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非常遗憾的是，一些自由主义学人的文章，大都颇有思想舞台感。包括徐友渔君的这篇文章，虽然他好像只是下意识地使用了思想舞台一词，但身处话语中心那样的自我放大，还是忍不住地溢于言表。不知这样的下意识是否与身处权力中心城市有关，是否与身处官家最高学术机构有关，是否与拥有官家最高学术职称有关。不管怎么说，这样的下意识，是很不自由的。攀附权力固然是不自由的，对话语权力有所执着，也同样会使话语者的心态变得不自由。
徐友渔文章以主要内容和思想舞台来描述中国当代的思想图景，多多少少是有些失真的。这样的描述，不仅对于体制外的思想者来说是不真实的，即便对于体制内的思考者来说，也是不真实的。比如，对于以谢韬先生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来说，显然失真。有关谢韬先生的学养显然难以作出自由主义的限定，但假如将谢韬先生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说成是左派思想，却会让人啼笑皆非。谢韬先生的思想谱系绝对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至多受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影响。但是，谢韬先生的那篇文章，不能不说是当今思想舞台上的主要内容之一，假如确实存在思想舞台的话。
仅以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划分思想阵营，可能是又一种黑白思维二分法。这样的归类方法，不仅在谢韬先生的文章上显得捉襟见肘，也会在另一类人物那里不知所措。比如，中央民族学院的那位张宏良教授。张教授的一番演讲，据说也具有如同谢韬文章那样的轰动效应，题目是《中国即将发生的社会转变》。有趣的是，张宏良教授和谢韬先生一样的救党救国心切，只是他的救亡方向，他的救亡方式，与谢韬先生南辕北辙。
张宏良教授的演讲，显然是在扮演一个现行体制的发言人，一个当今最高权力的代言人。不管他有没有获得最高权力的授权，他已经把发言人和代言人的角色，演得活龙活现了。
为了配合最高权力者的“和谐社会”论，张宏良教授把当今的中国社会描述为“由建立野蛮血腥的丛林社会向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转变。”他将邓小平主政以后的改革开放，说成是“持续数十年创建残酷竞争的丛林社会，实行丛林法则的血腥训练。”然后断言：“资本的处世哲学就是‘只要我能过得去，哪怕洪水滔天’。”张宏良教授一面把专制帝王的处世哲学套用到资本头上，一面将邓小平的“少数人先富起来向共同富裕”口号，说成“是个骗人的东西，不但实践上行不通，理论上也是骗人的。”以此批判一下邓小平的“猫论”，调戏一下在权钱交易中处于劣势的民众，但真正的主旨却在于，向躺在水晶棺里的毛泽东致敬。
为了讨好最高权力者对自由知识分子的敌视，张宏良教授公开践踏中国知识分子，气势磅礴地发表如下高论：
江青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啊，拿着知识分子当宝贝，主席逝世后对手在组织军事政变，她却跑到清华北大组织梁晓（两校的谐音）写文章，准备为来年三月份开人大拉选票造舆论，结果怎么样？让人铐子一扣扔进了监狱，到死也没有得到选举的机会。万戈为成，贝文为败啊！我们老祖宗造出这两个字就是警告我们要提防知识分子，谁拿知识分子当宝贝，谁就必然失败。中国走到今天这个危险地步，也是因为被那些所谓知识精英主导了改革，被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和法学精英给骗了，结果是把老百姓剥夺的精光，把民族精神毁了个干净，这就是贝文为败的活生生活的教训啊。所以中国的老百姓从来就拒绝接纳知识分子，中国当官的更是不把知识分子当人看，大家看一下汉字的“士”和“仕”两个字，“士”是知识分子，“仕”是官员，也就是知识分子只有当了官，才给加上一个人字旁，当了官才算是个人，不当官就不是人，就不能加这个人字旁。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文人的定论，并且是传统文化源头就形成的定论，你总不能说仓颉造字是受四人帮影响的吧，总不能说中国造字的老祖宗都是极左派吧。
张宏良教授由此得出如下结论：
其实中国的问题是在精英而不是在百姓，中国老百姓的文明素质没有问题，看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就明白了。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也可能会认为是中国人有问题，鲁迅那么伟大都错误地认为中国人有问题，像《阿Q正传》就是说中国人有国民劣根性的，有了毛泽东我们才知道中国人并不差。就精神风貌和道德风尚来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是世界学习的榜样，和今天正好相反，今天的中国人是全世界道德风尚的反面教材。
张宏良教授最后抛出的救世良方，是回到毛泽东时代，高举毛泽东思想：
按照中国古代“五行”说，东方是木，西方是金，南方是火，北方是水，中间是土。五行中是金克木、火克金，金克木如同狼吃羊一样是天然的秩序，这是冥冥中注定的，注定了西方征服东方征服中国，而中国不可能单靠自己力量去征服西方，如同木不可能反过来克金，羊也不可能反过来吃狼一样，木头是不可能砍斧子的。那中国怎么办？毛主席一代大佛，给我们留下一套三个世界理论，就是以火克金，这绝对是个法宝啊，可惜我们后来丢掉了。现在我们正在重新拾起这个法宝，以火克金，有两把火，一是非洲这把火，二是伊斯兰这把火。21世纪中华民族就要借助这两把大火，同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孙族群展开历史大较量，由较量形成平衡，由平衡形成合作，在合作基础上双方携起手来在共同整合东西方文化，共同创建地球村的合理规则和和谐文化。
我不知道自由主义诸君有没有注意到张宏良教授这类人物。比起汪晖那样的新左派，张宏良教授的向左转不仅彻底，而且颇具有煽动性。张宏良教授的学术素养虽然比不上汪晖等新左派学人，但他的演讲却地抓住了社会不公，贫富对立。他抓住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仇富心理，抓住了中国人几千年来习惯了的均贫富传统。我相信自由主义诸君绝对不会认同张宏良教授的演讲，但我不知道他们会如何动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资源，对张宏良教授作出令人信服的反驳。
须知，张宏良教授的演说，更加直接地抵达民众，更加有效地煽动民众对贫富对立的愤恨，更加成功地替最高权力者控制民众运动民众。民众不会对学术规范感兴趣，也不会对谁处在思想的舞台中心有好奇。民众关心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张宏良教授在演讲中扔出的诱饵，恰好就是民众所关心的切身利益。在张宏良教授的这种十分可怕的思想投机面前，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间诸多论争，反倒像是一场场无关痛痒的学术游戏。
但张宏良的指鹿为马，并非是不可辩驳的。只消引述一下活跃在互联网上的民间思想者对于中国社会的思考，就足以使张宏良想倒要退回去的毛泽东时代原形毕露。这里引出的，是一位网络思想者芦笛君的文章，叫做《小马过河谈国情》。在论及毛泽东时代的所谓社会稳定性时，芦笛君指出毛泽东及其专制政党，通过如下三个途径，获得其统治地位的不可动摇。
１、强占国家一切物质资源，确保它们不会落在反抗者手中。扫荡一切独立精神权威和道义权威诸如宗教组织等等，垄断把持文化教育宣传新闻传播，以此垄断全国精神资源和信息资源。
２、将所有国民都编织入一个无比庞大而严密的组织网络中，就连无业者也有管理单位（街道委员会），将每个社会成员终生焊死在原位，不但没有游动可能，而且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持续监控。这一条非常重要。因为历代痞子造反的先锋队都是没有正当职业的游民，所以朱元璋那暴发游民上台后便首先实行严打游民的措施，首创将游民登记在案，不许他们到处流窜的政策。
３、剥夺一切人民财产，实行党有制，控制了每个人的粮道，使得全民彻底丧失自食其力可能，造成“一饮一啄，莫非党赐”的局面，使党成了人民不折不扣的衣食父母，人民则化为党的奴隶（这里提醒诸位注意，“奴隶”并不是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的囚犯，是可以到处走动的。传统社会的丫环就是按等级领取“月份”的女奴，其与主子的关系实质与人民和党的一模一样，凡事不能自己作主，必须一生交给党安排）。
不仅如此，芦笛君进一步指出，为了使中国民众对此一无所知，毛泽东造成一个让他们“知足”的政治生态环境，具体措施如下：
１、将中国封闭起来，使得人民没有和外界比较的可能，因此不会产生“横比”造成的不满；反复宣传西方地狱场景，使得人民庆幸自己没有活在别的制度下。
２、根据国人“公平不是机会均等，而是收入平均”的传统理解，在政治上实行等级制度的同时，在经济上实行平均主义，并严厉惩治贪污，进一步使得人民不会因“横比”产生不满情绪。只要大家一样穷，便穷死而无怨。
３、设置“阶级敌人”作“幸福对照组”，进行“正面横比”，让他们的低贱衬托出人民地位的崇高；以唆使、奖励、逼迫人民无止境地迫害阶级敌人作为“幸福致幻剂”，在这群体吸毒过程中让人民获得一种“当家作主”、“扬眉吐气”、高人一等的强烈幻觉。
４、剥夺人民一切发财致富的可能，并将人类发财致富的天然欲望当成最可耻的罪行加以反复的严厉谴责。既然没有任何人能发财，无希望当然也就无所谓失望，从根本上杜绝因结果未达预期值而失望的可能。
５、开展持久的“阶级教育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办“阶级教育展览馆”，以极端个例甚至虚构事例（例如最有名的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进行“正面纵比”，将 “旧”社会描绘为人间地狱，使用西方发明的广告手段反复强制输入强烈信号，直到全国人民，就连知道真相的过来人也罢，都被彻底洗脑，为他们有幸泡在今日 “蜜水”里而无限幸福。
６、效法传统君王通过任命官员而使得官员变成“沐天恩”的债务人，通过控制人民粮道，变成人民的衣食父母，使得人民永远处在欠下了党和毛主席的恩情的被动位置上；指令无耻文人创作大量马屁作品诸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反复强化人民的条件反射，使得毛在人民心目中成了超过父母的第一恩公，连吃饭喝水都忘不了感谢毛主席。
７、将高干奢侈腐化的生活严密封锁在“军事禁区”中，让普通人绝对看不见，听不到。绝对不许百姓知道政府其实是靠抢劫人民而存在的，更不许他们得知被抢走的钱用到哪儿去了，只在媒体上强力宣传伟大建设成就，因为一般没有明显贪污现象，愚民自然也就不会想到他们的钱其实被政府塞了狗洞，只觉得能接触到的中下层干部都极度清廉，当然不会产生“政府为何要把我的钱抢走，又用到哪儿去了”的疑问。
[上一页][目前是第2页][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