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伟功——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李昌玉文集

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敦煌，有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莫高窟（千佛洞）。它在20世纪经历了百般屈辱，被学者们称为“敦煌痛史” 〔2〕，然而它也有足以告慰国人的壮举，这就是1944年元旦，一块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匾牌正式挂在了“九层楼”的门楣上，从此永远结束了莫高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毁损的厄运。”〔3〕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敦煌的历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重大举措。它是由抗战时期中国最高的决策机构，也就是由五院院长孔祥熙、孙科、居正、于右任、戴季陶，外交部长王宠惠，参谋长何应钦，参谋副总长白崇禧，中常委代表陈立夫、叶楚伧、邹鲁、蒋兼以及蒋介石共11人组成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在1942年12月第75次会议上通过的议案。建立这么一个研究所，不是依靠某人的批示，而是要提交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使之获得充分的合法性，也足以说明程序的民主性及其机构的重要性。

常书鸿作为重庆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首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率领 5位先遣职工，早在1943年3月20日到达这里，经过九个月筹备，这时正式挂牌，所长常书鸿正式履新。这是一个直属教育部的研究所，也是教育部唯一的一个直属研究所。

他们一行从兰州上路，由当时的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亲自陪同，仆仆风尘，跋涉一个多月才到达莫高窟。常书鸿在兰州受到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第八战区（甘肃、青海、宁夏及绥远的一部分）司令长官朱绍良、省参议会会长张鸿汀的接见，并给予了必要的支持。酒泉专署的严嵩年专员、敦煌县陈冰谷县长在工作中给予了充分的协助。陈冰（西）谷亲自布置民工修筑通向千佛洞的公路与千佛洞外的围墙。研究所有一匹棕红马，就是这位县长从法院收缴的赃物中赠送的。常书鸿骑这匹马摔坏了胳膊，后来又骑它追撵私奔的妻子陈芝秀几百公里直到酒泉。对于千佛洞的警卫，驻军派了少校赵宗洁率领一个步兵排再加上县府派的警察数名担任。由此可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官员是如何重视敦煌艺术研究所了。

1942年，这时中国抗战进入了第五个年头。日军的铁蹄已经蹂躏了中国的半壁河山，除了东北，华北、华东、华南以及华中的大部分国土都被日军侵占，在广阔的几千公里的战线上，国军对日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防御战。作为重庆的外围防线，国军在宜昌、岳阳一线和日军展开了反复的争夺战拉锯战。从1938年1月27日开始，从湘西、鄂西机场起飞的日军飞机，对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实施了长达五年半连续不断的地毯式的战略大轰炸。国家正处在存亡危急的生死关头。在这个时候，前方、打仗、子弹、士兵、战报、空袭、伤亡、物价、粮饷、钞票……理所当然地是最高统帅部每天面对的主题词。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都要变成克敌制胜的子弹。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一举通过了由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提出的在甘肃那个偏僻的荒无人烟的三危山下千佛洞石窟群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议案，以保护古代流传下来的壁画塑像。这是何等英明的决策，这是何等的大手笔，这是值得永远纪念的百年伟功！

当时，可以有100个1,000个理由否决这个提案，聚焦到一点说，就是没有钱，但是却有一个不容置疑的理由支持了这个提案。这就是保护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鼓舞全国的军民，为争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战斗。笔者无法查到蒋介石本人对于这个提案的态度，即使1948年他去参观常书鸿到南京举办的敦煌展览，当时的《大公报》、《申报》上也没有报道可以查考，但可以肯定他是支持者。

蒋介石在16岁前读私塾，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与中国文化的熏陶，对中国古代文化有深厚的知识与素养。1937年2月7日他主持中枢纪念周演讲，认为“广土众民与悠久深厚的文化，为我国抗战必胜的条件。”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蒋介石对于这个提案理所当然地是支持的。

春种秋收，1948年常书鸿携带数年中临摹的壁画600余幅到南京举行 “敦煌艺展”，8月28日蒋介石冒雨前来参观，陪同者有于右任、陈立夫、孙科、傅斯年等高级官员，“蒋介石留言加以称赞”〔4〕。当时正处在济南战役前夕，蒋介石可说是日理万机，焦头烂额，但他仍然要来验收当初投出的一票则是无疑的。两年半后，同一个展览在北京展出，笔者当时身在南京，记得报纸报道，反响甚为热烈，现在读常书鸿的自传知道，毛泽东并没有前去参观。我们自然无法揣测其原因，但他不认为有参观的价值则是无疑的。他一向鄙薄这些旧艺术以及旧艺术所表现的牛鬼蛇神，封建迷信，进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将人类的一切文化遗产冠以“封、资、修”三个字，予以彻底扫除，则是逻辑的必然归宿。

1942年的隆冬时节，身为西北史地考察团团长的历史学家向达先生，在莫高窟里，“笔墨俱冻，呵冻作书”，奋笔写下了万言长文《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寄往重庆，经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加上按语，在《大公报》上连载三天。

向达写道：“我们之所以不甘为奴为隶，情愿忍受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痛苦，来奋战求存，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的我们是有历史有文化的民族，我们有生存的权利，我们也有承先启后的义务。千佛洞是我们民族在精神方面一个崇高的表现，保护和发扬这种精神，难道不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么？”

在当时国力维艰，民生凋敝的情况下，作出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决议，当然是把向达的观点当作了共识，表现了最高决策者们的卓越眼光、巨大勇气与魄力。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承续民族的精神血肉，鼓舞民心军心，争取抗战的胜利。

在这之前，还有一位王子云先生也向教育部提出了同一内容的建议：

　　“1940年，他主动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建议组成两北文化艺术考察团并任团长，在对河南和陕西的艺术文物进行了实验性考察之后，进驻敦煌深入考察达一年半之久。……王子云先生对美术各门类均有深厚造诣，对中外文化流变有确切了解，也深知文化艺术考察对民族精神振兴的作用，他放弃比较优裕的城市书斋生活和艺术名流的喧嚣环境，蹈艰履险，洞幽烛微，大不同于传统名土型的艺术家。王子云性格刚强，他抛弃在巴黎的艺术收藏，割爱异国情侣，被誉为爱国壮举，他却自陈是受了欧州文化影响，认为一个人平时可以对国家和政府有意见，惟不能对祖国无感情，尤其在祖国遭受侵凌危难之时，抛弃其余而杼国难为不辨之义。这种毫不含糊的道义性格，使得王子云成为第一个在国难时期对西北文物进行大规模学术考察的中国学人。”

王子云自己回忆道：

　　“当于右任来敦煌时，即倡议应设个保护机构，我们考察团于1940年到敦煌后不久，即致函重庆教育部，建议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列出具体计划。”〔5〕

由此可见，作为战时最高决策机构的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这样一个决议，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当时是众望所归，完全符合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后来政权易手，相对于原来无人管理而言，一个保存较为完好的千佛洞转交给新政权，其国民政府的草创之功当然也包含在内。我想这就是现在敦煌研究院的“院龄”、“院史”从1944 年算起的原因，也是她的光荣，她的骄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他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却毅然有此保护文化的壮举，难道不应当引以为荣吗？难道不应当把敦煌史的这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每一个前去参观的游客吗？任何一个以全民族为利益的政府、党派都不应该回避、掩盖这段历史。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自然也是国民政府的光荣！为什么有的人，谈起抗日战争来，总是大谈特谈那些屈辱史呢？因为，大家不知道我们中国原来还有这么一部足以自豪的光荣史。一些学者，丧失公心，为掩盖这段历史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论者云：

　　“中国现代的学术研究，以后能够逐渐和国际性研究相比较而更受重视，似乎只有敦煌研究有这样的连续性。半个多世纪里，能够跨越两个政权的更迭而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似乎也只有敦煌研究所可以前其列。”〔6〕

我还要补充一点的是“能够跨越两个政权的更迭而”继续留任原职主管的非共产党员，常书鸿可能是唯一的特例，所以他获得了“敦煌保护神”的美誉。如果割断了这段历史，也就失去了这个美称。

回想60年前，笔者当时还是一名不更世事的顽童，但是却深深地感受到国家处在生死存亡之秋。1939年的“53、54”重庆大轰炸，我们家住在柴家巷24号，即今重庆百货大楼的位置，被一颗燃烧弹命中，房屋家财瞬间化为灰烬。这次大轰炸，重庆市区三分之一化为废墟，几千市民伤亡，20万人无家可归。我时年五岁。1942年底日军发动第三次湘北战役，我们家狼狈逃出长沙，我被北风暴雪所惊，在乘坐帆船从长沙到湘潭的路上，口吐鲜血不止。1944年夏，日军发动第四次湘北战役，我和母亲以及六岁的弟弟和一岁多的妹妹从衡阳出发，投奔已经去江西谋生的父亲，但在途中双方失之交臂。我们母子四人车船展转历经艰险行程超过1,500百华里20来天到达浒湾镇，途中所经过的地名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是耒阳、莲花、永新、泰和、吉安、樟树、南昌城外、抚州，我们每经过一站就到电线杆一类醒目的地方寻找是否有父亲的留言，然后再贴上我们给他的留言，在永新因为这辆烧木炭的货运汽车抛锚，足足滞留了五天，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从吉安换乘的是一条小木船，艄公带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父子俩人轮流拉纤掌舵摇橹，完成了后一段约七、八百华里的路程，那次逃难对于我这个十岁的少年真是一段刻骨铭心永志难忘的旅行啊；而我父亲在进入衡阳扑空之后，在日军攻城的隆隆炮声之中，找到最后一辆开出衡阳的火车机车，央求司机，搭乘了煤车，绕道广东韶关才回到江西浒湾。我们全家终于得到团聚。日军的这次进攻一直打到贵阳的独山才被阻挡住。这一幕幕的出生入死的历史情境，使我对那个时代有了深切的感同身受。那真是一个“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的时代啊！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