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5日深夜，阴雨绵绵，我从北京赶回昆明。松弛一天，与冤案线人孙医生碰面。他刚为一个农村病人动完大手术，面露倦容，可依旧答应按原定计划南下西双版纳。

   我内疚不已，本要请一顿饭，弥补少许，可席终之际，人家却瞅空子付了款。罢罢，这个谦卑到家的基督徒，有时弄得人浑身不自在。就是怕你不自在，他笑道，我的餐前祷告才免了。

   接着敲定，双方于次日早晨8点半在某处汇合。可当我准时抵达，孙医生却不见踪影；半个钟头又过去了，还是不见踪影！我好生纳闷，因为孙医生的守信近乎刻板，难道……

   坐过牢的人，遇事都习惯往最坏处琢磨，于是连拨几次电话，不通。正六神无主呢，孙医生却突然在对面街沿浮现！我大叫一声冲过去，却忽略了环绕他的五、六个泥腿子。稍后了解到，他7点钟就与相约登门看病的农民们打交道直至当下。

   我好奇地询问诊费及药费几何？孙医生哑然失笑，指指办公桌下持续动弹的肥料口袋，定睛一认，竟装着两只土鸡。他们非要留下，最后都冲我发火了，孙医生解释道。可我没时间弄来吃，只有送人。

   时光倒流啊，我感慨道，好像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们就时兴给村里的赤脚医生送鸡送蛋，折抵医药费。

   是啊，孙医生一本正经道，那就将这份源远流长的朴素情感，转赠威老师你吧。

   我吓了一跳，旋即哈哈大笑：可惜时间不够，要不就煮熟当路上的干粮。   2007年1月7日上午9点40分，我们登上昆明至西双版纳首府景洪的大巴，估计途中要耗去10个小时以上，所以我一落座就作好打瞌睡的准备。而孙医生始终瞪着双眼。开头我还以为他在西双版纳当过知识青年，如今有故地重游的兴奋，却不知这是人家根深蒂固的毛病。

   高速路缠绕在崇山峻岭之间，汽车飞驰，可感觉上的时间却枯燥而缓慢。我打了好几场瞌睡，惊醒时，孙医生总是及时应答：还早。不禁想起我的六四牢友李必丰和杨伟，还有吴嗣渝，都沿这条路线没命逃亡过。杨和吴成功了，却因是无名小卒，先后在泰国曼谷滞留好几年，躲躲闪闪，跟叫花子或蟊贼的处境差不多。杨曾投奔美国驻泰使馆，要求避难，被扫地出门；吴曾投奔联合国驻泰政治难民署，几度申请被挡回，差点叫警方递解回国。幸而两个家伙均得到民运权威刘青、徐文立等人的反复证明，方勉强落脚——而他们的先驱李必丰，越境4次均未遂，有一次，已深入缅甸边境数里之遥，却被缅共的游击队捉住送回，几乎叫边防军活活打死。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多年前就高声疾呼“无权势者的权利”，可直至如今，事实证明“无权势者只有被宰割的权利”。正如我在《证词》里所写：死了的，白死；活着的，白活。我们与毛时代、邓时代，甚至蒋时代的政治犯没有质的差别；与特务、农民皇帝、《扫荡报》记者没有质的差别。我们是土壤，是为流芳百世的大树提供养分和背景的土壤，我们被践踏、玷污，泪往根上流，历史老人却听不见永恒黑暗下的哭泣。   颠簸了7个多小时，我们在一个叫普文的小镇下车。虽是冬季，高速路两边仍郁郁葱葱，微风暖洋洋的，霎时就洗尽旅途的疲惫。出了收费站，一望无际的香蕉林扑面而来，我们跟在几个傣族妇女的身后，似乎在异国风情里陶醉了几里路，方抵拢普文有些喧闹的镇口——原来有人办喜事，破破烂烂的饭馆里外，至少聚了上百群众。我是改不了凑热闹的顽童天性，可刚嘻开痞子嘴，就被孙医生拽上一辆机动三轮。时间不早了，他说。

   同中国若干偏远小镇一样，这种屁股嘣嘣冒黑烟的三轮就相当于都市出租车了。我和孙医生在车棚内相对而坐，弓腰抵头如两个密谋者。街景单调乏味，清一色的两层筒子楼，旧不旧，新不新，洋不洋，土不土，而且垃圾成灾。给人的感觉如十几年没洗脸的老娼妇，还敢大模大样地当门接客。幸而街道转瞬即逝，我们又在大片浸透太阳之血的耕地之间狂奔约一刻钟，才在一岔道口嘎然而止。

   继续沿左边的土路深入，就是普文农场4中队的地盘。原来，普文镇的过去就是一个容纳几万犯人的超级劳改农场，分6个大队；直到上世纪90年代，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后，才逐渐在劳改就业人员及家属的基础上，发展或蜕化成一个普通乡镇。

   耕地间的几道铁丝网早已锈蚀，与之勾连、配套的兵营、岗楼早已废弃，因此我们得以长驱直入。最里的平房老化得更快，墙面起泡起壳，瓦顶在阳光的反射下，如大片嚣张的牛皮癣。可占据整面墙的标语显然是新近刷上的——控制人口增长，促进社会进步。

   羚羊般跳跃着，穿越排列整齐的平房群及臭水沟，我们直趋寻访对象——胡成章、肖秀云老两口的家，正巧在“治安保卫委员会”的招牌旁边。这是和“与时俱进”的大环境严重脱节的居所，隔着水泥晒坝，一边是历史遗留的老寝室，一边是自己搭建的比老寝室还破的厨房。孙医生随意招呼了一声，一家人的脑袋就全部从几道门内探出来。

   在交代采访正文之前，有必要将孙医生于途中断断续续的相关叙述拼凑呈现，以便大伙搞清楚来龙去脉。

   98年以前我就来过，当时胡成章大爹还很健康，很健谈，成天乐哈哈的，一点不像在劳改队呆了几十年。我们一见如故，劳动之余还一起打篮球。大爹的口琴也吹得不错，把我带回在版纳做知青的年代，大爹不是知青，不晓得他跟谁学的。

   自土改始，大爹全家就倒霉透顶，至于如何倒霉透顶？他没有细谈，我也不便追问。我们的话题多半是普洱茶，周围的人都说，大爹懂得完整的制茶工艺，经过他的手调配出的普洱茶，味道就是与众不同。也许有人会说，普洱茶嘛，就是年头放得越久越好，没得什么工艺不工艺，其实不然。我喝过大爹家的普洱茶，那种绵绵长长的口感难以形容，与之比较，市面上卖的那些包装精致、价格昂贵的东西简直就不叫茶。

   大爹祖籍镇越县易武老街，那儿从古至今，都是普洱茶的主要产地，不大的城镇，几乎家家都制茶，而大爹家更是招牌传了几就代的老字号。大爹从小耳濡目染，加之头脑灵活，眼看能将家学家传发扬光大，不料解放了。接着世事沉浮，家族蒙冤，这一家三代不得已从祖籍易武迁徙到流放地普文扎根，转瞬数十年不思茶味矣。

   大约前年吧，我向美国来的吴医生推荐大爹的茶，人家很感兴趣，想投资扶持，改善一下他们的贫困处境。可大爹却不行了，我和吴医生千里迢迢赶来，与之脸对脸，他也没认出我是谁。据他53岁的大儿子胡俊忠讲，莫提普洱茶，更莫提口琴、篮球，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要想好半天呢。

   正   文

   老威：这是孙医生，你不认得了？

   胡成章：哦，哦，好像面熟嘛。

   孙医生：大爹啊，我已经来过好几次。

   胡成章：是么？我想想。

   老威：老人家怎么成这样的？

   胡俊忠：1998年的一天， 我爹正在修理机器，突然之间高血压发作，倒地上了。我们急忙赶过去，抬着送医院。我爹口鼻耳都出血，很稠很稠的血，随手就能抓起来，稍后小便也失禁，红彤彤地淌，浑身还不由自主地抽搐。

   医院全力抢救，我们两人一班昼夜监护，我爹深度昏迷8天，才好歹有了动静，逃脱鬼门关！12天头上，我爹就如幼儿一样，咿咿呀呀，似乎在吃力地学着说话；13天早晨，他能自己下床了，可目光闪烁，变得很生疏，居然问我——他的儿子是谁？母亲进门，也愣愣地叫不出名字。原来他的中枢神经受损，造成绝大部分记忆力丧失。

   老威：能恢复吗？

   胡俊忠：又过去8年多了，身体倒是逐步好转，能吃能睡。

   老威：我看举手抬脚还是显得僵硬，走路也颤巍巍的。

   胡俊忠：只有靠打针吃药控制。记忆力嘛，也恢复了一点点，比如孙医生来了，他还是觉得面熟；今天这一两个小时内，做了啥子事，见了啥子人，他暂时晓得。至于明天晓不晓得，就不敢担保了……胡成章：你们是客人，我咋个不晓得？有时候，忘了，又没忘。

   老威：啥意思？

   胡成章：比如我原籍易武，13岁就到过泰国；我们家解放前，制过茶，赶过马帮；我的爹很厉害，参加过地下党，打游击，镇反时却遭枪毙了，冤枉哦。我们家好象是商人？我是咋个判刑劳改的？记不得了，混乱了，脑子里如一锅稀饭在翻滚，那颗米是那颗米呢？这颗米是不是那颗米呢？我还会吹口琴，在劳改犯中算多才多艺，可现在忘了；我制的普洱茶可以吹牛啰，几辈子的家传啰，也记不得了。

   老威：我采访过禄劝县马鹿塘山沟里一个老地主，80多岁了，跟你一样失忆，不，一回忆就头疼。

   胡成章：我不头疼。那颗米是那颗米呢？这颗米是不是那颗米呢，搞不清。嘿，这个医生姓啥子？我又记不得了。

   老威：孙医生。哦，老人家，你生于哪一年？

   胡成章：有印象，可是想不起了。

   肖秀云：他1933年生，我1931年生，我12岁就跟他订婚，16岁就嫁了。

   胡俊忠：这位老师远道而来，不容易，就不要东一句西一句地浪费时间了。家里的血泪账明摆着，父亲失忆，还有我啰。

   老威：可你临近解放才出生。

   胡俊忠：十几岁开始，父母就不厌其烦地灌输“革命家史”，即使不愿意听，逐渐也烂熟于心了。如今看来，冥冥之中有一种预兆吧？

   老威：弄不清。上苍的安排谁也弄不清。

   胡俊忠：我们家还保留了一本家谱，从上面看，我们家源于安徽省徽州，不晓得是由于战乱还是戍边，迁移云南。先落脚建水，后转石屏县宝秀镇，直至曾祖父上一代，才扎根易武老城，靠茶叶和马帮生意发达起来，积累了相当的财富。

   清朝中后期至民国，我们家在茶马古道都算有点名气，可到了祖父胡顺光手里，已家道中落。哦，不止中落，简直就衰败了。曾祖父死得较早，所以祖父小时候没钱念书，几岁就学制茶，并且替马帮赶马。当时的茶马古道，上至昆明，下至境外老挝的乌德、朗塔、打七岭，缅甸的鸣善、景洞、仰光，还有泰国的曼谷。由于祖父长年累月出入边境，加之头脑灵活，因此20来岁就会几个国家的十几种方言，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就更不在话下。有一年，仗着自己是“活地图”的祖父，拿出多年的积蓄，邀约石屏的表弟一道“自立门户”，不料拢橄榄坝时，马群染上血吸虫，全部害病死掉。有啥办法？茶叶不会自己长腿，只能眼睁睁地赔光老本，各自回家。

   老威：你祖父算资格的劳动人民嘛。

   胡俊忠：大约在抗战前夕，易武的几个小商人合资拼凑一个股份制马帮，他们拉上我一贫如洗的祖父，答应他用劳力换取一份干股。这样，驮茶叶出境，驮洋货入境，拼死拼活两三年，祖父他又起死回生，有了属于自己的七、八匹马。跟着大马帮走，不求多赚，只求稳赚。再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东南亚，茶马古道叫封死掉，马帮赶不成了，祖父就转行做其它生意，波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