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日凌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大屠杀，世界为之震惊。死亡人数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当时官方公布的“误杀数目”是200以内，而民间普遍认可的“遇难数目”是3000左右。遇难者家属丁子霖、蒋培坤夫妇经过多年追寻，已经找到189位确凿无疑的冤魂。

   1989年6月4日凌晨，我与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一道，在盛产榨菜的临江山城涪陵，我的家中，用一架老掉牙的“康丽牌”录音机，同步制作了针对北京惨案的《大屠杀》配乐诗歌朗诵录音带。当时在场的还有我的第一任妻子阿霞。

   后来，由于《大屠杀》的传播、戴迈河的被监控、以及组织拍摄《大屠杀》的姐妹篇《安魂》，终致东窗事发，酿成一起从犯众多的“涉外反革命宣传煽动案”。

   1990年6月4日。熬过了最初的突击审讯，以及长达20多天的车轮战术，秃掉了天灵盖的我，依然被关押在歌乐山附近的重庆市公安局收审所。先后被抓捕的有近20位诗人及家属，分别关押在不同的专政机构。记得那天日影昏沉，被铁条切割的斜空滚过一声声闷雷，我挤在几十个底层毛贼中间，刚念叨一句：这么快就1周年了。一个跑巷道的劳改犯就从铁栅门外塞给我一张纸卷，拉开看，竟是住另一头的同案犯刘太亨写的：廖胡子，我饿，能不能传点吃的过来？有两只烟就更好。记不清楚传了什么食物给他，好像是小半个冷馒头。接下来监房内一阵忙乱，好像是半人高的塑料马桶漏了，一股股屎尿发酵的浓烈毒气冲得我刹那间泪流满面。

   1991年6月4日凌晨，很恍惚，但肯定夹在两个死刑犯中间。由于脚镣子老是随着他们的翻身哐哐响，我一直似睡非睡。那一年安徽发水灾，全国都受影响，在重庆看守所里的我们就直接挨饿了。饭钵越变越小，最后就干脆每顿每人发两块红薯。除了南瓜和洋芋交替当菜，就没有其它菜，政府把两种东西都熬成稀粥样子，不放油，只放盐。我们闭上眼睛灌进肚子，没一会儿就全拉，洋芋是白的，拉出来就是白的，南瓜是黄的，拉出来就是黄的。因为20几人只有十几平米的空间，我们只好长期坐炕板，所以每个人的腰都粗得像经常大吃大喝的腐败分子，可稍微一站就双腿打飘。

   经常违反监规，经常受惩罚，可这一天到底戴没戴背铐已记不清楚。

   1992年6月4日凌晨，很恍惚，但肯定还夹在两个死刑犯中间。不过任他们脚镣子如何翻动，我已经能够熟睡如猪了。因为水灾已经发过，生活有所改善了。况且其他同案犯已先后“教育释放”，我们的案子由“特大集团”变成了“简单个人”，我只获得徒刑4年，除去已坐过的刑期，自由遥遥在望。

   可此时，我已经转房4次、自杀两次、背铐若干次（最长23天）、遭电警棍袭击若干次（最厉害是用棍头捅肛门），遭拳打脚踢若干次、目睹死刑犯上路若干次，被折磨得不成人样。我的狱中诗集《犯人的祖国》里有以下描述：

   而我只能狗一样蹲着、趴着不成文的监规不准我的腰直起来历朝历代，中国文人的腰从没直起来过

   我们的屁眼儿被一届届政权搞过多少次？五千多年啊,从灵魂上这个蚂蚁般繁殖的古老种族已经没有男人

   有精神繁殖力的男人就剩下我一个了可这唯一的处女洞也被搞了

   具体得如同变太监的那一刀

   天哪说黑就黑的天哪遮羞布呢?

   1993年6月4日，我已从位于重庆市郊区的四川省第二监狱转到位于川北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服刑。记得这天傍晚，囚于此地2大队的十几位六四反革命分子都不约而同来到放风的院坝，一起坐井观天，仿佛在祈望冥空中的亡灵。难友李必丰拍拍我的肩头：廖胡子呵，你快出去了。如今已死去的难友浦勇却笑道：我们都快出去了。最多5周年的时候，这批人无论刑期长短，都得出去。

   当时我的手里还捏着一根洞箫，大伙围着要我吹一曲，可惜我的手艺相当生疏，当着人面，再一着急，只能弄出一连串破响。

   1994年6月4日，我已出狱，离婚，光棍一条从户口所在地涪陵回到成都，与年迈的父母住一块。记得6月3日，警察就轮换着在我家门外值班了，一直到6月5日才撤走。因为我不能出门，新交的女朋友宋玉特地从几百里以外的绵阳赶过来陪我，当时她只有18岁，还是学生干部，中共预备党员。她的美丽和勇敢把警察都惊呆了。当晚我们点了蜡烛，象征性地祭奠了亡灵，却更多地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宋玉说，学潮时她只有13岁，又在江油那个小地方，所以一点不清楚我讲的那些事，可凭直觉相信我不会撒谎。她还说，我受了那么多苦，她会好好爱我，牵着我的手走一辈子。

   1995年6月4日。好像这一年的六四前夕，参加了好几起由刘晓波牵头的集体上书活动，其中一份请愿书题目叫《汲取六四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制进程》。后来，几乎所有的签名者都落网，被软禁几天至几十天不等。我也被软禁了十几天，六四就是在成都市公安局附近的一个招待所渡过的。我的级别不太高，所以住的三人间，经常陪伴日常生活的，是一胖一瘦两警察，奇怪的是，胖子不打鼾，瘦子却一直鼾声如雷。

   1996年6月4日，刘霞刘晓波两口子是不是被当局逐出北京，来了成都？有些恍惚了。如果是，就是一起过的。刘晓波还化钱为穷鬼老婆宋玉买了好多衣服，他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给朋友老婆买衣服。主要是觉得宋玉太漂亮，怕我这个窝囊废留不住。

   可没过多久，他就坐牢去了，当时的情景特恐怖，我在纪实作品《证词》里有记载。

   1997年6月4日，好像是为生计所困。这一天被一位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警官请进一个茶楼。傍晚回家，继续写《证词》直到深夜：

   我还在院子里走动。去年冬天栽的一棵无花果树，现在就长齐腰了，我敢担保明年，这本书还没写完的时候，就能享受一方绿荫。仰望苍空，星光深邃，如苍凉的群岛。索尔任尼琴为什么要把星罗棋布的监狱叫做《古拉格群岛》呢？这遥远的、陌生的、美丽得有点极端的意象！他说，我们去那儿的唯一途径是通过逮捕。因此，《群岛》一开端，就不厌其烦地描写了几十种逮捕，街道、家里、剧院、舞台、被窝、车站都可能成为某种逮捕的背景，甚至匆匆一瞥也可能成为失去自由的前奏。那么现在，我跟前的这棵无花果树会不会变成我再次被捕的道具？监狱在人间，却比天上的星星更加遥远，许多人一去就再也没回来，或者回来时已苍苍白发，气息奄奄。

   1998年6月4日，由于在此前公开发表了《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信》，反对他在忌月访华，又一次被迫呆在家里写作。

   1999年6月4日，在家中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电话采访，再次朗诵了长诗《大屠杀》，作为六四10周年之际对冤魂的祭奠。

   2000年6月4日，我忘了这天在干什么，甚至忘了我这天在什么地方。

   2001年6月4日，我忘了这天在干什么，甚至忘了我这天在什么地方。

   2002年6月4日，我在病房里守护癌症晚期的父亲。此前我再次朗诵了长诗《大屠杀》，并制作成CD在地下发行，可此时忙碌得近乎绝望的我，竟没意识到这个特殊的日子。癌症楼三天两头死人，尤其是夜晚，太平车从底楼缓缓往上升，再缓缓穿梭在过道与病室。地雷一般压抑在土里，却突然爆炸的哭声！我急忙关门闭户，急忙抓住父亲垂在床沿的手。可毫无办法！毫无办法！！中国人的苦难和遗忘和繁衍一样，在黑暗中延伸……

   明天早上，太阳会照常升起吗？

   是的，会照常升起。

   2003年6月4日，我忘了这天在干什么，甚至忘了我这天在什么地方，但记得没过多久，宋玉与我产生了裂痕。后来她留一封信在家，就躲起来了。

   2004年6月4日深夜，在云南丽江一另类酒吧，与新近结识的女友金琴在一起，周围大群流落异地的醉汉。突然，有个来历不明的家伙说，晓不晓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大家回答不晓得，还有人说，混一天算一天，管逑它什么日子。我却觉得天灵盖麻了一下，就顺嘴吐露“六四”两个字，受到大家的另眼相待。金琴醉醺醺地说，老威是80年代的著名诗人，写了一首了不起的《大屠杀》!于是大伙起哄，灌我酒，非要逼我朗诵。于是我就上窜下跳地朗诵了。我自己都没料到这首褪色的旧诗还会让在场的人都泪流满面。

   没过多久，宋玉与我离婚了，这又是一道至死抹不平的刀痕。

   2005年6月4日。我忘了这天在干什么，在云南境内？新疆南部？或者在其它地方边流浪边寻访冤案？我已经恍惚了。

   2006年6月4日。我忘了这天在干什么，使劲抠了一阵脑门，加之查采访笔记，终于想起我当时在云南某地，为远行湖南长沙，寻访六四期间“污染毛像案”主谋余志坚作准备。

   身心老旧，记忆力真不行了。

   2007年6月4日。之前十几天，母亲频频来电催我回成都，她要搬家了。父亲去世那年，她从住了十几年的白果林小区搬出去，兜了一圈子，现在又急着要回来了。收拾稳妥后，我住进父亲的房间，似乎一切都原封不动。坐在他老人家位置上，听着母亲在饭厅边干家务边大呼小叫，竟心乱如麻，提前进入了80岁的暮年。除了老子抽烟儿子不抽，真不明白谁在谁的体内，谁更真实一些？恰好刘晓波同志来电子邮件，“命令”作18周年的六四祭文。我以“写字环境太差”推辞，其实是“心鬼”作祟，缺乏底气。不料晓波再次来电，“你竟然敢不写？！”

   是的，我只有写，虽然当年的稚气和血气已一点点锈蚀；虽然当年刻骨铭心的诸人诸事已一点点淡漠；虽然大家都世故了，为自己算计或定位得恰到好处了，可还是只有如法国诗人瓦雷里所说：起风了，只有写下去一条路。

   因为这是抵御记忆磨损和自我消解的唯一方式；因为一个醉汉曾对我说：死人不说话，活人徒挣扎。

   2007年5月30日，成都白果林

   首发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