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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精神家园，以对未来的文化建构说是的方式，对以往的和现存的专制及其相应的精神病菌说不。经历过周－孔文明的历史废墟，可以发现残存在这个废墟上的最后一根支柱，乃是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那样的演义小说为标记的民族文化心理创伤。这个创伤最早由鲁迅点破过，虽然鲁迅本人也是这一创伤的历史标本之一。鲁迅是黑暗黑透了的亮色，一如本书作者在致一位昔日的友人的信中所说：
鲁迅之所以能够那么犀利地批判国民性，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他所批判的国民性的一个活标本。对比于鲁迅的那些侠义同乡秋瑾、徐锡麟、乃至陶成章、章太炎等等，鲁迅无疑如同他所鄙视的国民一样怯懦；对比于王国维、陈寅恪于历史的洞若观火，鲁迅把历史归结为吃人二个字无疑十分简单而极端，其话语如同吃人的历史一样充满暴力气息；对比于嵇康那样的洒脱，鲁迅很在乎自己在文坛上的身份和地位；面对女性，鲁迅显然缺乏曹雪芹那样的明朗和清丽；如此等等。简而言之，鲁迅正因为他本人是个丑陋的中国男人，才知道如何批判中国人（主要是中国男人造成的并且又主要体现在中国男人身上的）的国民性。
重建精神家园，是对鲁迅方式的拒绝。正如专制的批判者最后往往成为专制的病患者，对专制的批判通常会演变成对专制半推半就的认同。批判和羡慕，反对和模仿，仅一步之遥，仅一纸之隔。这就好比男女之间的两性战争，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俗不可耐的打情骂俏。
在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为心理基础的国民性面前，鲁迅的批判是深刻的；而在以《红楼梦》为标画的汉语文化背景里，鲁迅的批判是肤浅的，有时甚至是阴暗的。顺便说一句，这也是鲁迅读不懂《红楼梦》的原因所在。鲁迅感觉到些许贾宝玉之于悲凉之雾的领略，但他从来没有读懂过林黛玉所意味着的诗意及其存在的光泽。鲁迅的文章，是地狱之火。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是奔突在地底下的地火。重建精神家园，应该从对鲁迅的怜悯开始。一如反观“五四”前后和“五四”以后的历史演变，应该从对毛泽东现象的洞见起步。
经历过“6·4”的洗礼，发现1989年那场历史悲剧的最大教训之一，就是精神上的贫乏。虽然中国的八十年代是在向西方文化的狂热学习下度过的，但当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一旦走进历史，他们能够使用、并且不知不觉地使用着和使用了的，依然是毛泽东留下的历史话语。对传统的全部批判全都被诉诸了批判的传统，那样的传统不仅让人联想到“五四”时期的偏激，甚至与文化大革命时代的造反有理都相去不远。事实上，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专制不仅不会被批判所终结，而且还会在批判中获得复辟和履旧的机会。
今日的专制者乃是昨天的专制批判者，而明天的专制者又可能从今日的专制批判者和专制反对者当中产生。专制和批判形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历史怪圈，让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陷入其中如同掉进沼泽地一样。时至今日，无论是“6·4”之时还是“6·4”之后，人们依然被批判所缠绕，人们依然习惯于从反对中寻找未来，从而依然从专制走向批判，从批判走向专制，从反对专制走向成为专制。专制和批判，或者说批判和专制，彼此打了个难以解开的历史死结。想要解开这个死结，不得不从批判中断然退出，转向精神家园的重建。
不以批判的方式重建精神家园，不言而喻地拒绝了与专制传统的对话可能。对专制最为致命的扬弃，来自从专制阴影中走出来的个人、对于自身文化心理和精神人格的重新构建。由于流亡异国他乡在生存空间上的拓展，无论怎样艰难，都将使文化的创造避免再次陷入陈寅恪式壁立千仞的绝境。生命的欢庆意味，由此充分体现在写作过程之中，致使本书的讲说方式一洗学究气十足的学术尘垢，回到文化首度被诉诸语言的讲说方式上。诸如老子、庄子的方式，或者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的方式，甚至还可以是《三海经》、《世说新语》、或者《圣经·旧约》的方式。
也许与庄子的方式更加接近，既是简单的，又是赏心悦目的，并且还是混沌和苍茫的。尤其是面对自然和音乐、面对生命和欢笑的时候。有人说，这是一种全新的文体；但事实上，又是对人类始源写作的一种回归。在维特根斯坦说过沉默之后，这样的回归成为可能。这样的言说方式使批判黯然退席。老子当年在论及政治时，没有一字提到周公和周朝制度。当然，那样的方式也使后人产生了误解，以为老子在讲说某个理想社会，而不是在批评周公建制。因此重建的方式可以不诉诸批判，但也有必要提及讲说的语境。
就作者本人的写作历程而言，本书的写作是作者三部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商周春秋》、《汉魏春秋－－汉末党锢之谜》）的延续，也是作者在此前五卷本的思想文化文集基础上的一个飞跃。以前的小说和著书，系于汉语文化的记忆，基于从“五四”到“6·4”的历史嬗变。本书的视野自然远为广阔。经历过“6·4”之后，文化的重建不应该也不可能停留在当年“五四”的水平上。
重建精神家园之于“五四”的超越，在于不再以所属的语言、民族、国家为局限，不再是引进式的，而是开放式的，是面向整个人类文化的精神构建。有人称之为，普世写作。这种普世写作在文学上的例子有卡夫卡的小说，或者艾略特的诗歌等等。
普世写作并不与全球化的文明趋势直接对应，而是人类文化本来就具有的一种品性。普世写作也不以写作对象或者讲说对象为转移，而是以人性的相同和心灵的相通，作为写作的前提。普世写作不干预生活，因为无论是写作所面对的还是写作所呈示的，本来就是生活本身。已经在生活之中，就没有必要刻意干预。也是因为在生活之中的缘故，所有生存上的艰辛，都可能成为洞见存在的前提。普世写作既拒绝文字游戏，也拒绝兜售生存困境和人类苦难。生存的任何悲苦，一旦丧失存在的观照，都会走向毫无诗意的愤怒，变成鲁迅式的地狱之火。对比于《阿Q正传》和《日瓦格医生》，一者是毫无诗意的愤怒， 一者是诗意盎然的悲剧，两者的区别一目了然。悲剧通常关乎苦难，但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一定是悲剧。有时，苦难会以喜剧的形式出现，并且一再重演。
走出鲁迅的阴影，意味着走出精神的地狱。仇恨不应该成为写作的心理动力，慈悲才是精神家园的重建原则。普世写作的普世性，首先是由慈悲和怜悯体现的。站在大峡谷面前，或者倾听着法瑞的《安魂曲》，会自然而然地领略写作的普世性。贝多芬的音乐是普世的，但同样一个德国音乐家瓦格纳的音乐，却是德国的。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十分清楚。谁也不会把贝多芬说成是德国音乐家，一如谁也不会把瓦格纳说成是普世性的音乐家。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笑忘录》写得再努力，也会让人读出其中的布拉格特色；而《好兵帅克》写得再捷克，人们也不会注意到那个男主人公的捷克国籍。相比之下，德国作家格拉斯扮演了德国的鲁迅。
普世写作不为任何政党政治所左右。对于一个能够长期将生活全部笼罩在政治阴影下的国度来说，写作的自由首先就是对政治的无视，一如这样的自由有时也会被诉诸直面政党政治给生存带来的种种灾难。面对任何政党政治，普世写作具有与生俱来的高傲。文明可以扭曲文化，但文化从来不向文明低头。重建精神家园的这种独立性，与生存状态上的孤独是完全对应的。所谓曲高和寡，所谓高处不胜寒，经常成为这种普世写作的世俗写照。
普世写作当然也有十分无奈的时候，比如这篇前言，就是一个绝妙的例证。为了让人们读得赏心悦目，竟然不得不作出这么一番十分枯燥的解说。语言经常如此的无趣，尤其是作声明式的宣言时，如同律师在法庭上做演说。现在演说总算结束，作者如释重负，可以最后说一声，谢谢大家。
2005年3月18日初稿于纽约
2007年5月14日修改于纽约
(重建精神家园，走向普世写作--《美国阅读》海外版前言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上一页][目前是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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