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3日的艰苦寻访终于结束，我松了口气，而张进谦老人却紧张起来。他一再追问：全是犯禁的内容，这本书在哪儿出版？我答：在海外。可总有一天会在海内。他又问：你会不会受连累？我反问：你呢？他说：我都80岁了，又是离休干部，劳改队恐怕不敢收。我笑了。
   接着，他又重提付费，令我哭笑不得。这石鼓镇的老年协会里，就数我做生意早，他说，除了修房子，我还攒了好几万，你不要客气。
   我握住他的手摇了又摇，边起身边说绝对不客气。老人陪我们出门，本来已告过别了，可又坚持送到车站。日刚过午，我在中巴车里坐了几分钟，直待老人转身离去，才跳下来，望了一会儿老人的背影，咀嚼着一丝丝莫名其妙的感伤。
   心血来潮，我让朋友先去，自己却信步闲逛。随便一拐，就进了石鼓公园，屁大一点地盘，门匾还是臭名昭著的伪才子郭沫若题写。中央的架子上，搁了一面簸箕大的石鼓，浑身斑斑驳驳，看来有些年头了。果然，这是记录丽江境内两次战争的文物，为世袭的纳西族知府木高在1561年所造，原立于“拉八”峦下河边——据传，仗打得很惨烈，双方都死了许多人，可时过境迁，儿孙们化干戈为玉帛，大伙又混一块了——我想，牛皮战鼓眨眼变成擂不响的石鼓，是否在暗示一种徒劳的疯狂？

   土地改革也是一场战争，至少毛泽东把它视为铲除剥削阶级的“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战争，从此，也奠定了一套运动治国的模式。开始都气势汹汹，你死我活，到头来却是一派徒劳的疯狂。不过今人没有古人凿碣刻石、打造文物的嗜好，忘就忘了。
   沿昨日张进谦老人指引的路线，我又在绕坡而上的羊肠巷子里穿梭起来，不一会儿，竟有些神思恍惚。肉红色的裸土围子一座接一座，头顶的天只有两尺多宽；高高在上的蜘蛛们不断地结网，似乎要将人类的世界包裹起来；而在更上面，是亘古不变的太阳、鸟和山峰——还有群山中的大量坟墓，低处的人死了，就往高处埋，去接近那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
   然而共产党来了，那些如我一般的叫做“工作组”的外地人，怀揣革命火种，挨家挨户走访，以政党和政府的名义，鼓动人们起来斗争、抢劫、杀人，以改变“天意”安排的慢节奏的传统生活——可眼下呢，还有没有56年之前的蛛丝马迹？这一扇扇褪色的院落门板，有的紧闭，有的虚掩，有的敞开着，只要心生动机，我都进去，见人就打打招呼，闲扯几句；没见人也不用慌张，照样东瞅瞅西瞅瞅，参观个饱。碰巧主人家从外头回来，还露出好客的笑容。于是我就问：你家是地主吗？回答是：早就没地主了。或者是：上一辈人的事情，不太清楚。
   我瞎钻了五六条背巷，进出了无数院落，几乎没遇见什么行人。正准备窜出巷口，打道回府，突然，身后响起卜卜卜的脚步声。回首一看，在20多米远的那一端，一团火苗直闪而来，转眼就拢跟前。原来是个红衣蓝帽蓝裙的老太太，可我从没遇过行走这么快的老太太，她埋着脑袋，步子僵硬，右手还拽着一个跑得气喘吁吁的孩子。我急忙从背包里挖出相机，乘她与我擦肩而过，不顾死活地喀嚓一张，稍后回放照片，老墙似乎也随着帽檐下的发丝，在朝后动荡。而那种疯子特有的痴笑，却清晰地凸现。
   接着我又冲到她的前面，战地记者一般蹲下，拍了第2张和第3张。第2张脸黑了，周围的墙、天和电线杆子倒是亮的；第3张是大祸临头的特写，笑得像哭，极恐怖，每根神经都在抖。为了这件作品，我狗日的翻了个滚儿，否则疯老太僵尸般直来直去的脚肯定迈入我的怀中。
   庆幸之余，我起身跟踪。刚才所感受到的那个亘古不变的静穆世界变了，我在一个疯子的牵引下，腾云驾雾。两边的土墙纷纷后退，如时间甬道，模糊不清。我原以为她有个目的地，家、街面或车站，可是个把小时过去了，我一直跟她在巷子里兜圈儿。难道她故意的？难道她不是疯子？可她背弓着，没回过头，走路的姿式从没变过呀。
   刚才拍照的地点已路过三四次，我只得满头汗水地止步。因为不少院门已大敞开，人们成堆地站出来，观看疯子撵疯子的闹热了。我谄媚地笑着，与蹲在一门槛上抽水烟的老者打招呼：老人家，高寿哦？回答：76啰。我口称“看不出看不出”，顺势并排蹲下。孩子们哄笑着散了，我的周围仍旧堆了十来个人。
   我单刀直入：你们晓不晓得我追的是啥子人？
   群众答：疯子嘛。哪家的疯子？拐角那一家。她家还有人吗？有个姐姐，八几年死了。侄儿侄女在嘛。还有侄孙嘛。她咋个疯的？不晓得。一个中年人抠着脑门道，好像我一出世她就是疯的。追着打人？不打人。就这么穿尿巷子，1年365天，每天都穿，不歇空。你们不晓得，我晓得。抽水烟的老者终于开口。她六、七岁就疯了。六、七岁？哪一年？
   1951年底？1952年初？记不清了。她爹被当作恶霸地主公审枪毙，就在那长江第一湾的滩滩上，脑壳完全打开花了。她看没看见我不晓得，总之她吓疯了。先是满街跑，后来怕人多，来抓她，就躲着人，在尿巷子里兜圈圈。
   她爹叫啥子名字？她叫啥子名字？不好说，不好说，老者躲闪道。并抬起碗口粗的水烟筒顺势一指，石鼓村党支部在斜对面，你找他们了解吧。
   我装模作样地过去瞅了瞅，见斑驳门墙间，除了党支部的招牌，还有并排的3条残缺标语——开国主席毛泽东思想万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奋勇前进！拥护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总书记！——这至少是两三年前的产物，因为本届领导人的大名还没添上去。
   待我再回首，老者已溜之大吉。我一问，四周群众全嘿嘿笑，这是另外一种麻木的呆笑，在我看来，远不如那个疯女人的笑——一种从50多年前一直持续至今的惊恐的笑，一种见证过血案的迷狂的笑，一种死灰里的笑，一种与张进谦老人的控诉相对称的笑——令我突然记起青年时代写过的诗句：
   我是一座空城沉陷于另一座空城，世界宽敞，我是夜夜爆发惨笑的房间。
   阴历七月十五，坟头涨潮似地侵入城市，与人类的房屋对峙……
   她在巷子里逃，她从儿时逃到老时，还在逃。或许某一天，肉体倒下，消失，灵魂还要继续？在风、月光和乌云弥漫的虚无的巷子里继续？人类的记忆之旅能够抵达那么高的地方？贯穿几十年、几代人的暴力之手还能伸那么长？
   2007年9月14日下午4点，雨住了，但云层很厚，打瞌睡的太阳偶尔露一下头。我来到路边车场，正要登上一辆返程中巴，却被又一位红帽红衣的老太太扯住。我给了她10块钱，连拍3张“红色年代”——主人公披挂着五颜六色的佛珠、仿真象牙、旅游帽，而醒目的左胸上，有一颗比公章还大的毛主席像章。
   我想起我的音乐搭档阿泰讲过，这个老太太是石鼓的一道旅游风景，收养了一大群流浪狗和一只鹅。她经常将这只训练有素的鹅顶在脑壳上，她叫一声，鹅就应一声，以此吸引游客，赚些生活费。阿泰是西藏那曲出生的画家兼鼓手，他曾受她的邀请，去她靠近长江岸的窝棚拜访，遭遇了五、六条瞎的、跛的或某个部位正溃烂的狗，感官和心灵均受到强烈刺激。阿泰说：那是个用塑料布遮风避雨的地坑，老人在里面办了个动物的临终关怀医院，好吃的，先喂狗；好住的，先让狗。我问：她的家呢？儿女呢？阿泰说：她没家没儿女，原住地离石鼓镇有十几公里。她遭受冤案，房子被人烧了，一直找村支书评理，人家不耐烦，就把她当作疯子赶出来。在外头混久了，本地人就真叫她“鹅疯子”。
   客车卡卡发动了，我向老太太招手，她竟一脸困惑；我只得喊道：你的鹅和狗呢？她摇摇头，似乎没听懂；我又喊：你的鹅和狗呢？她点点头，听懂了，还抬臂指了指远处。
   四周的看客都笑了，还是那种我所熟悉的麻木的呆笑——我不禁自语道——如果真像福柯讲的，中世纪以前的疯子自由自在、逛来逛去，跟哲学家一样受到尊重，那谁还愿意做正常人呢？你以为你正常吗？你以为大多数就正常吗？你以为被大多数尊重就正常吗？哪毛泽东和共产党过去、现在、未来都认为自己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利益——只有疯子才会这么说话，可你曾经习惯这么说话，正常吗？你，你们，正常了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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