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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冬至立国》第七章：老同学加盟
几杯酒落肚，竞选的话题又冒出来了。蒋玉芬听了一阵，心里生出道道，她开始以女人独有的以及在官场历练的眼光打量眼前二人：
孟达个子不过一米六多一点，黑瘦黑瘦的，一点不招眼，不帅，一副老派的黑边眼镜架在鼻梁上，镜片好多度？可能是八百到一千吧，配在他的脸上有点起色,起模样，有点城府，从镜片看进去有点深不可测的样子，晓得里头装的是毒还是善咯？眼镜也是个怪，有些人一戴，看上去就别扭，像是从地上捡来的一样；有些人一戴，看上去就顺眼，跟脸配得严丝合缝，这个孟达的样子就适合戴眼镜，把他的单眼皮也遮了，等于遮了丑。他的额头花筋高，黑硬黑硬的，一看就是走了颠路的男人，前半身肯定坎坷多。嗓子带磁，性格强硬，不怕事，不受人支配反而要支配人，可以控制场合，这样的人对于有点社会阅历的人来说很有魅力，对于一般人来说就是一般了。这人好像没有什么生活情趣，晓得他的女人是啥样子哟？这种人如果身边有一群能干的人要成大事，他有点驾驭人的魅力，是控制有脑水的人，没有脑水的人不懂他那一套。在马坪我还没碰见过这号人。
陈庸个子大些，背有点儿驼，前额高，有点谢顶，一看就是知识分子，稳沉，安静，不乱发蹩言，不跟人争输赢，讲话巴得住理，服得了人。不极端，不激动，不浮躁，没有偏见，也不冒大，懂的才讲，不懂的就把嘴巴闭起，好稳得住，不是那种泡子鼓鼓的人。这样的涵养现在真是少见，只有上辈人才有，他女人肯定也贤惠，嫁给这种男人才稳当呢。大知识分子跑到小马坪来，不值。蒋玉芬当时就这样想。不过，她又想：陈庸跟孟达搭档也算是天生一对，还不敢小看。
她也一直在注意自己男人对这两人的态度，看他是不是要动心，帮助他们或者跟他们一起干。她知道自己男人一直过得窝火丧气，有点怀才不遇的感觉，马坪他都看不起，一直想往省上走，在大地方干点大事，省上的同学本来想把他弄到省上去，叫寄一份个人简历来，他就寄去一大摞各式各样个人资料的复印件，结果那同学一看他的专业成果和行政能力比自己还强，就压下，不办了。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后来他说都是因为自己对老同学太信任了，早知如此，就该多藏一些，少露一些，事情就成了。不善于总结教训，历史算白学了。历史上的教训就是今天的教训，也可以说今天的教训曾经是历史上的教训。不表白自己的能力吧，又担心上面看不起，表白了吧，上面又害怕，这个分寸哪里把握得了？自认倒霉吧。他有了这块心病，对大学同学的信誉度打了很大的折扣。现在他会不会在心里设防呢？蒋玉芬观察发现自己男人对这两个男人的态度好像很好，很久都没看见自己男人像今天这样侃侃而谈了，哪河水发了？蒋玉芬心里都觉得奇怪，马坪好多人都在举家迁回中国老家，这两个人放弃那么好的条件往这里跑，可能把我男人打动了，也可能我男人给这两人撞了一下腰，撩出了火花什么的，说得这么热闹。
其实蒋玉芬心里也很矛盾，它既不想自己的男人卷入看不见希望又得罪本地人的事，又希望自己的男人跟他们一起把事情搞成，这样他的知识也有用武之地，免得一天到晚在屋里骂天骂地骂共产党，骂这个世道。如果一起搞成了，好歹也算马坪国的开国元勋，我起码也要升几格嘛，到时候我也不想管具体事务了，就做国家工商总局新闻发言人，把头发烫一烫，扑点粉，化化妆，还是象模象样的。想到这里，她举起酒杯对孟陈二人道：“孟总，陈老师，你们二位虽然初来马坪，到我们这里就不要见生啦，就当是回家。往大处说，为建立新马坪人人都要贡献一分力量，往小处说，你们和老韦都是老同学，知根知底，这个年头办事还是从前的老底子靠得住，改革开放前交的朋友才算朋友，后来交的都是利益关系。我这杯酒一半代表我自己的支持，也就是态度吧，另一半就是预祝二位成功，来来来你也举起，”她拿左手去刨韦从光，韦从光也举起酒杯，“先干为敬。”蒋玉芬说完将酒倒进嘴里仰脖吞下。
孟达喝酒脸不发红，而是转青，从前应酬他也喝了不少好酒，但今天的酒特别香，来自邻市一个知名酒厂，是真牌子，不假。孟达今日为了难得的相逢机会和交谈气氛，喝得有些放开，算是尽兴吧。听了蒋玉芬一席话，心里很高兴，觉得是个好兆头，就道：“嫂子海量，”然后转头对陈庸和韦从光道：“女的喝起来，男的不能比，嫂子场面上的应付多，肯定早就成了一把好手，我看得出。来！为我们嫂子这番话干了！我也要争口气，不辜负各位的期望。我这杯酒也要劈成两半，一半敬嫂子，一半敬光兄，这次竞选还仗光兄鼎力支持，这地儿毕竟是你的码头。”说完仰脖送尽。韦从光亦然。陈庸平时烟酒不沾，只喝茶，眼下就以茶代酒，象征性地举起杯子啜一口，拈一块馇肉放进嘴里，说：“牙不好，只能吃软的，我的饮食原则是三个字----软，细，淡。”
“割不正，食不食？”孟达又在开玩笑了。
“食，”陈庸认真地道，“但是色恶不食。其实，我很佩服孔子的定力，那么动乱的年代，食无定时，餐无定量，经常挨饿，有时靠学生送点腊肉才打牙祭，还能做到食不厌精，烩不厌细。这实际上已经把饮食上升到一个文化层面了，跟他的精研驾御和射箭是一体，一丝不苟，我们后人做事的精神赶不上孔子，太急功近利，流于浅薄散疏。一个人的定力不是学来的，是养成的，是厚积而成。从这一点来说，孔子是千百年来无人能超越。”
孟达对韦从光道：“其实，在这一点上我跟陈庸不太一样，我也是一直崇拜孔子，那家伙是个天才，思想家，一部论语看得我是击节赞叹，可以说每一二句就是精华，每三五句就是绝论。但是，再怎么着它也只能算是一部社会学，伦理学，公共关系学著作，不能当政治纲领，当了政治纲领就要坏大事。施仁政和伦理纲常这两个东西害了中国几千年。首先施仁政一说就有大问题，施的对象是受，这是一个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单方面给予了统治者以主动权，老百姓则是被动接受。统治者施则百姓有，不施则百姓无。更深的问题还在于他如果不施，百姓其奈若何？孔子没能进一步设计出一套对统治者的制约机制，使他们必须施仁政。这个不能解释成他认识的历史局限性，按孔子的智商和他对事物的洞察能力他是完全能想到这一点的，因为在他那个年代就有不施仁政的统治者，他不会不思索这个重大问题。他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很不切合实际，他的仁政如要实施，统治者必须具有极高的道德良知，个人修养和政治素养。这样的统治者几乎没有。所以孔子的政治理想没有执行者，没有载体，只能是纯理论的，无可行性，无可实践性，成了抒情政治散文。而且，他提出仁政却没有从理论上跟进，进一步提出仁政的量化标准，这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说到底，还是怕统治者，这个怕恰恰又是他自己伦理纲常的产物，自己不敢去挑战它，留下隐患贻害后代。他制定的那些人际间不可逾越的等级关系完全是限制民主话事权，不是有句话叫‘九州生气恃风雷’吗？如果都是有地位的人发言，风雷何来？生气何生？媳妇进门忍辱负重，熬成婆婆又压迫新媳妇，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如何了得？
“他的‘有教无类’是好主意，平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但是教育的取向有问题，学生问如何种田，他居然大发雷霆，所以中国几千年来就不重技而重文，重官。修身齐家不是为了发明蒸汽机和电报，而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千军万马都去挤那做官的独木桥。这样的国家会发生工业革命？做梦吧！所以，中国积弱就是孔子惹的祸，中国被打就是儒教惹的祸。如果中国几千年来走法家的路，李鸿章去日本就不是去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是去基层检查工作。几千年来，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宫廷势力，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孔孟之道。中国历史，要算民国时期发展趋势最好，基本与世界接轨，可惜命短。接下来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更惨，直接败国！历史在紧要处就一个人决定命运，董仲舒，朱红灯，张学良都是这样的人，把中国毁了。还好，我们的陈庸也研习西式民主，深得其中精奥，知我所言无大谬。不然哪，一句‘道不合不相为谋’就把我扔下不管啦。还有，‘统治者施仁政’应该是不用讲的事情。统治者与仁政应互为一体，一元化，铁定无罅，不能说当了统治者然后来思考该不该施仁政？施多少仁政？搞二元论。统治者的位置事先就应该装有一个机关，这个机关它直接跟仁政挂钩，仁政有，机关不发作，仁政没有机关发作，把统治者弹下来。有了这个机关，你不求他施仁政，他自己还忙不迭地施呢。这个机关目前只有西方国家和其他民主国家有，专制国家没有，专制国家什么东西都从发达国家进口，就是不进口这个机关，因为不合国情。这种国家的老百姓长期低贱，偶蒙皇恩即感恩戴德，涕泪横流，奔走相告，实属可怜。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孔子在发梦呓，我看‘齐之以刑’才最重要，久了，养成习惯，人自然知耻，违法为耻。中国信儒上千年，至今还没解决好一个排队加塞的问题，这算‘有耻且格’么？我看还得‘齐之以刑’解决问题。我如果当马坪国总统，决不让孔子介入政治。现在的社会各领域高度发达，人际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军事关系，国际关系，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孔孟之道根本不能排忧解难。所以，我们要还孔子一个恰当的位置，孔子，他就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了不起的学科带头人；对政治，社会和人生哲学有独到见解；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教育家，大伦理家，大实践家，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可遇不可用的天才；错杀少正卯的不称职干部。到此为止。
“不能再讲‘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样的笑话了。讲大框框话没有意思，糊弄人。一个国家和人民为了发展要舍得割爱，不要抱住一个孔子舍不得丢，不然还要坏大事。很多人都说日本尊孔，人家还是发达了，人的素质也高？你去看看，日本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期，哪里跟孔子挂得上钩，全是日本特色。日本成事靠的是悍性，闯劲，武力，不服气。它的民族性举世无双，比德国还厉害。当它知道西方比自己强大后，埋头苦学苦干，模仿照搬，不惜重金聘请洋人来搞管理。它为了积累发展资金，甚至容许妇女集体出国卖淫，这难道是遵循孔子他老人家的指示在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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