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惧怕野文人的官府
野文人是个什么东西?野文人就是不拿官府粮饷,特立独行走江湖玩笔杆子的人(就像玩刀玩枪的大小把式一样)。这玩笔杆子它是个爱好,是个瘾癖,是个不治之症,玩得好一点的能混出个破饭碗,玩得糟一点的还倒贴伙食,老婆出走,家徒四壁。野文人通过玩笔杆子戳出来的是他觉得有趣或无趣的东西,高尚或卑鄙的东西,亮堂或阴暗的东西,甚或无可奈何的东西。总之,只要是个玩意儿或不是个玩意儿他都想拿文字来拧两把。从古今中外的野文人来看,这个活儿比较低贱,为大多数人所不屑。
但在当今中国,野文人受到官府极度重视。此官府喜好使然么?非也,实乃惧怕使然。为何惧怕,因为野文人他虽然淌着血流着泪亡命地一笔一笔戳,可戳出来的东西形色味俱不佳,上不得官府台面,损了官府脸面。渐渐地,他们就成了官府不痛快的对象和假想敌。其实,中国的官府有很多真敌:在内,有政敌;在外,有百姓。为何官府不敢搞党内民主,就是怕造棺材的朱大脾气之类上台,砍自己人的脑袋;为何官府不敢搞党外普选,就是因为亿万老百姓拿了选票就要另谋新人,叉它下台。说起假想敌,很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中国的官府特别痛恨别人说三道四,中国人说几句话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外国人说几句话就是干涉中国内政罪,由于不敢判老外的刑,这个“罪”字始终不敢说出口,只好压在心里一忍再忍。“颠覆国家政权罪”,妈呀,对野文人犯得着送这么有分量的罪么?颠覆国家政权,那得多大的本事和多大的能量呀,那得多少的密电码和发报机呀,那得多少的联络图和先遣队呀,那得多少的一硝二磺三木炭呀。真是高看了野文人,高抬了野文人!中国哪朝哪代是野文人颠覆前朝政权之后建立起来的?野文人充其量也不过是巴结颠覆者,新政建立时,揣了请帖摸进宴会厅喝两杯,夹两筷,扬个眉,吐个气,怪可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是什么?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这个政权早已被邓小平,江泽民颠覆于新时代,十多年的光景哪,名存实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现在中国实行的是寡头政治,工农都是被举起来作了幌子,社会主义制度早已灰飞烟灭。若要问“颠覆国家政权”之大罪,就该把目前在台的和已经退台的统统拿下才对。不拿当事人,拿野文人,这不是黑色幽默是什么?说穿了,这“颠覆国家政权罪”其实就是从前“现行反革命罪”改头换面的说法,依然是问的政治罪,拿的政治犯。
中国遍地野文人的日子非常不好过,有个出行,有个聚会,有个窃窃私语无一例外的享受如下待遇:盯梢,跟踪,推搡,威胁,搅局,拎人。官府的思路从一九四九年径直走来没得变化:串联必是意图不轨,聚合必是策划谋反,包席吃饭定是要起事了。搞得社会好像真有复杂敌情。毛泽东有句话说得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是嘛,不抓就没有,一抓就有,哪里抓哪里有,哪里抓得凶哪里阶级斗争就凶。外国不抓阶级斗争就没有阶级斗争,也没有针对野文人的寒气嗖嗖的敌情通报。
官府的活儿实在做得艰难,既费力气又不得人心,关键是显出了十二万分的滑稽可笑。那么多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手拿对讲机,争着警惕的眼睛跨省跨地跟踪,换班,汇报,而他前头仅仅是个没吃官饭的野文人,手无寸铁,腹无寸计。要换了我去当这差,定要回办公室跟上峰大闹一通,堂堂汉子干这下三滥的活,寒碜不?抬得起头不?一年半载下来既无成就感也无专业含量,派对时怎么吹牛?:“弟兄们,昨天我铐了那小子,那小子竟敢写文章。”
在下不赞同“地下诗人”“地下作家”一说,那是自己搞了个悲壮情结作精神上吊状,其结果只能是送人以口实以为镇汝之把柄。文人不是特工,身份早已在江湖亮开,无分地上地下。惟有一些作品出台惹官府封杀方可称“地下刊物”。野文人亦有堂而皇之的作品,亦有堂而皇之的思想,亦有堂而皇之的人格。我文人一说只认在朝在野两种,你官府奈我若何?
滔滔社会万千门道,任谁有天大本事如何封得死,压得严,顶得住?千里大堤还有蚁穴,洪水滚来还得管涌,忙死你,吓死你,累死你,拖死你。以当今世间大势,上上平安法是踹开斗争哲学,放下舵爷身段,回头学那落后的封建社会:在衙门外立一大鼓,让百姓自由擂响,然后出堂接见,细听哀怨,理伸冤屈,排解忧难,惩治歹人。
最根本的还在于开放经济市场的同时开放政治市场,让各路政党入市贩卖他们的货色,由买家自行挑选。届时,文人不分朝野,警察不事贱活,官府戮力勤政,皆大欢喜!
(2007岁末老乐戳于澳洲)
此文于2007年12月30日做了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