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使我们还看不清这个伪造的“和谐盛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那么我们不妨借助逻辑学的基本知识，把“和谐盛世”与“一无是处”的“封建时代”相比对。对比，是常用的一种论证手法，当论据中截然相反的两种状况摆在了一块，并互为映衬时，我们也就不难看出比较的双方形成的是一种怎样鲜明的对照。对比往往很能说明问题，具有强劲的论证力量，它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

   　　让我们从“封建时代”中引经据典，同时下之“和谐盛世”做个前后对比：

   　　“封建时代”的掌权者，普遍民生民本的思想极为浓厚。《孟子·梁惠王上》曰：“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这类经典言论，在古籍中俯拾即是。正因为这种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思想，深深植根在历代统治者的心田之中，中国的不少“封建时代”，其实并不像今日宣传所渲染的那样不堪，相反国富民强的现实不时得以呈现。比如唐朝盛世，虽然也曾外患不少，却能一口气从公元618年，统治到了公元907年。在鼎盛时期，唐朝一派升平景象，夜不闭户，吟诗作对，是百姓生活常见的一幅素描，大量唐诗就此得以流传至今，我们顺手拈来，从“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一类的诗句中，就不难想见当时恬静、知足、安乐的尘世况味。反观今时之“盛世”，民生多艰，十室九匮，百姓普遍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在利益集团多年来变相实施的各种刳脂剔膏、敲骨吸髓中，苦苦挣扎，逼良为娼、逼出人命之事时有发生。面对大江南北连年来的啼饥号寒，我不禁要问：自谓“伟大、光荣、正确”的我党，作何解释？自谓“人民政府”之“衙门”，作何解释？

   　　《南史·陈纪下》记载：“隋文帝谓仆射高颎曰：‘我为百姓父母， 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封建时代”敬天爱民、施行德政者，竟是这般的视民如子！百姓有难，纵使相隔江河湖海，不足为阻。然今之“首善之都”，冤民屯街塞巷，官僚不为所动，或视若无睹，充耳不闻，或夸夸其谈于庙堂之上，一任酷吏对访民随意绑架、凌辱和抓捕……偶尔摇身一变，官僚们又千里迢迢“访贫问苦”。“爱民”至此，矫情乎？作秀乎？“幽默”乎？

   　　《国语·周语上》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封建时代”的社会管理者，也了然广开言路之重要，哪怕是愚夫愚妇，在许多朝代也有言论的自由，有随时刻印发行图书的自由。倘使“封建时代”也有“真理部”和新闻出版署，并以今日之高压手段动辄封堵言路，那么，许多凝聚着中华文化之精髓的古籍，我们今天也就不可能读及。而在那些泛黄的书卷里，我们看到的并不全是赞歌，相反讽世之作、鞭挞黑暗之作比比皆是，比如《醒世恒言》，比如《水浒传》，比如……而今之“和谐盛世”，则惯于掩耳盗铃，人为制造信息孤岛，一厢情愿追求舆论环境的“纯净”，封网水平全球为冠。惨绝人寰，虐杀学子，竟然也能统一宣传口径，强行谎言欺世，媒体噤若寒蝉，公众不得言说，迄今封删我博客3个、网站21个，国内各大媒体和网上论坛不让我说话……这也能算是“伟大、光荣和正确”？这也符合一些新闻发言人对国际社会所表述的那样，“中国依法保护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中国媒体依法享有充分的报道自由”？

   　　“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礼贤下士、求才心切的典故，车载斗量。《史记·高祖本纪》即记载：郦食其求见刘邦，刘邦方踞床洗足。郦生不拜，且斥其不宜踞见长者，於是刘邦起而谢之，延上坐。后世遂以“吐哺辍洗”，谓显贵礼敬贤德之人。然而“和谐盛世”之显贵，多胸无点墨，又无德无量，近年来官方针对直言极谏之人凶狂镇压、百般迫害之事不断发生，有作家、记者、民运人士被监控，被剥夺言论之平台，有维权勇士、敢言男女因言获罪、家破人亡……即便是“封建时代”，也不乏可直言不讳的朝代，而今的“和谐盛世”，自我比照一下，是不讳之朝吗？敢问现在的多数官僚，是怎么“礼贤下士”的？多少忧国忧民的男女不计个人得失，身居陋室，却心怀天下，长期苦苦为社会建言。而那些权杖在手者呢，面对各种日益突出、严峻的社会问题，又有几人果真不耻下问？有些可行性甚强的社会建言，为何至今不见职能部门采纳？

   　　相传舜三度迁移，百姓慕德而从，所到之处自成都邑。可在贴上了“盛世”标签的我国，“和谐”声中看到的却是人心涣散，缺乏该有的凝聚力，多年来移民之潮澎湃不息，不断有消息传来：中国移民人数在加拿大排名第一；中国移民美国人数居全球第二；中国移民人数在澳洲大增；荷兰的中国移民人数在2005年，就已超过了别国……呜呼！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华儿女，何以争相“见异思迁”？怎地削尖了脑袋，也要“反认他乡是故乡”？位高权重者对此果真反思过吗？

   　　“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顺道，故使然焉，君王何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也。’”（见《说苑·君道》）“封建时代”的掌权者竟然能如此为政宽仁，思天下人心之齐整，感天动地！今之“和谐盛世”，不是束杖理民、含蓼问疾，而是膜拜强权，形同匪类，常以各种无耻、无赖、残暴的手段对待合法权益受到野蛮侵犯的苦命男女，对无惧强权者更是放泼撒豪，动辄课以无稽罪名。这般“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安在？风雨如晦，阴风阵阵，阴沟之中，能筑起“和谐”之大厦吗？

   　　《孟子·离娄下》有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在“封建时代”，当朝者同施仁爱、怜贫恤老的典范，何其之多。反观“和谐盛世”之为官者中，视民如伤者又有几人？我看猫鼠同眠者众！洋人有难，吾国官僚如丧考妣，疾呼全国紧急捐助，甚至他国风调雨顺，也能对外免债一免就是几百个亿！国人有难，官僚则我自欣然，不闻不问，犹如僵尸。廖祖笙夫妇家破人亡，街头行乞数月，声声哀告，债台高筑，在他苦苦为儿鸣冤这近500天里，真正意义上的党和政府何在？“情为民所系”的“公仆”何在？雪上加霜，逼良为丐，严密监控，非法绑架，或是在网上百般匿名诋毁辱骂，难道也能算是对一个良心作家的爱护和关怀？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论》载：“诸葛亮之为相国也……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后用“开诚布公”谓推诚相待，坦白无私。“封建时代”的“透明政府”，较之今日之“人民政府”，如何？较之今日之公检法，如何？较之有罪不诛、有过不罚的“盛世”离奇之“宽容”，如何？可叹啊，一个纯真学子瞬时刀口累累暴毙校园，居然也能上上下下沆瀣一气，以“自杀”或“不慎坠楼”强行做结！一个中学生的尸检报告，怎么就成了“国家机密”？律师和媒体怎么就介入不得？法院怎么就受理不得？作为孩子的父亲，我怎么就没有了最基本的知情权？在此次事件中，真正“自杀”的绝非花季学子廖梦君，真正自杀的是党和政府的“伪大”形象，是公权的公信力！此案不开诚布公严惩凶徒，“和谐盛世”再怎么自抹胭脂，亦终为枉然，必遭历史之清算，必令国人多心寒！

   　　……

   　　可对比的地方太多了，还需要我一一再比对下去吗？

   　　这个既当婊子、又树牌坊的所谓“和谐盛世”，是如此经不起对比，哪怕是把它推到了“封建时代”的面前，它也顿时自惭形秽、无地自容！用强权压迫构建不了和谐社会，用假话、套话、空话、废话以及一堆口号，同样构建不了和谐盛世！淋漓的鲜血吓不倒民族的良知，也摧毁不了生命的尊严，相反只会换来更多的觉醒！倘使这个一再突破人类社会底线的世道再不幡然醒悟，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匡乱反正、揽辔澄清，那么，可以想见的是，非但“和谐”的愿景最终会像肥皂泡一般，吹弹可破，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历史的定论也将会是铿锵有力，一锤定音：这个伪造的“和谐盛世”，实质上就是中国史上千年未见之乱世！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此环球，徒添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