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劳民伤财、形同闹剧的“盛会”“胜利闭幕”后，当地官方紧绷的神经随之也松弛了。我的楼下不再“重兵把守”，以各种名目粉墨登场的男女，也骤然不再来骚扰我们……但我夫妇俩的心空，并不因此就云淡风轻，毕竟君儿还刀口累累躺在殡仪馆内，在惨烈遇害后的第469天，仍死不瞑目。在这样的人间地狱里穿行，我夫妇俩焉有闲适的心情迎接日升日落？每一张新的日历翻开，对履汤蹈火者而言，均意味着炼狱的再次开始，而非苦难的真正结束。

   　　手头的这套房子仍在待售中，北京一时半会也还去不了；就是去了，无非也就是在上访大军中，又添了一个“仰天而叹，天为陨霜”的苦命人。这将会是一场持久战，这是我一早就想到的。他们为访民们制定了一大堆所谓的“程序”，可那些“程序”走来走去，往往又返回了原点。愚弄访民的信访制度，不过就是给淌血的心灵再补一刀，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于漫无边际的沼泽地里，为着寻找苦难人生的突破口，而波波碌碌，就那样无谓地耗尽余生。在依仗谎言、专制和残暴强行维系表象“和谐”的蛮荒地带，绝大多数的访民，不过是黑暗时期的见证者，翻开上访者人生的书卷，你就不难发现他们各有各的辛酸。

   　　虽然我已单方面向协调小组宣布就此关闭“协商”的大门，但我家与党政沟通的桥梁，无疑也还是那个协调小组。据说这个事件“省里很重视”，可我被官方从北京街头非法绑架回广东后，已经是不短的时日了，“省里很重视”的结果，不能是“盛会”一开完，就再没有了半点的声息啊。这一血淋淋的事件拖至今天，也还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处理，党和政府总不能连黑社会都不如，就这样耍赖下去，对我孩子的死，不给一个交待吧？于是，等待多日之后，我致电协调小组组长，询问官方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事。

   　　叶主任在电话里对我一通埋怨，说那天他本来邀请了大沥镇分管教育的梁副镇长，一块来聊这事，我不该领导要来了，也不聊。我同样满肚子的窝火，说你别老一个劲说“领导”、“领导”的，他不过就是一个副镇长，这事件在我感觉乃不折不扣的迫害事件，他能处理得了吗？如真能处理得了，也就不会“聊”了几十次，到现在也还悬在这儿。我的心里同时还在说，你们原本就是掩盖血腥的责任人，能“聊”出个什么呢？但终于还是忍住了，没有把“刺耳”的话说出口。

   　　我重申：政府用这种方式处理命案，我夫妇俩无法接受。这事件已经拖了这么长时间了，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一直这么拖着，已然拖得有些领导的面上几乎都不好看了，还是宜及早处理。你们这些拿着党和政府俸禄的人，就是不为我夫妻俩着想，也得为你们“效忠”的政党和领导的脸面想想吧？就这样永无止境拖下去，是个办法吗？不是说“省里很重视”吗？难道“重视”的结果，就是大会开完了，便也万事大吉了，就又要遥遥无期拖下去？

   　　叶主任说，梁镇要来你也不聊，那你到底要找谁聊？我脱口而出，说你向上面汇报吧，就说我要求面见张德江。心里在说，和你们这些“小鬼”都已经“聊”了几十次了，也还是“拎不清”，那么我就干脆找“阎王”聊聊。叶主任说，你一下跨几级要见张德江，怎么可能？我说你照实汇报就是，我有这诉求，张德江见不见我，那是他的事，见和不见，我到时自然都有话要说。争执中，我越说越愤怒，说这事不处理，就永远是张德江脸上的一坨屎，哪怕他来日当上了副总理，我也一样是会没完没了追着他。

   　　叶主任答应把我的诉求向上反映。挂完了电话，我在想，不是我胡搅蛮缠，是这事件着实太怪异了，总得有人来管管这事。新任的佛山市委书记和市长都是福建人，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中国，我也知道官场有着种种的潜规则，于是在他们上任已久后，我也还不愿去难为他们，更不敢去同他们攀“同乡”关系。后来没有一条路能够走得通，百般无奈，我夫妇俩才到佛山市委、市政府的门侧去求见“父母官”。有人悄声告诉我们：这事他们没法管的，管了会连官都没得做。那日我夫妇俩在求见“父母官”时，被抓进了派出所，多半和我夫人与女门卫发生过争执有关，我们的心里，自始至终不怨那两位或有苦衷的“父母官”。

   　　廖梦君的尸检报告成了“国家机密”，律师和媒体对此案均无法介入，诉诸法律，两级法院均不受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自己要求面见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也就并不显得唐突。在我看来，苍生是平等的，人格是平等的，权力只是自然人的附属物！胡锦涛也好，温家宝亦罢，说白了不过就是接受了人民的重托、为人民办事的办事员，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有权要求他们为民作主。在北京我不断向胡温申诉，更想要的不是他们的函复，更想知道的，其实是在类似的人间苦难面前，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态度。同理，我要求面见张德江，更想知道的，也一样是他对这个事件到底持的是啥态度。

   　　特别是外界盛传张德江要当副总理了，我就更想见见这位张大人。文人不论怎么勤奋地码字，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敲的，不过就是一种边鼓。文人的社会理想，往往是要通过政客才能得以间接实现。从古至今，能快速改变这个世界的，一直以来是政客，是军阀，而不会是文人。在民生多艰、乱象丛生、人权旁落的时代，社会责任感还没有丢失的思想者有义务给政客们“洗脑”，我想这总比改变一种腐朽的体制，要来得相对容易一些。张德江若肯见我，我在为儿鸣冤的同时，一定不忘借机向他“灌输”一些民生民本的思想，他如有兴趣谈论民主、自由等“敏感”话题，则更好，我会“灌输”得他“我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的。

   　　我始终认为，即便是在这样的一种体制下，那些拖青纡紫者如真正能情系百姓、随车致雨，这世道也不至于沦落成时下的模样。就是被一棍子打死了的“封建社会”，仕途中人也还频频传出一琴一鹤、卻金暮夜之类的为官佳话，而今的官场中人，则猫鼠同眠者众，真正脂膏不润的，恐怕还是少有。在整个民族面临着道德大滑波的严峻时刻，官场底线的频频失守和情操的日渐下滑，就更是加剧了这个时代的致命伤。任何制度的有效形成，说到底还是要由人去制定，并且最终要有人去执行或遵守。制度的完善非一日之功，体制的弊端，不能总是官吏们以不变应万变的遁词。在真正文明的社会里，哪怕是村哥里妇，也有权对官场中人提出更高的要求，或是以任何形式对其进行问责。

   　　由此，我要求面见张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