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完老革命陈文高，已是2007年4月11日深夜，元谋之行接近尾声，紧绷的神经猛然松弛，站在黑漆漆的街头，我不禁伸了个分把钟的畅快懒腰。接着梦游似的截住一辆机动三轮，屁股卜卜冒烟地回旅舍睡觉。

   次日依旧搭蒋老师的车，满面春风地返程，两个小时后即窜至马头山脖子间的一个坳口，我笑道：这大概是国民党最后一任元谋县长朱淮落网处吧。孙医生点头道：地势的确险要，插翅难飞啰。蒋老师道：既然如此，我们就在路边的农家乐用午餐，说不定还能吃上插翅难飞的土鸡。

   于是停车。果然点杀了正宗的土鸡。在狼吞虎咽的间隙，我接到朱家孙女红英的电话，互道珍重之余，她提到家住昆明的堂爷爷朱家万，并答应为我们牵线搭桥，以便选择恰当的时机登门拜访，解开彼“永不还乡”的谜团。

   大喜过望。孙医生又乘机锦上添花，称家住昆明的另一位老人“也值得拜访”。我习惯性地问：与土改有关系吗？孙医生答：大概有，老人的父亲做过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大厨师，这就注定了他一辈子的霉运。我仰天叹息两声，却吞了一大口从冷太阳那儿吹过的冷风，不禁咳起嗽来。

   继续赶路，拢昆明北郊王家桥一带，依旧塞车近1小时。大约5点，孙医生在黄土坡车站附近下车，去联系我的下一个寻访对象。“真是过意不去啊，”我刚摇下窗玻璃冲外面客套，川流不息的车辆就扬起阵阵烟尘，紧接着，孙医生又如纸人一般在肺穿孔的夕照里支离破碎。

   我跟随蒋老师，吃了喝了。天黑尽时，在一茶楼接孙医生电话，说已和基督教内之某某弟兄碰上头，正一起赶往老人的住宅；夜渐深时，再次接孙医生电话，说已从老人住宅出来，有好消息。我那个高兴劲儿啊，当即抽出洞箫，为蒋老师等人连吹两曲，感动得众茶客都称赞“老威的确多才多艺”。

   至此，蒋老师也抖落了连日倦意，主动侃起家事。由于我采访过她远在重庆的农业教授父亲，知道她是蒋介石的远亲，所以兴致极浓。蒋老师道：多年没回过浙江萧山的老家，不晓得祖坟成啥样子，那边还有啥子亲戚。我道：嗯，你爸爸讲过，你们家是特大恶霸地主，在旧社会，与姚文元父亲姚蓬子家平分一个县的地界。蒋老师道：不是我们家，而是我们蒋姓家族。土改中，大大小小的地主划了好几十户，光算爷爷那辈的堂弟兄，就被枪毙了18个。还有几个为逃避打击，星夜窜到上海滩，不料城里风声同样紧张，连过去走动密切的亲戚也不敢收留。没办法，躲进胡同底不见光的旅店，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而乡下逮逃亡地主的几路人马，早就与城市革命群众一道，在大街小巷布下天罗地网。我明知故问下场如何？蒋老师道：还能如何？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最后除了上吊死，跳楼死，就是服砒霜死，反正都比抓回去枪毙舒服。我打了个寒战，眼前闪过一幅幅呲牙咧嘴的鬼脸。记得一本书里记载过，当时有经验的上海市民走路，都不敢靠街边，以免被突然跳楼的家伙给砸个正着。

   蒋老师继续道：不知老威你有没有兴趣陪我回老家探亲？也许我爷爷那辈人还有剩下的呢。我道：是吗？那得多老？蒋老师道：起码八九十岁以上啰。如果地主没剩，或许还剩有参加过土改的贫雇农；如果啥子都没剩，还有他们的儿女，还有《地方志》和当时的报纸可查，我在那边的省、市、县三级图书馆都有熟人。我道：好好，你先联系着，等我把这本书弄完，就学当年的土改工作组，去你老家的村子蹲点。蒋老师笑了，果然摸出手机，拨通了好几个电话。我想，真是个急性子！可这落花流水般的苦差使何时到头呵？

   4月13日上午9点，我到昆明火车站附近与孙医生碰面，三言两语后，方明白还得等候。“因为老人身体太差,而要回忆的东西又太苦，”孙医生谦卑地笑着。我点点头，觉得应该把这次寻访的序曲记录下来，就掏出了录音机。

   老威：你们怎么认识的？

   孙医生：有个妇女找我看病，诊断过程中我问她过去吃的药，于是她就摸出一个方子，我看了觉得不错，进而产生了拜访学习的兴趣。

   老威：跟着就登门了？

   孙医生：没有。老人的创伤太深，对陌生人很警惕。所以我们共同的病人从中斡旋几次，他都找借口拒绝。这次跟你去元谋采访，受到触动，就记起要了却的这桩心愿。

   老威：也就是说，昨天你才首次见着老人？

   孙医生：是啊。先打电话给远在西郊的中间人，1个多钟头后碰面，又商量好半天，我把你鼓吹得天花乱坠，硬说行，人家硬说不行。吃罢晚饭，再打电话给老人，磕磕绊绊的，嘴皮子都磨破了，总算松口。8点至9点，我们才接着坐公交车，从西郊折回市中心，找到五华区中医院宿舍，爬黑灯瞎火的筒子楼，大约7层。一个8旬老翁孤零零地住那么高，真叫人担忧。

   老威：你们在路上耗掉了大把时间。

   孙医生：你我5点分手的，见着老人已9点过。他姓施，跟《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同姓。他家里很简陋，我们在那儿呆了1个多钟头。

   老威：摸清来龙去脉了？

   孙医生：恍恍惚惚的。因为老人有头痛病、心脏病，间歇性发作，影响到情绪，时好时歹。腿脚也褪化了，步子在地上拖，所以下楼的次数很少。

   老威：如此说来，他相当于在自己家里坐牢。

   孙医生：人生的悲剧，上帝也无能为力啊。

   老威：老人是基督徒？

   孙医生：不是，但经常得到基督徒的帮助，对我们的主内弟兄很亲切。我和他在一块，虽然才1个多钟头，但几乎膝盖碰膝盖，彼此的呼吸交流着。我不是作家，尽管行医数年，与老人称得上同行，但面对埋在他内心，无人知晓，无人理解的伤痛，也只有祈祷。那是岁月造成的，毛泽东那批下地狱的恶魔造成的，不仅有永远抹不掉的伤痛，还有永远抹不掉的羞辱。我只有祈祷，愿老人好好的，稍微平静地渡过余下的时光；愿老人得到更多的关心和帮助，至少在临终前认识到这个世界是美的，善的，上帝的慈悲属于每一个人。

   老威：你也算没长翅膀的天使嘛。

   孙医生：他的思维倒活跃，跟长了翅膀似的；可胆子小，跟惊弓之鸟似的。我呀，见着悲观者就特别难过。

   老威：比我们找过的那些老地主更悲观？

   孙医生：已经积累成病态了。他还反过来告诫我，不要轻信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妻室儿女。在解放初，他就是因为私下对一个最好的朋友开了两句玩笑，而被告密，险些连命都丢了。

   老威：什么玩笑？

   孙医生：他说在共产党手里当干部，还不如给帝国主义擦皮鞋工资高。

   老威：这话的确反动。

   孙医生：所以就打成特务，坐了多年牢，释放后还被革命群众管制。由于医术高明，五华区中医院将他弄进去，完全是命令式，病必须要看，厕所也必须要打扫，阴沟必须要掏，父亲为帝国主义弄菜的剥削经历也必须要交待。

   老威：还有呢？

   孙医生：哦，刚解放他还参军，是从部队将他揪出来的。

   老威：还有呢？

   孙医生：零零碎碎，记不住。我重点介绍了你。大概是孤单久了，加上当时气氛也融洽，老人就说自己考虑一下，看身体状况允不允许接受拜访。

   老威：难为你了。

   孙医生：总体讲，我还是比较乐观。老人平时9点半就熄灯睡觉，可昨晚我们告别之际，已10点半钟，他还依依不舍，拉着我们的手，颤巍巍地送到楼梯口，并一再叮嘱：市面不太平，走在路上当心强盗。

   老威：除了年轻女孩子，你很容易跟人沟通嘛。

   孙医生：所以我们等一会儿，再给老人打电话。

   我点点头。接下来近1个小时，两人都隔着桌子，相对无话。

   我弯腰从背包里挖出《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记实》复印本来看——这大约是世界上最早的反映中国土地改革的学术专著，作者韩丁，与史沫特莱同辈的美国左翼社会主义者，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解放区的大学里教英文。1948年作为中共高层特许的“观察员”，参加了山西潞城县张庄的土改试点，其间广泛采集资料和群众口述，写出了当地人民在中共领导下，砸碎封建枷锁，获得“翻身解放”的曲折过程。

   这本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指示，由北京出版社在1980年翻译出版的几乎被世人遗忘的50余万字的大书，是我的好友芦苇主动为我复印的。他说：以现在的眼光看，尽管立场、观点、结论都不对，但人家是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西方人，资料来源可靠，方法更无可挑剔。

   芦苇是《霸王别姬》《活着》的编剧，也是电影界屈指可数的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他推荐的记录中共解放区早期试点的《翻身》，正好成为后来全国大规模“翻身”的范本。幸许这即是我今天写《最后的地主》所要回溯的源头？

   我将在书中的档案部分引述这个源头。尽管共产主义把戏已被拆穿，历史车轮出乎意料地转回来，碾碎了韩丁先生激情万丈的终结预言：

   这一系列的胜利，把土地改革纳入了全国范围的行动计划里，提到亿万人民的议事日程上来。溃散了的蒋介石残部被完全消灭或赶出大陆，只是时间问题了。到那时，从渤海湾到海南岛，在数以万计的村庄里，那些除了身上的破衣烂衫之外一无所有的农民们，就将开始建立贫农团，划定阶级成分，清算地主，逐步地走上像张庄这样无名的华北小村庄的弟兄们所开拓的道路——翻身的康庄大道。

   电话铃响了。在贫困山区奔波数年，对“翻身的康庄大道”体会深刻的孙医生站起来，抓起话筒喂喂两声，然后接连3个“是吗”。我已猜出结局，却默不作声地等待。孙医生磨蹭了几分钟，才故作轻松地说：你终于可以回家了。

   为什么？

   老人身体不好。昨晚就身体不好，今天仍旧身体不好，头晕，心跳加速，从7楼朝下看一眼，就害怕得呕吐。他说可能是回忆过去造成的。

   这事儿就这么完了？

   不一定。没说死。就不一定。等你下次来吧。

   生死无常。下次来？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气。而孙医生为了掩饰尴尬，从我手中抽去《翻身》，心不在焉地翻动着。我自觉失言，也随即强笑着改变话题：哦，《翻身》是最早的土改英文专著，作者韩丁，美国人，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们的朋友。据说他的女儿韩倞与新中国同生同长，17岁碰上文革，还组织过洋红卫兵呢。后来被撵出中国，再后来成了独立制片人。反思八九学潮的《天安门》和反思文革的《八九点钟的太阳》都是她拍的……

   孙医生还在心不在焉地翻书。

   我继续道：这也是两代人，始终关注中国，险些把命搭上的两代人。尽管从父到女，从《翻身》到《天安门》，共产王朝，还有他们自身的神话已灰飞烟灭……

   孙医生抬起头来，轻声道：我们吃饭去好吗?

   下午两点，我登上昆明至大理古城的长途客车。在此前和此后，我们闲聊着，告别着，却再也没提起本次未遂的疲惫的采访，以及任何采访的话题。

   两三个月后的某一天，我在苍山脚下心血来潮，就给朱家孙女红英去电话，欲打探其“永不还乡”的堂爷爷朱家万的近况，不料手机里的回音是“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我愣住了。真是世事难料。我感觉苍山上的一草一木都在嘎嘎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