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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贬低那些教授学者的学术水平和学者身份，不管是留学的还是国产的。而且绝对相信他们读了不少书，绝对相信他们的眼界是开阔的，言谈举止也相当是流畅的，只是他们的言论也许还缺乏应有的自由罢了。假如要例举他们可能没有读过的什么书，那么也许可以说，他们少读了一本《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这部上个世纪初出版的历史论著，直到八十年代才在中国学术界渐为人知，并且还没能享有如同汤因比《历史研究》那样的盛名。但是，即便是汤因比也得承认，《西方的没落》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论著。不管此书的观点如何有待商榷，也不管此书把文化归结到血液里去的极端，曾经阴差阳错地给希特勒的种族理论提供了依据。
《西方的没落》一书，对史学史论乃至思想史的最大贡献在于，当世人普遍沉醉于人类文明的飞速发展时，此著极有预见性地从而是十分及时地将文化从文明的疯狂中划分了出来。该书作者斯宾格勒籍此指出，西方的没落，并非是文明的终结，而是文化的枯竭。正如文化总是指向精神和存在一样，文明却因人类生存需要而产生。文明可以是进化的，可以像马克思那样用石器、铁器、蒸汽、电机和电子来标记的，但文化却是没有时间性的，或者说，不存在以物质成果加以标记的可能。斯宾格勒为此例举出教堂的尖顶和纽约的摩天大楼的对照。同样具有天空的指向，教堂的尖顶指向的是精神的永恒，而纽约的摩天大楼所标明的却是物质文明的成果。
当然，指出这种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区别，在西方知识界并非惊人发现。因为即便没有《西方的没落》一书问世，西方人也不会把现代物理学和原子弹混为一谈。虽然原子弹来自现代物理学，但原子弹是文明的极端，而现代物理学却是人类文化的硕果。从人类文化中孕育出来的文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会走向文化的反面。就算是非常崇尚技术文明的美国人，也不会把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现代物理学之父爱因斯坦等量齐观。在日本扔过两颗原子弹的美国人，从来不把投弹的日子当作美国的胜利而加以庆祝。技术文明创造者所得的财富再多，也没有理由把头抬得比文化创造者更高。要不然，邱吉尔怎么会说，宁不没有印度殖民地，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呢？这在西方世界乃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常识，只是到了中国人的世界里，才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盲点。为了制作原子弹这只纸老虎，中国人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就此而言，《大国崛起》的制作者们少读的，又岂止是一本书？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就可能是《大国崛起》制作者们没有读过的。同样讲说西方五百年的历史，法裔美国学者雅奎斯.巴桑（Jacques Barzun）全然是另一种写法。此书叫做《从黎明到夕照—西方五百年的文化兴衰》（“From Dawn To Decadence—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e Life”），曾经荣获美国文艺协会（American of Arts and Letters）的批评金奖（The Gold Medal for Criticism）。 详细介绍此书，显然不是本文篇幅所及。但是，仅仅翻翻其目录，便可明白此书的思路、写法和构架方式。比如：
第一部分：从路德的九十五个论题到波义耳的“看不见的学院”（Part I: From Luther’s Ninety-five Theses to Boyle’s “Invisible College”），路德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宗教改革家，波义耳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波义耳定律的创造者。
又如：
第三部分：从《浮士德》的第一部，到“走下楼梯的裸女，作品2号”。Part III: From Faust, Part I, to the “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 No.2”.《浮士德》是德国文学家歌德的代表作，“走下楼梯的裸女”是法国现代艺术家杜桑的画作。
在雅奎斯.巴桑的史著中，五百年的西方历史，既可以从宗教写起，写到物理学；又可以从歌德的《浮士德》，写到杜桑的现代主义画作。借用一下斯宾格勒的说法，西方的历史，既可以从教堂的尖顶写到物理学的发现，也可以从一部文学经典写到一幅充满奇思异想的画作。历史的轨迹，既不是由权杖组成，也不是由技术文明的递进来标画。因为历史首先是文化的生长，其次才是文明的进化。无论是在皇宫里还是在议会里所发生的历史，都早已在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述中呈现过了。
应该肯定的是，《大国崛起》在铺陈西方五百年历史的同时，很认真地从中寻找着中国社会和西方世界之间的差距。但他们找出的却仅仅是物质文明之差，尤其是技术文明的高低优劣，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彼此之间在文化上的悬殊。这样的悬殊不仅仅是思想的文化的，而且也同样体现在日常生活里。且不说其它，就以发生在美国维州理工校园里的血案，对照发生在中国云南大学的马加爵凶案，就可以发现，其中有着怎样一种看上去很细微、实质上却是惊心动魄的差异。
这类血案的文化拷问通常不在于凶手有没有被抓，有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而在于凶手为何失控行凶，更在于包括受害者家属在内的民众，如何面对血案和行凶的凶手。在维州理工大学的追悼会上，凶手和被他杀害的32位师生一起受到了吊唁。凶手的墓碑前，同样放着鲜花和紫色蜡烛。并且，还有人在凶手的碑前如此写道：“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这样的声音无论在维州校园里还是在全美国国，都并不孤立，而是一种普遍的共识。其他人对着死去的凶手如此说道：“你没能得到必要的帮助，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感到非常悲哀。希望你家人能尽快得到安慰并恢复平静。”“今后如果看到像你一样的孩子，我会对他伸出双手，给予他勇气和力量，把他的人生变得更好。”不仅如此，在一封有关凶手姐姐发表道歉信的新闻报道后面，美国民众异口同声地安慰道：这不是你和你父母的过错，你们也同样失去了心爱的亲人。相比之下，中国民众面对凶手马加爵时，最为人道的表示，也不过是呼吁人们以后要注意关心马加爵这样的学生。杀人犯马加爵不管是否受到同情，都被永远冷落在人们的关爱之外。据说，马加爵的父母在四位被害学生的家门前跪了很久，竟然都没有一家开门出来，安慰同样失去亲人的死刑犯父母。比起维州理工的那位失控学生，马加爵在制造那起血案期间，还曾因为“一饭之恩”而放弃杀人念头。
《大国崛起》在从坚船利炮上寻找中国和西方大国之间的差距时，根本不曾留意到两地民众在文化心理上的如此悬殊。其情形一如中国经济在腾飞的时候，政治精英也罢，经济精英也罢，文化精英也罢，都把目光投向城市的高楼有没有超过纽约或者其它西方城市里的著名大厦，很少有人注意到，纽约在遭受9.11袭击时，纽约人作出了怎样的回应，他们在惨案面前如何表现出人性的尊严和人道的心胸。相比之下，当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死了三个记者，竟然会有成千上万的学生上街游行，向美国使馆投掷愤怒。而辽宁发生钢包事故，死了三十二个工人，全国上下却一声不吭，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倘若把超过西方大国的坚船利炮交到如此麻木冷酷又如此暴虐失常的中国人手里，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成为希特勒时代的纳粹分子？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成为当年的日本法西斯？那些中国愤青学生在维州理工血案后面所写下的一条条比血案更为血腥的留言，与当年在南京城里屠杀中国平民的日本侵略者，在心态的凶残和疯狂上，又有什么两样？
上个世纪之初，一个德国学者，在德意志帝国雄心勃勃地后发崛起的当口，写下了《西方的没落》。这个世纪开始没多久，众多的中国文化精英，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陷入看不到尽头的泥淖之际，在一个尚未有言论自由的社会空间里，在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由于专制的传统和长期的专制而空前病态、全国上下道德水准空前下滑的严竣现实面前，竟然堂而皇之地制作了《大国崛起》。这与其说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如干脆说一声：我是流氓我怕谁。
3、盛赞亚当斯密，夸奖凯恩斯，偏偏忘了哈耶克
比起毛式话语的骄横跋扈，《大国崛起》的解说词写得相当平和。看得出来，饱受流氓文化之苦的中国文化精英，正在努力摆脱毛式话语的历史阴影。打开国门之后，举国上下，毕竟都读了不少书。假如还要用毛泽东的腔调讲说历史，把历史说成是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那也太《艳阳天》了一些。就连二月河都不会如此简单地讲说由宫廷权谋和帝王的雄才大略构成的历史。从《大国崛起》那些尽可能温文尔雅的解说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中国政治的文官传统得到了恢复。即便是官腔，也开始打得越来越温良恭俭让了。中国的政治，好像正在从暴烈的行动，渐渐地向请客吃饭式的雅致转化。按照其中一位制作人的公开解释，妥协，在《崛起》中得到了强调。
从一味的你死我活，到学习如何经由妥协抵达彼此都活的双赢，这无疑是一种可贵的长进。要中国人学会给他人留余地从而给自己留余地，着实不易。这就好比要让国人懂得从对他人的关爱之中维护自己的尊严，得化上不知多少年才行。《崛起》制作者能够说出这样的意思，想必也是经过了一番感悟。让人不解的只是，既然已经知道妥协的重要，《崛起》为什么还要那么津津乐道于大国在霸权上的大小和强弱呢？霸权强如何，霸权弱又如何？没有霸权又如何？难道说，要在妥协之中求霸不成？
想必是因为急于崛起，所以《崛起》的思路显得有些混乱。比如，《崛起》说了那么些西方国家的政体模式，并且也知道一个国家的体制是否健全，决定了该国家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强弱与否。但《崛起》又偏偏对后发的德国、日本和苏联那么的情有独钟。《崛起》明明知道，英美两国为什么先后领了世界的风骚，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建制于权利，而不是权力。可是，《崛起》依然用不无浪漫不无悲壮的解说词，讲说俾斯麦的统一如何成全了德国，伊藤博文与天皇的妥协、也就是给天皇日后发动战争留出了历史的空间，又如何摆平了新旧两种势力，致使日本终于腾飞云云。
及至论及斯大林的工业化方式，《崛起》更是刻意高歌。斯大林以五年计划取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成为计划经济的始作俑者。虽然其功过是非，可以平心而论。但是，若要从人文层面上考究，这种方式无疑比俾斯麦还铁血，比希特勒更野蛮。用哈耶克的话来说，这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有了斯大林计划经济的野蛮，才有了后来毛泽东计划经济的愚昧。比较一下毛泽东的愚昧和斯大林的野蛮，人们可以发现，毛泽东为了世界领袖的虚名，竟然昏庸到了勒紧中国民众的裤腰带，向第三世界的小兄弟们胡乱撒银扔钱，而斯大林却精明到了即便在跟希特勒笑容满面地妥协时，也没有忘记乘机抢了波兰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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