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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产党官僚贪腐的最高段位 无论是八十年代倒卖各种原材料和产品,还是九十代的倒卖批文;抑或新世纪的“圈地” 和企业私有化,共产党贪官用来买卖的都是物。这其中固然在逐步升级,贪污的数额和层次都不断在提高,但与近年共产党官僚贪腐的最高段位来比都还是初级阶段?那么这最高段位是什么?是买卖无形且价值无定之物--官位。
九十年代中后期,笔者已从国内友人发来的信息中得知买卖官职的事情已广为发生。某人想得到某一职位,极力讨好关键的上级。除平时极表恭敬外,尤其注重在上级家庭有喜庆事时送上极厚的红包。我当时在对此嗤之以鼻之余,实没料到曾几何时这勾当发展到如此明目张胆、明码实价的地步。由於过於猖獗暴露,中央不得不过问之,也惩处了一批卖官鬻爵者。如陕西省商州市委书记张改萍从2000年11月至2005年9月,利用职权为他人在晋升职务方面谋取利益,先后收受商州区教育局原局长陈某、柞水县原副县长陈某等28人贿赂共计106.9万元。
四川省凉山州委副书记曹永葆在1994年至2004年担任凉山州委组织部长、州委常委、州委副书记期间,利用职权在任用、提拔干部时关照贿赂者,先后收受他人贿赂152.3万元,另有107.4万元、1.18万美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国家级贫困县―定远县县委书记陈兆丰所收207人334次283.76万余元贿赂中,除去9人37次是为承揽工程外,其余均为升迁、提拔。平均每顶官帽1万多元。权力成了陈兆丰有恃无恐的靠山,卖官是他大肆敛财的最好工具。其卖官的猖獗程度是在被纪委调查期间,还在收卖官之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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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官鬻爵之风已吹遍中国,其中规模最大的当推黑龙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案。1999年,任牡丹市副市长的马德通过贿赂时任黑龙江省省长田凤山和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韩桂芝当上绥化市委书记。他花钱卖到官后就要以卖官把投资成倍成倍地赚回来。其任职四年之中,把绥化市委大院变成乌纱帽销售部。其卖官职囊括绥化市属下十县市半数以上处级干部,达265人之多,收取贿赂两千多万元。
然而卖官“产值” 最高的还不是马德,而是太原市委书记侯伍杰。从2000年到2001年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卖官创收达5000多万元。平均每天10多万元。无论是“总产值” 还是“单位时间产值”都独占鳌头。
毛时代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选拔、提拔干部。这是一部血腥的历史。许多人就是通过做运动员,在政治运动中整人,踩着别人的政治尸体乃至人身尸体向上爬。一大批文革保皇派就是通过在文革中保共产党统治秩序、镇压屠杀“黑五类” 、镇压屠杀造反派群众而登上官位。
邓时代是对知识分子采取拉拢政策。在八十年代提拔了一批有学历的专业人士。同时也在陈云力主下提拔了一大批高干子弟。这是一部官知联姻史和子承父职封建史。现在这些历史卷页都翻过去了。文革保皇起家者仕途已尽。官知联姻得宠者也年届退休。太子党入选者固然意气风发,但邓小平拟定的年龄划线制使之宦途有限,落选者更只得去沉浮商海。这一系列情况的迭加使共产党提拔干部的伦理原则出现空窗。遂使卖官鬻爵有了登堂入室的可能。但是,真正使卖官鬻爵能风行于世则归功于共产党的专制政治。中共各级党委领导人的产生,选举流于形式。真正人选由上级党委钦定。疏通上级关节是谋取官职的捷径。马德不就是这样到绥化走马上任的吗?更何况更多的党政部门领导人是由组织部直接任命,这更使大权在握者卖官成为可能。
卖官与买官是孪生兄弟。如无人想买,卖者何处寻顾客?然而情况是想买官的人多不胜数。何故?当官可以获取巨大利益,特别是那些“肥缺” 。这除了前述当官可以“非法” 贪污、“合法” 贪污、挥霍享乐、作威作福外,还有复制扩大的机能。买官花了钱,如何不可以卖官再若干倍地捞回来?
例如黑龙江省绥棱县委书记李刚买官花了人民币42万元、美元1万元,尔后他卖官则收受贿款219万余元。
马德更是成果丰硕。他通过贿赂田凤山10万元、贿赂韩桂芝80万元当上绥化市委书记。而他卖出两百多个官职则收受贿赂达2338万元。收入是付出的26倍。试问做什么行当有如此丰厚的回报?
当然,卖官买官也不总是一出皆大欢喜的剧目,有时它会给买卖双方带来灾祸。如山西大同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李慧敏收受该局交通支队副教导员宋建忠的贿赂,帮他升官,但后来却不兑现。宋建忠恼怒之极于今年1月杀李全家。李身亡,家中三人皆受伤。
一个政权的官员贪污受贿从经济类运作到买卖官职,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它揭示这个政权的腐朽程度已病入膏肓,表明这个政权的官僚已廉耻丧尽。它预示着这个政权离其崩溃之日不太遥远。因为买卖官职说明政权中人纯粹是利益的结合,再丝毫没有意识形态的维系力。当利益的链条断裂时,政权的统治链条也会断裂。
当今中国共产党的贪腐创古今中外最高记录。如此之炽烈的贪腐会导致亡党,对此共产党最高层的某些有识之士并非不知。他们也忧心忡忡,并做出某些努力以求扭转危局,但效果阙如。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使人不由得想起大明末代皇帝朱由检。朱由检的勤政在大明十六帝中堪称上乘,但可惜他时运极为不佳。在那最后惶恐的岁月里,朱由检曾几次在朝廷上对皇亲国戚、高官重臣门作揖打恭说:“现鞑虏入寇、烧杀掳掠、灾荒连年、流民四起,征讨所需甚重、然国库空虚、三饷无着、国家危在旦夕。恳请众爱卿慷慨解囊,以救社稷于危难之间……”说得是情恳意切、声泪俱下。可是众皇亲国戚、高官重臣均铁石心肠,丝毫不为所动。在他们看来,你朱姓皇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自古亦然。你大明完结,我等投靠新主,如何不会有一片新天地?为何要为你必死无疑者白送上我多年的敛集?
当今共产党的贪官们也有类似心态。他们也明白专制不会长久,能在台上手中有权时就尽量捞。享尽人间的犬马声色、荣华富贵。更有远见者,把钱财子女及早远送国外。共产党政权崩塌后的洪水滔天与我何干,我有享受就行。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共产党因不可遏制的贪腐而导致亡党,不是共产党里的“朱由检” 的忧心和“勤政” 可以挽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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