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8日上午，我和孙医生继续南行，两个多小时以后，即抵达云南省最南端的西双版纳。走在景洪市街头，我心潮难平地四下张望，视野内当然有水桶粗的遮天蔽日的芭蕉树，有傣装妇女，有傣家楼模样的建筑，可跟我的期待还是有相当的距离。十几岁时，读过老作家艾芜的《南行记》，讲述他自己早年的流浪经历：文弱书生，身上没几钱碎银，经常半饥不饱，昏昏噩噩，连一双垫作枕头的旧布鞋也叫更穷的房客偷去。可就这样子潦倒，他还摇摇晃晃地向南，再向南，居然从昆明一直走到西双版纳，还随随便便就出了边境，饱餐异国风情，抵拢缅甸首都仰光。

   可以说，这么一本小书，知名度虽然没有美国“垮掉一代”的经典之作《在路上》大，但也等于我们这代的《在路上》了。我八几年的女友某某，与我分手的前夜，还在含泪钻研《南行记》，稍后果真沿着书中指引的方向，向南，再向南。第一次叫边防军给抓住，关了半年的收容所，受够暗娼和毒贩子的折腾；第二次执迷不悟，用倾家荡产的钱砸翻了景洪郊区一傣族野导，越境成功。如今是泰籍华侨，老窝在曼谷，成都也购下房产，儿女都一双了。2001年她曾登门拜访我，相邀进高级馆子，酒酣耳热，她劈头就批判：当年叫你跟我一起走，你死活不，结果呢，栽进了监狱！我狡辩说：各是各的，我坐牢和你越境扯不拢关系。她叹息说：你20几岁就送我《南行记》，可活到这把年纪，还叫共产党绑死在这儿！莫提国外了，恐怕连西双版纳都没去过吧？

   接下来的江湖传说是撒娇派诗人京不特，从此地越境去了缅甸仰光，正宗的艾芜南行路线，却在异国街头浪荡之际，被警察抓进监狱，整整泡了1年多。据说曾与缅甸共产党的领导人关同一号子，后来却被充着他国劳工，由政府输出到欧洲。一波三折的命运就这样改观了——如今在安徒生的童话故乡丹麦，依旧刮一光头，很平和很滋润的样子。

   再接下来，又要提到我的六四牢友，四次越境未遂的李必丰和已遂的杨伟、吴嗣渝了。李必丰是个老文学青年，80年代就组织过诗社，不幸进了班房，脸蛋已经叫揍成一边大一边小，阴囊也时常蓬勃如馒头了，诗意还没遭受丁点影响。一本《南行记》，更是当作日日必诵之功课，搞得滚瓜烂熟。可如今的下场我已久闻：二进宫合计12年后，皈依基督教，出任包含临终关怀之养老院之负责人——唉，一个曾经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偷渡犯，越境之心真的死了？仰或认命了？叫边防军打怕了？

   杨伟和吴嗣渝的文学情结没那么重，越境前经常去我家串门，与前妻宋玉打得火热。大约我那本缺了封皮的《南行记》就是被杨伟揣跑的，而吴嗣渝要去了我的《中国底层访谈录》国内版及一支箫。他俩自忖身份轻贱，竟与我八几年的前女友如出一辙，苦口婆心地劝我一道弃暗投明。吴嗣渝甚至往返西双版纳两三趟，亲入傣家寨踩门路，可我还是下不了决心。后来他俩在泰国当了好几年“国际叫花子”，杨伟被中国人权的刘青弄到加拿大后，断了音讯；吴嗣渝从2003年至今还呆在曼谷，以下是他个把月前寄来的求援信：

   威哥，你好。 

          前次你给法国玛丽的信是否有回音？记得她只是在一月底给我来过一次信，之后就一直没音信。期间封从德也给她转述过我的境况，但如今都无结果。 

           最近令人深感不安的是，泰国军政府强令联合国难民署驻泰机构停止运作，几天前该机构已暂时关闭，据里面的翻译说该机构很有可能撤走。如此一来，连这一线希望都断了，我们的处境将更加艰难。期盼威哥再辛苦辛苦，看如何来拯救我等！伫候佳音。

   还有已去世的蒲勇，已入狱的许万平、佘万宝，都曾经向我谈到越境，口吻之热烈，更胜于初恋。所以有那么一段时间，“云南西双版纳”这个地名，快将我的耳朵磨起茧子——自1997年“香港回归”，自由港荡然无存，在陆地上的“光明暗道”，似乎就只有《南行记》里的艾芜路线了。

   向南，再向南，我默念着。耳尖的孙医生诧异地瞟我一眼，说老威你在做诗吗？我笑着反问：你觉得现在的西双版纳有诗意吗？孙医生摇头：我1974年从南京到这儿上山下乡，那时的景洪就是一座森林城镇，猴子经常在竹楼间窜来窜去，逗引唱歌的傣族姑娘和小孩，那才叫诗意呵。可现在，这儿一天天变大、变脏，变得跟其它地方一样，满街都是灰尘和劣质旅游产品，连一家正宗的传统傣家楼都难找。

   的确，我们穿了几条街几里路，都是大同小异的水泥建筑。兴味索然之际，我们钻入出租车，向司机打听傣族村寨。司机回答：傣家寨是我们西双版纳的旅游品牌，已经集中到郊区，开发成比较高档的度假村了。孙医生说：我们就去普通的傣家寨。司机一脸迷惘。我们只好退出，又换了四、五辆车，终于遇上个傣族妇女，愿意拉我们去景洪机场周围碰运气。孙医生高兴极了，称我的下一个访谈对象也在同一方向。“如果能进寨子住下采访，就两全其美。”

   相对其它同类城市，景洪市区的车和人还是比较稀少，所以一路顺畅，似乎没拐几个弯就上了机场大路。过了机场的路更加宽广，简直能并行五、六辆车，司机说，沿着这道一直飙下去，20多公里就抵橄榄坝农场，离边防非常近了。

   大道两旁有若干通往傣家寨子的土路，女司机打了几个电话，才认准傣汉两种文字的指示牌，拐入某一条，继续了大约3华里，即停车收钱。我们沿着越来越窄的路深入，芭蕉树的浓荫状如深宫，孙医生说，有点当年的味道了。

   接着撞上弯弯曲曲的围墙，我们沿墙根绕了两三百米，就从简陋城堡一般的牌坊进寨了。四处都是新旧相间的圆顶傣楼，砖石结构居多，也夹杂些传统的木竹结构，顶上发黑，如久不冒烟的蒸笼盖子。

   我们在这个叫“曼景保”的村寨里转悠了一刻钟，到底有运气，寻了家木竹结构的傣楼住进去。底层约一人多高，犹如地宫，支撑着若干老木头柱子；二楼才是整个家庭的活动场所，蒸笼盖子下的主屋，足有半边操场大，囊括了全家的地铺、厨房、饭厅、聚会厅及细软储藏室。我和孙医生被请入右边霉味扑鼻的客房，拉开两个两尺宽的地铺垫子，孙医生落屁股试了试，叹道：时光又倒流了。

   在晒台上吃了一顿地道的傣家菜，有炖鸡、薄荷、本地蔬菜，还有好几种油炸树叶。我们眉开眼笑。紧接着，孙医生挎包出门，为我落实采访对象去。而我则遵嘱原地待命。

   游笔至此，正是2007年6月某日，网上沸腾着因山西“黑窑童奴”所起的众怒，相关文章铺天盖地。来龙去脉是：今年3月，两个父母为找回失踪的孩子，去山西运城、晋城、临汾等地乡下，他们跑了100多家砖窑厂，甚至当众下跪哭诉，仍然一无所获，却无意间发现了黑窑奴童的内幕。于是他们邀约了6位失踪孩子的家长及1位河南记者，用摄像机偷偷拍下种种惨状。稍后在河南都市频道进行了电视曝光，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有1000多位失踪孩子的家长闻讯前来求救，100多位家长亲往山西。

   紧接着，400位被人贩子诱骗或绑架，转卖到山西临汾、永济等地黑砖窑做奴隶的孩子的父亲在网上论坛发出“泣血呼救”，始而惊动了中央。

   我细细端详着黑砖窑的网络图片，那些孩子，最小的8岁，最大的也就十六七岁，在打手和狼狗的监视下，出入那些半人高的黑窟窿。长达19个小时的超强苦役，已经将他们的浆汁榨干，一不留神，还以为是一具具被泼了沥青的木乃伊插在那里——如此的狠，如此的恶，比共产党为了对全国人民进行“翻身教育”而塑造的恶霸地主刘文彩更甚。可刘文彩是典型，与其同级别的也就舞台上的“黄世仁”、“南霸天”；黑砖窑却很普及，光是山西就有上千家，每家均由刘文彩望尘莫及的村支书牵头垄断。

   由于成本低廉（一个孩子的出手价才几百块人民币），这样的黑砖头极有市场竞争力。山西、河北是邻居，从地图上看，离北京的距离不到两厘米，说不定北京疯涨的房地产与此关系密切，搞不好若干奥运工程也是由黑砖头垫起来的——真应验了马克思的预言：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浸透泪和血。

   朋友一平自美国来信问：是不是中国彻底没救了？人心这么黑，人性这么坏，是不是任何制度都救不了？宗教呢？老威你采访地主，跑过不少信基督教的穷山沟，那儿的情况如何？要好些吗？

   我无力回答。本来我想说，黑砖窑令我记起20多年前目睹过的“黑煤窑”。那是80年代初，我当卡车司机的时候，经常随车队从雅安翻泥巴山，去荥经、汉源一线的小煤窑拉煤。半匹山被掏得如蜂窝，每口窑的出口比狗洞大不了多少，那些大人和小孩，成天四肢着地，爬进爬出，脑壳中央绑着个手电筒，外加孙猴子紧箍咒一般的头圈，屁股后的煤筐车绳子就连在头圈上。计数的监工照样有，出一车煤，领一张纸条，月底凭纸条结算工资——相比之下，历经几朝天子的黑砖窑的伟大进步是：1，添了狼狗；2，添了打手；3，入夜锁死工棚；4，克扣或不给工钱；5，奴隶的年龄更小；6，劳动的时间更长；7，打死人不偿命。

   置身如此国度，一个人的神经若还正常的话，都会想到逃跑。连贪官污吏都想逃跑，他们枕着钞票睡觉，却在担心某一天遭遇更厉害的强盗。“危邦不居，乱邦不入”，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了。要什么宗教呢？拯救谁呢？还是向南，再向南，冒着边防军的炮火，一溜烟冲出边境，冲出东南亚，漂洋过海后，再傻傻地叉腰回头，隔岸观火，裂开大嘴巴忧国忧民吧。

   可眼下，我神走了，皮囊却还在原地。网上有一首叫《窑奴》的诗，作者王新旻，其中写道：

   那些貌似愤怒的人 他们并没有愤怒 他们只是知道该怎样继续表演 　　　　　　　　　　 我知道整个中国是一座黑窑 我知道这里的人们都难以幸免

   于是我钻进地下变成蚯蚓 一口口吞食着这有毒的土壤    临近黄昏了，孙医生才回到傣家楼，汗水淋林，看样子累得不行，可还冲我强笑。原来他追寻几年前的记忆，一下午跑完附近3个傣族村寨，却吃了无可救药的闭门羹。两个傣族老地主都在去年死了，他说，后人又太小，不知道土改的事。我当然沮丧，本想说，是不是这一趟白跑了？但话拢嘴边又打住。孙医生转身去洗澡，我只得叹息两三声，顺手拿本书，落坐嘎嘎响的毛竹露台，望着浸透夕阳之血的无尽的芭蕉林发呆。

   就这样干等到夜色笼罩，繁星四起。我们潦草吃了点东西，孙医生的精神头似乎有所恢复。他下意识地抚摸低矮的屋檐，突然说：还有一个线索，在飞机场背后的曼喃村。

   好啊，我低落的情绪一下点燃了，可又习惯性地不放心：你确定能找到人？

   那就看上帝怎么安排了，孙医生说。那神色如一个有耐心的渔夫，不紧不慢地抛下诱饵：这家地主的故事很惨，父子二人偷渡境外，结果父亲被当场击毙，儿子被抓回来判刑劳改。

   天边划过一颗流星，我不禁打了个寒战。上帝会安排的，我如此默祷，倘若他还叫上帝的话，就应该让他们留下见证。

   这是我所在的西双版纳的夜晚，也是1949年以来，无数中国偷渡者曾经魂牵梦绕的夜晚。从这儿向南，再向南，可以走陆路，穿越原始丛林，追至茶马古道的尽头；也可以走水路，顺澜沧江直下，即漂往划开缅甸、老挝、泰国边界的湄公河。人和飞禽走兽一样，生而自由，可边防军的子弹却专门射人，不射飞禽走兽。几天前，接到一位坐过21年大牢的老反革命的海外来信，居然邀请我去美国喝酒。他说自己两三年没喝酒，两三月没说中文，每天上班下班，忙忙碌碌。他说你来吧，带着你的箫，带着你的喉咙，我们像在中国那样，像中国古代人那样，往死里喝一次，就一次。我回信说去不了，没护照。他顿时生气了，说你这种在牢里自杀过两次的家伙，命已经算白捡，难道你就不会跑到西双版纳，重金收买一个傣族向导，向南，再向南吗？大不了横着躺下去！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偷渡者横着躺下去了，想想他们在阴间做你的人肉床垫，很软和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