，一说是出自王震之口；一说是出自王岐山之口。不管这传闻真实性如何，有一点被事实证明了的是，这些太子党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上是毫不含糊的。他们没有辜负陈云的信任和期望。“还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可以信任” 。对这班太子党，根本不可以指望里面出民主改革家。

   平民子弟如胡、温之流又如何？检视他们发迹的脚印，就可知此时和今后的步履。

   他们在六十年代上半期读完大学。在学校里“积极要求进步” 、“积极靠拢组织” 。在学校里入了党，当了政治辅导员。这一挡子人从青少年时期起就被中共成功地塑造成“正统的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 ，是最没有个性；没有胆略；没有独立思考；没有义勇血性的一群。赵紫阳病重之际，温家宝都不最后去看一眼自己的老上级，其谨小慎微、其冷血无情由此可见一斑。

   他们也是意识僵化、思想贫乏的一群。他们从小被灌输毛理论，对民主政治既缺乏向往热忱也缺乏洞悉了解。倒是对毛泽东“思想” 顶礼膜拜。正是基於这样的政治素质和知识素质，胡锦涛才会于2004年在一个中宣部的文件上批示：“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

   胡锦涛访问俄罗斯时，外国记者问他读过些什么俄罗斯名著。胡锦涛思索一阵列出几个书名：《古丽娅的道路》、《卓娅和舒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顿时引来一阵哄笑。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俄罗斯名著，而是前苏联的少年政治读物。稍有文学知识的人都会列出最平民化的名著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罗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陀斯托夫斯基的《白夜》等。胡锦涛的回答反映了他的知识和思想水平都还停留在苏共--中共的少年读物水平。而知识的肤浅又意味着他思想的僵化。

   或许胡锦涛、温家宝都廉洁清正，也不挥霍奢侈。据说胡锦涛就一直拒绝搬进中南海。这比那四处皆见的贪官污吏要好得多。但是，胡锦涛们不是乡镇县市级小官，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人们对他们的期望不仅仅是廉洁，而是要勇于改革。然而，他们这群思想成旧的政治阳萎者能担此重任吗？

   如果说八十年代中后期胡耀邦、赵紫阳欲进行政治改革时，有陈云、王震、李先念等顽固派制肘甚至压制，那么在新世纪到来后，尤其是江泽民也交出权柄后，来自老人集团对政治改革的阻力已经消除。而另一方面，业已离休的第二代革命者如李锐、任重夷、吴南生等却在呼唤改革。可是，胡、温之流不但不借这些老同志的东风，反而压制他们。2004年广州最敢言的报纸《南方都市报》遭到打压。任重夷、吴南生上述中央和广东省委，为之仗义执言，竟遭冷遇。而《南风窗》和《同舟共济》两份杂志由於刊登任仲夷呼吁政治改革的文章，竟遭肃整。中宣部专派一名副部长南下处理，将《同舟共济》的主编革职。以致任仲夷、吴南生愤而辞去《同舟共济》顾问的身份。

   中国青年报时政专版《冰点》因常刊登清新观点言论而广受欢迎。中共高层发文指责《冰点》“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勒令其停刊。北京《新京报》主编也因言论大胆而被撤换。这些都说明中共最高层并无作政治改革的意愿。胡锦涛除了在那个批示上大赞朝鲜、古巴政治上一贯正确外，还在2004年9月纪念人大成立50周年的大会上说：“历史证明，在中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中国目前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这一断言和宣称表明了当今中共最高层领导人根本没有从事真正改革的意愿。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直选二十几年来一直停留在村长水平，再也迈不开第二步。而村是民众自治机构，不纳入政权机构。换言之，中共建政五十八年了，其最低一级的政权机构都不是经由民主选举产生。即共产党的政权没有丝毫民意基础；没有丝毫民主。

   胡温之流思想僵化乃至反动最尖锐的表现是重判“新青年学会” 、杨天水等。在党管法的政治原则下，这类政治案件的重判，没有中共最高层点头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共产党思想意识的僵化和反动主要表现在其最高层言行，那么共产党的黑社会暴力化则主要表现在其中下层。

   1998年海外民运人士魏泉宝、张林潜回大陆，准备开展民运工作。他们是走在街上被共产党政治警察绑架式抓捕的，并诬陷他们一个罪名--嫖娼。

   《山西青年报》编辑高勤荣，由於撰写“山西假渗灌工程”报道，在被誉为打假英雄记者的同时得罪当地一批官僚。官僚们对他设计陷害、罗织罪名，指控他“介绍卖淫、受贿和诈骗”三项刑事罪判入狱13年。高勤荣在坐了8年牢后提前释放。此后高走上漫漫上访诉冤路但一直处以各方推诿之中。

   毛时代，共产党很轻易地就能以反革命罪、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抓人坐牢。现在共产党已不能随意构建此项罪名，而镇压、迫害之心又如此酷烈，於是走上从暴力绑架式的抓捕到诬以嫖娼之类罪名的类黑社会之途。

   河北省定州市委书记和风则更上一层楼，从类黑社会升级为完全黑社会。和风大规模征农地而补偿甚微，引起农民不满并起而抗争。农民们长期在被征的土地上扎营守卫。2005年6月和凤竟动用来历不明的三百多人用大刀、棍棒和枪支袭击守地农民，造成六死十八伤的惊天惨案。最近报载广东绕平县一个村庄因巨额征地费被村官鲸吞，20007年2月4日，数千村民到镇政府请愿抗议，要求取回征地赔偿费。结果被数百名身份不明大汉以刀棍袭击。数百村民受伤。村民报警，警察置若罔闻。

   类似上述事件遍及全国。如广西南宁兴宁区的上海路、南京路围合区地段，属于一级商业用地，当地政府将此黄金宝地征用再转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从中谋取高额利润。由於补偿费太低，一些住户难以另觅合适住处，故拒绝搬出。当地政权出动数十部载有上千名警员和政府官员的大卡车，包围了这个拆迁地段，然后冲进了拒绝迁出者的家中，双方发生冲突。一名十九岁的青年在事件中死亡，多人受伤。

   中级官员的黑社会暴力行为有着广泛的示范作用。现在共产党基层干部和警察使用暴力已是家常便饭。2005年10月，浙江《台州日报》副总编辑吴湘胡因刊登批评交警乱收费的新闻报导，惹恼了交警支队椒江大队大队长李小国，他命令在岗执勤的40名交警，分乘10多辆警车冲进台州晚报办公大楼，将吴湘胡打得大小便失禁。据媒体对目击者采访后所作的报道，这群警察扯着吴湘胡的头发，反扭着吴湘胡的双手对其拳打脚踢，致吴湘胡大小便失禁多处创伤，然后塞入警车拖走。吴湘胡重伤卧床不起，终于2006年2月伤重不治而逝。

   对一个大报的副总编辑尚敢如此使用黑社会式暴力，遑论对一般平头百姓？无怪乎中国到处都发生地方官僚动用暴力拆迁和征地的事件。

   当一个政权广泛使用黑社会的手段来对待它的政治异议者和反抗其横征暴敛的民众，说明它在意识上已失去自信；在行为上已失去最起码的自制，完全堕入抓狂式螺旋下坠。它的路快走到尽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