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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作秀，是当年在朝廷那里受了些委屈的名流之后，抱有某种莫名其妙的虚荣心，将当年的受害者冠以最后的贵族。所谓贵族，在我的理解，有两类。一类是显贵意义上的贵族，以社会地位，权势财富等等作标记。比如魏晋时代开始的士族门阀制度，造就了一个等级社会以及从这种社会中产生的“王谢堂前”的贵族。不过，必须说明的是，由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江山易手，这类贵族实在是稀有动物了。比如明朝的贵族算不算贵族？因为其祖先，不过是个叫花子。但即便如此，按照这样的贵族定义来说，当年的名流右派们，也算不上什么贵族。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就好比一伙人去抢银行，成功之后，进去抢的还没自称是贵族，在门口把门望风的，却把自己封作了贵族。这是十分搞笑的。
当然，还有另一层意思上的贵族，不是着眼于显贵，而是在于高贵，在于精神上的高贵。但是，当年许多著名的大右派，无论是跟着造反有理的毛泽东鞍前马后，还是后来被毛泽东打作右派之际，他们有没有向毛泽东表示过他们不可侵犯的尊严，有没有表示过他们的民主理念是不可改变的？他们非但没有，而且还痛哭流涕，而且还一个劲地认为，他们受了委屈；一个劲地向党向毛泽东表明心迹，他们根本不想造反作乱，根本不想跟共产党平反秋色，根本没有跟共产党共掌天下的意思。假如如此可怜的人物，都可以称之为贵族，那么天底下还有什么人不能称为贵族呢？
要说高贵意义上的贵族，当年不是没有。有，就在这批可怜人的眼皮底下。比如陈寅恪，就是这样的贵族。跟当年一些文化人争相到红色朝廷里做官相反，陈寅恪选择了壁立千仞。当初，朝廷不是没有招降过陈寅恪，也不是没有向他封官许愿，但他提出的条件，却是红色朝廷无法接受的：不许党管，也不学马列。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不可动摇，思想自由的权利，不可剥夺。当年被打成右派的文化名流，有这样的贵族气么？
倘若陈寅恪的高贵，为他们无以企及。那么再看看比名流们不知在地位上低多少，在名声上小多少的林昭们。说实在的，当年的大右派遭难，还有个朝廷感到威胁的说法，不管那样的感觉是虚幻的还是实在的。但无数普通知识分子无数学生被打成右派，却实在是真正的无辜。有的甚至是因为要凑比例而被摊派上的。但恰恰是一些无辜的学生，一旦面对右派的罪名，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他们非但不认罪，而且还继续坚持自由的立场，创办《星火》那样的自由思想刊物。他们当中最为坚定的几个，无一例外地被杀害。其中，数林昭的反抗最为激动人心，也数林昭的死难最催人泪下。
在独立笔会这次出版的一本《诗与坦克》诗文集中，选用了林昭的一首长诗。林昭以普罗米修士与宙斯的对话，隐喻一个盗火者与独裁专制君王的抗争。其中的每一行诗句，不要说那些文化名流根本写不出来，甚至连想都不曾想过。在有头有脸的大右派个一个个低下头去的年代里，林昭和她的同学们，却向暴君抬起高贵的头。假如中国将来要做一尊自由女神像的话，林昭应该成为其原型。林昭是中国的自由女神。在最为黑暗的年代，是林昭和她的《星火》诸君，用和生命划亮了一根自由的火柴。当年，也许还有林昭那样的不屈者，也许是因为被扼杀在黑暗中，至今不为人知。不管怎么说，假如那个年代真有过高贵意义上的贵族的话，那么就是林昭及其《星火》诸君。他们是高贵的一族，是可贵的一族，更是宝贵的一族，是可以令人联想起俄国十二月党人那样的贵族的一族。他们是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是这个民族最为本真的灵魂。他们在没有自由的年代，说出了自由的话语；在没有自由思想的年代，说出了自由的思想。曾经有人装模作样的说，在毛泽东时代曾经有过失踪的思想者。那个人完全搞错了。那个年代的思想者根本没有失踪，他们是倒在血泊里。就像北岛所写的诗句那样，“从星星般的弹孔中，流出了血红的黎明”。从林昭们的牺牲里，站立起了自由的思想。
有关五七年右派的反思，陈寅恪和林昭，应该成为两个精神的历史座标。今年，在美国的东部和西部，先后举行了两次反右的追思大会，一次比一次隆重。遗憾的是，两次大会都没有提及这两个精神座标。那可能是因为，一些知名的右派，并没有被这两个精神座标照亮。右派之间有无良心良知的标准，是能否批判反右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因为能够批判，已经算是有良心有良知的了。还有一些，会把自己的成为右派，归结为母亲打了孩子。这可真是深入骨髓的奴性。在这样的奴才面前，能够对毛泽东说不，确实算得上具有自由意识的了。对于一些真正的奴才来说，被打成右派确实冤得不能再冤，但对于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右派来说，不是冤不冤的问题，而是当年有不有因此而低头的问题。
《开放》杂志上发表的千家驹回忆，值得一读。千家驹痛恨自己当年为了不当右派而把别人打成右派。同时，他又对私德不太好的章乃器，在被打成右派后的坚决不认罪，表示钦佩，并且自惭形秽。千家驹的这个回忆，写得颇有自由意识。有时，自由思想并不是在对他人的批判中，而恰好是在对自己的反思当中，体现出来的。因为从专制的中国文化空间里走出来的中国人，几乎个个都是专制文化的带菌者。能够反省自己的专制心理，包括流氓和奴才两个方面的专制心理，专制意识和专制话语，自由也就在其中了。
相比之下，当年一些名流右派，依然难以面对真实，难以面对自己。他们依然抱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虚荣。当年的屈辱是不好受的，但当年曾经有过的风光却是难忘的。他们虽然也会声讨一下暴君，但那样的声讨，那样的写作，由于没有自我观照和自我反思，由于缺乏明确的自由意识，其自由的含金量，是比较低的。他们的虚荣，也许可以和那个反右六十周年讨论会的组织者，互相共鸣一下。因为在那个组织者眼里，右派也是分等级的，按照当年名声的大小，按照当年官位的高低。非得要让名流右派到会，才能让会场蓬荜生辉。章乃器的儿子，因此作为贵宾风风光光地出席。而林昭以及《星火》诸君，由于她们当年的名声不够，级别不够，自然就不在会议的关注之内。
不要以为到了自由世界，就是个自由人了。就算是在自由世界的学院里受了自由的教育，也不一定就是个自由的人，不一定就真的具有自由的思想。我曾说过，苏联的专制，是用镣铐来表示出来的。而中国式的专制，却是像种庄稼一样种在中国人的心里的。内心没能获得自由，走到哪里，都可能依然是专制的奴才。奴才的言行，具有两种似乎相反的特征：或者霸道，或者諂媚。一个图爽，一个图嗲。是不是自由之人，是不是自由之言论，是不是自由之思想，只消看一看，其言语有没有爽的霸气，有没有嗲的奴腔，就可以明白了。爽是侵犯他人的尊严，而嗲则是出卖自己的尊严。
林昭当年，并非是要为自己争什么名份，更不是要与朝廷争夺江山，她要的只是言论自由的权利，她要捍卫的只是人的尊严。但恰恰是这样的诉求，最不为独裁者所容忍。林昭以生命所照亮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是尊严，而不是虚荣。民主运动，并非是一场权力的角逐，而是一种权利的实现。同样，自由的话语，也不是虚荣的作秀，而是尊严的体现。既体现自己的尊严，也尊重他人的尊严。因此，是自由的话语，还是专制的话语，一个基本的界分，就在于有没有侵犯他人的尊严，有没有出卖自己的尊严。
独立笔会的网刊，叫做自由写作。我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写作自由的权利一旦实现，那么接下来就是有没有自由的写作了。在独立笔会出版的这几本书里，收了许多笔会成员的习作。其中当然高低参次不齐，但努力的方向，却是一致的，走向自由写作。写作一旦自由了，如何抵达自由的写作，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课题，悬挂在每一个自由写作者面前。
在独立笔会出版的这几本书中，收有不少自由写作意义上的好文章。除了林昭的长诗，还有其它一些诗文。其中，旅居北欧的阿海，写了篇好文章。他对于余秋雨有关北欧旅行的文化散文，作了相当有说服力的批评。以前，余秋雨不断被人指责，为什么不忏悔，我曾对他有所同情。因为要说忏悔，当年打死人的红卫兵，更应当忏悔的。为什么总揪住文化人余秋雨不放呢？再说，给红卫兵命名的狂热分子，都没有出来忏悔过，为什么对一个文人那么不依不饶呢？读了阿海的文章，我才发现，余秋雨成名之后也为名所累了。也许，现在的余秋雨，应该对自己越写越平庸越写越随便的文章有所反省。我希望他能读到阿海的批评。
独立笔会对于生活在自由世界里的人，没有多大意义。但对于依然在专制底下抗争和挣扎的人们，却具有很大的保护作用和关切作用。比如，其成员师涛因为追求新闻自由而被捕之后，独立笔会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古人说，君子群而不党。但古人也说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甘被专制统治的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在自由被剥夺的年代，自由便成了一种追求。而在自由不再成为问题的空间里，自由又成了一种自觉。有了言论的自由，还得说出自由的言论来。我愿以此与独立笔会，与所有的网民们，共勉。
谢谢大家！
2007年7月9日，根据7月7日的演讲，重新整理。
《民主中国》首发
(言论自由和自由言论――在《独立笔会》走向公民写作讨论会上的演讲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上一页][目前是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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