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9日下午两点多，我们在造物主的关照中顺坡直下，一溜烟就抵达武定县高桥乡下长冲村。路左是基督教的“明恩堂”，洁白的墙，粉红的顶，犹如群山环绕中的儿童乐园；路右则是一条条通向苗族村寨的土坎。我们在村民的指点下步步登高，不过几分钟，公路就在十几米深的藤蔓掩映的脚底了。与我们探访过的所有偏远村庄一样，大人、小孩和狗源源不断地自泥土里冒出来，茫然而友好地笑着。可能是有人通风报信，我们远远就仰望到本文的主角王子胜屹立在岔路口，在他之上是变幻多端的裸土，以及亘古不变的群峰。

   我们如异姓弟兄一般，握手并彼此拍肩。王子胜生于1940年，67岁，身材矮而壮，像扣着大棉帽的土墩子。寒暄之后，他就引领我们再登十几米蛇形土坎，直达西北角的农家大杂院。

   眼下一派兵荒马乱的景象，猪狗鸡人错落混居，异味扑鼻。王子胜率先推开正门，躬身让客；可客还未入，一只爆鸡婆就咯咯招呼着数十鸡娃喳喳抢入。我于昏暗中挖出相机，习惯性地拍了好几张废照片，直待主角在谦让声中落座，其目光坚定的面部特写才清晰地定格在镜头里。

   阳光投进来半截影子，孙医生开始介绍我们的来意，跟着，访谈开始。

   王子胜：你是教内弟兄吗？

   老威：不是。孙医生是教内弟兄，我听他讲述了你父亲的事迹，深受感动，所以特地赶过来采访。

   王子胜：听口音，你不是云南人。

   老威：我是四川人，在成都长大。不过云贵川三省的口音应该很接近。我目前是职业作家，也就是说靠卖文为生。

   王子胜：不容易啊。

   老威：你们更不容易。在眼下人心惶惶的乱世，始终坚持一种信仰真的很难。

   王子胜：我们家从老爹（爷爷）那代就信主了，顺着这条血脉一直下来，信主就成自然而然的事。

   老威：那我们就从头说起啰？

   王子胜：记忆中，基督教最早传入本地是1906年，教堂设在离这儿不远的洒普山。当时有两个牧师，一个澳大利亚人，叫郭秀峰，一个英国人，叫师明庆，骑着骡子，颠簸了几天几夜，从昆明过来。进入苗寨时很轰动，因为自所谓开天辟地，好几千年，莫提苗人，就是汉人，也没见过长成这样子的。黄头发、绿眼珠、鹰钩鼻子，个头比一般苗人要高许多，所以不管他们到那儿，隔半里路就能望见。

   老威：你的描述令我想起了《山海经》，两种相互隔绝的东西突然遭遇，感觉上是很奇异的。

   王子胜：自古以来，无论是贵州，还是云南的苗族，都生活在崇山峻岭。刀耕火种，采桑狩猎，比飞禽走兽好不了多少。《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七擒孟获，讲的就是招降边陲苗王的掌故。

   老威：对，孟获是大苗王，统领各洞苗王对抗蜀汉大军。我还记得书中的苗地瘴气弥漫，汉军水土不服，成天昏昏沉沉，而裹着兽皮、扛着籐甲盾牌的苗兵就乘机来袭。

   王子胜：苗族拜鬼神，鬼神却从来没有帮助苗族摆脱被征服、宰割的命运。在旧社会，由于传统的陈规陋习，苗民大事小事、好事坏事都要烧香祭鬼，遇红白事，更要请端公、师娘来家里，摆道场，吹吹打打地跳神作法。本来家家户户都穷得刨地坑，可还要铺张浪费，死1个人，要杀猪宰羊，请全村人大吃大喝7天；尸体要停放10到20天，臭了，水都从棺材板里往外淌了，还在顾及忠孝的名节，还在顾及鬼神的报应，不愿抬出去埋掉。总之，请神送鬼，端公开口才算数。外国牧师来的那一年，恶性循环到了极点，方圆几十里，没有一家富户。房子歪歪倒倒，一场大雨过后，就塌掉。塌掉就塌掉，将就着住，也没那力气重修。人与牲口同宿，吃喝拉撒全在同一个地盘，穷狠了，还讲究个啥？“卫生”这个词都没听说过。可结果呢，1号病2号病流行，跟刮风一样，一个村接一个寨，人一片片倒。

   老威：什么叫1号病？

   王子胜：1号病是鼠疫，2号病是伤寒。染着就死，根本埋不过来，几个人一个坑也不行。腐烂了还污染土地、水源。端公与鬼神同在，可那时端公也死得差不多了，因为传染病不认你是谁。只有骑着小毛驴来的外国牧师，不提钱，不提端公还是普通人，统统抢救。别人逃出来的地方他们偏要进去，只要还剩一口气，就往你嘴里塞药片；实在救不活了，才低下头，划着十字，在旁边做临终祷告。

   就这样，他们的事迹传扬开去，许多死里逃生的人都放弃鬼神，信了耶稣。外国牧师还替大家打井起房子，重建家园；教大家人畜分离、保护水源、讲究卫生、认清端公的骗人把戏。在真正做到了移风易俗后，他们才讲解《圣经》，教大家做祷告。最后，他们选中了洒普山作为传教的据点，并在那儿逐步修建了云南境内最早的教堂。

   从此方圆百把里都有了信靠，每逢星期日，苗、彝、傈僳族的群众就自四面八方聚拢洒普山，听上帝的声音，而平时则在家里或村里做祷告。许多家长领着孩子，让外国牧师取名。我已记不得我老爹原来的名字，只记得“王撒世”这个名字是澳大利亚郭秀峰牧师改的，意思是丢开尘世的一切去追随主。

   老威：面对不可抗拒的灾难，也只有追随主了。

   王子胜：我父亲王志明生于1907年，也就是外国牧师进来的第二年，原籍富民县东村乡芭蕉菁村。1921年上禄丰县大菁小学，1924年被老爹送到洒普山上教会小学，1926年毕业，受教会指派，先后在嵩明、禄丰两县乡下教书并传教，直到1935年回到武定县洒普山，继续在各山村教书、传教。抗日战争爆发，外国牧师受命去别处，我父亲就被推荐为洒普山总堂的传道人，1944年出任洒普山总堂会长。

   老威：据你描述，这洒普山算云南境内苗族教会的发源地，那总堂的范围有多大呢？

   王子胜：下辖武定、禄劝、富民、禄丰、元谋等5县苗族教会，是最大的教区。当时没有公路，交通全靠骡马，传播一次福音要翻山越岭好多天，十分艰辛。可在父亲的亲自操劳下，教会发展得非常好，据有关资料证明，到解放前夕，仅武定县内，就有5500多苗、彝、傈僳族群众受洒普山总堂之感召，信了耶稣。1945年，父亲他还去昆明翻译编纂了苗文的《颂主圣歌》，这恐怕是全中国第一本苗文赞美诗。

   老威：可否讲得更详细一点？

   王子胜：我出生太迟，旧社会的事情就只晓得这些。到了新社会，所有的活动都被禁止了……

   老威：此地的土地改革是哪一年？

   王子胜：1951年，我11岁，记得那年我父亲在昆明受储怀安牧师按立，升任牧师。

   老威：储怀安？外国人？

   王子胜：中国人，长期住上海。当时所有的外国传教士都被撵跑了，共产党说，洋教是精神鸦片，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老威：你父亲也算受命于危难之际。

   王子胜：对于真正的基督徒，这是自然而然；父亲既然做了多年5县教会总堂的会长，神职升迁也是自然而然，不会受改朝换代的影响。

   老威：我在禄劝那边采访过84岁的张应荣长老，他家因为信仰耶稣而被划为地主。

   王子胜：我们村子太穷，没有地主、富农，成分最高的是中农，有3户，剩下的统统贫农和雇农。按土地政策，我家划贫农，因为信基督，就区别对待，不能分包括田地、房屋、财产之内的任何胜利果实，不准入小社（初级合作社）。

   老威：没有地富分子，阶级斗争如何搞？

   王子胜：本村没地主，就从外村借来斗，诉苦呀，游田坎呀，打打杀杀呀，除了不准我们基督徒聚会，运动方面的花样一次也没少。当时父亲曾私下叹气：咋个搞的嘛，人家外村好心好意将田地租给我们种，租子也不多，算施恩了，结果却落得这种下场！

   老威：没料到你父亲身为苗族教区总堂会长，家里这么贫寒。

   王子胜：可精神并不贫寒。政府查封了洒普山教堂，勒令父亲回家种地，于是他就回村里，在群众的监督下踏踏实实地种地，还兼任小队会计。因为《圣经》里讲，身体要顺从掌权者。

   老威：作为上帝的牧者，他中止了放羊吗？

   王子胜：每日的祷告从未间断，各村的基督徒也经常在半夜三更摸上门来，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相互的祷告紧紧张张，完全是地下活动。接着，上面派了民兵，专门看守，逼着父亲交代与外国牧师的关系，是不是帝国主义留在本地的定时炸弹，等等。没办法，基督徒之间的往来只能中断。1954年，公安局还以“死不悔改，继续从事宗教间谍”的罪名逮捕了父亲，在禄劝县监狱扣押了好几个月。

   老威：据我所知，有相当一批基督徒在所谓的解放初期惨遭迫害。

   王子胜：父亲在苗族教众里威信极高，加之身体能够顺从掌权者，所以政府经过再三考虑，在严厉镇压的同时，要树一个正面的可以对外宣传的典型。于是父亲莫名其妙被扣押，又莫名其妙被释放，还进入楚雄州政协筹委会。1956年，他竟以牧师身份，任少数民族代表团副团长，上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老威：你父亲有幸成了共产党“三自爱国”的统战工具。

   王子胜：这在当时的确比较轰动，《人民日报》都刊登了消息。后来父亲从农村调到武定县文化馆，还当上第一届州政协委员。

   老威：帝国主义走狗被改造为社会主义新人了？

   王子胜：绝不可能！因为共产党始终不放心父亲，父亲也觉得心不在那儿，他一直祷告，求主宽恕。他的人生就这样起起伏伏，虽然是见过毛主席的名人，可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叫揪出来，写交代，挨批斗；到了1964年的“小四清”和“大四清”运动，他就被解除一切职位，彻底清除出阶级队伍，重回村子接受监督劳动，好比兜了一个政治荣辱的大圈子。其实他晓得，置身这样的无神论社会，自己的最终归宿是什么。在十字架和共产党，在上帝和撒旦之间，最终必须要有个了断。他在等待，在逆来顺受，可从不随波逐流。

   老威：基督教最著名的箴言是：有人打你左脸，就把右脸也给他。

   王子胜：是，无论是耳光还是亲吻，都一样。父亲他晓得自己一出生就被选中，将以人子的血肉之躯去重蹈神子之路，上十字架！在荣耀主的同时复活！

   老威：后来呢？

   王子胜：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革命群众涌入家门，抄家打人，我们被绳子拴成一串串游乡。父亲戴着“帝国主义间谍走狗”的高帽子，揪去开万人大会，简直就叫拳头和口水给淹没了。可不管遭多大的罪，父亲他都坚持祷告。这样熬了两三年，风浪看上去平静些，造反派忙着打内仗，也顾不上天天上门。父亲借此空隙，又和村里的一些老基督徒串联，半夜跑到附近山洞秘密聚会，手里没《圣经》不打紧，只要心里有《圣经》，就能领受福音。苗族虽然穷，还是比汉族纯朴，毛泽东这种“万寿无疆”的人间邪灵，尽管热闹一时，最终却蛊惑不了本族的心。福音又慢慢在村子里传开，也没人去告密。

   可最后的考验到底来了，1969年5月11日凌晨，我父亲被正式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