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桥县城因为扩建早已荡平了糟杂纷乱的城乡结合部，但是外围依然可见各类出租小院的种种凌乱。豆腐作坊，咸菜作坊，浆洗作坊，小五金作坊，汽车配件铺，建材铺，豆花馆，光盘出租屋，发廊等等依然作为这个城市的脸面，迎接着每一位初来的客人。

    孟达是个喜欢从事物细微处着眼的人，他在洗车场等待洗车时，从收费处的烟摊背后看见一幅小标语----抽爱国烟，喝爱国酒。

    孟达平日里烟酒俱来，见了这标语心上觉着奇，上前道：“师兄，来包爱国烟。”卖烟人看他一眼，递给他一包外表粗燥想必内里也并不怎么样的带嘴香烟，孟达一看产地----马坪卷烟厂，心里明白了。付了钱问道：“五喜和福牌怎么没有了，口感还可以嘛。”“那个是中国龙塘地区的烟，我们凭啥要卖，钱都给他挣去，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卖烟人道，“看老板是初来官桥吧，在哪里发财？”孟达心里噔一下，道：“我是元门人，常年在外头跑。”“喔，我们都是马坪人，怪不得你买爱国烟，”他又压低声道，“其实这烟赶不上五喜和福牌。”“嗯，抽烟也是个习惯，一种烟抽久了，还不想换好烟。茶馆的老头都抽叶子烟，给他带嘴烟他还不要呢。”“你这位老板是个明白人，怪不得在外头跑。回来嘛，抓马坪国的商机嘛。我要是有本钱就不守烟摊了，混口稀饭。”孟达道：“在外头跑也是日晒雨淋呀，什么样的人都要打交道，陪吃陪喝，钱都是拿寿命去折合来的，条条蛇都咬人。师兄守在这里，跟老婆娃娃团在一起也占到个合家欢嘛。”“嘿，跑外头的人讲话就是不一样，老板的话中听，来来来抽支烟，”卖烟人说着起身向孟达递烟。 孟达一看是红塔山，心想，师兄才是明白人。

    “孟达，走！”那边陈庸喊起来。

    孟达对卖烟人扬了扬手中的爱国烟，意思是：我就抽它。然后道：“师兄，后会。”就转身跑去钻进车里。

    孟达屁股坐定猛拍脑门，对陈庸连连道：“重大失误，重大失误，赶快迁户口，我的户口不落在马坪可能拿不到选举资格。”“你怎么突然想到这个问题？”陈庸问。“刚才卖烟人问我是哪里人，猛然一下提醒了我。”言毕，他摸出手机给妻打电话，叫那边赶紧下户口，迁往元门县。陈庸道：“怎么不迁到马坪却迁到元门？”孟达道：“我担心马坪现在户口冻结，如果是这样，元门还有希望，有些老关系，可以动一下。”孟达就吩咐妻把户口特快寄到马坪市政府张庆林收转孟达，所寄何物就填经济合同，别填户口。

    “我现在不知道张庆林对马坪国选举的想法，不能给他透底。前天只在电话里告诉他我要来，问他出不出差，他说不出，现在是地方往上头跑，嘿嘿，马坪现在成了京城啦，张庆林俨然是京官口气，还叫我来投资，我满口答应，说来做大项目。”孟达道。

    “你的大项目就是竞选总统。”陈庸道。

    “非也，非也，”孟达道，“我的大项目是：如果竞选成功，我要重新把石梁河水电站立项，找世行贷款。陈庸啊，我可不小看这马坪国，我有把握在国际上拿到不少项目，我制度优越，跟国际全面接轨，按牌理出牌，我要一步一步实实在在走，我喊不动大国我就感动大国，我希望他们能看到希望，主动来把我国树成一个民主图强的公民社会样板，我把这个叫做国际输血工程。我手头还有一些好牌，慢慢打。这次竞选，我不怕共产党的势力，我只怕地方势力，或者共产党的势力转换成地方势力来打压我。不过，地方势力这张牌或许要被我反过来打，我推出联邦制，抓各县的票。地方主义是放大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缩小的地方主义。人总是自私的嘛，你看外国人就聪明，联邦制化解大矛盾。你越想统，越统不住，你一放反倒统住了。这个思路，老子早有教导。而且，联邦制还能分担中央政府的行政负担，地方的积极性它自己就出来了，创造性也就跟上去了。一个大国搞大一统，首先就要产生地方和中央之间的矛盾，其次，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你中央硬要它跟着你的指挥棒转，人家不服嘛。靠压，靠抓着一个人事权说话。是牺牲地方利益的做法，是短命鬼的做法，什么‘统揽全局’呀，那不明摆着就是合法的贪嘛，大贪。”

    “不哇，”陈庸道：“建马坪国就是一个进步嘛，松口子了嘛。”“唉呀！你看你看，这不是不攻自破么？我这脑袋，糊涂！党都拿出马坪了，我还有啥好说的。”孟达道。

    陈庸又道：“党无善意，其实是想看你的笑话，看你塌下去。”

    “嘿，姓共的只要开了这道缝，这道缝就会变成一道门，我让它通天。陈庸，你我很多东西是一致的，只是你学贯中西，通古今，更像大学士，更像士大夫。我是一个行动主义者，敢做敢为，敢跟任何人打交道，敢向权威挑战。你也敢跟人打交道，但是你不敢收服恶人，或者说你不屑于去收服恶人，你我二人的责任心表现在不同的方面。我外公和父亲都是生意人，我读中学时很穷，就想实力救国，读大学后觉得中国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就图谋政治救国，后来国家改革开放，又回到实力救国的思路上。再后来，富了，一看还是不行，一个国家只图强不图治，最后依然是失败，啥都没有，全玩完。当年北洋水师不可谓不强，完全可以把日本水师比下去，输给日本是输在制度上，输在人的素质上。你别看中国现在有很多弹，其实就是现代版的北洋水师，内部是腐的，不经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大发明，支部建在连上，沿用至今，严重影响军队的专业化嘛。士兵忙于政治表现，忙于入党，哪有功夫钻研军事？入党提干还要送礼，下地方招收新兵也收礼，这样的军队如何打仗？一说就标榜军队的政治素质过得硬，如果再来一个甲午海战，我是很悲观的，外国军队不认你这个政治素质，把你这个政治素质连同军队一块儿打趴。中国愤青是多，但愤只是情绪，它不是实力不能上战场嘛......你看，老何在笑了，你是笑我们谈北洋水师还是笑我们谈政治？”何鸣西说：“中国有原子弹，打不赢就丢嘛。政治我不懂，是你们这种人搞的。”

    孟达道：“陈庸，你看老何，无赖嘛，老何你就是个小共产党，屁股下头坐一个原子弹就天不怕地不怕。我先得把你的脑袋打通，再去竞选总统。”何鸣西道：“中国，谁来搞都不好办。”

    陈庸道：“老何，你这话只对了一半。”何鸣西道：“你说另一半是啥？”陈庸道：“等到了宾馆烫了脚，上了床我再慢慢给你讲，现在听孟总的。”孟达道：“老何，陈庸是个大知识分子，他有时间就会慢慢把你的思想一层一层剥得啥都不剩。”何鸣西道：“哎哟哎哟，惹祸了。”

    三人就在车里一起大笑起来。

    孟达又道：“我下面有两个问题合成一个话题来讲----关于北洋水师，还有一个版本：北洋水师那时是亚洲最强大的舰队，趾高气扬啊，在海上巡游时，掀起的大浪把日本老百姓的小木船打得东倒西歪，船夫惊慌失措，北洋水师的水兵在船舷上哈哈大笑，前仰后合，乐不可支。就这样寻开心啊。这么庞大的一支舰队，水兵都是百里挑一，怎么这么无知，这么狂傲，这么烂贱。我们来假设一个情形：人都是有尊严的，如果这个消息被日本人传回国内，会激起怎样的反响，老百姓就是捐钱捐物捐它个倾家荡产也要齐心协力，同仇敌忾把你北洋水师砸到海底去。后来的事实也正是如此。”陈庸打断孟达道：“中日之间的问题是更深层的问题，他变革成功了，它的快速发展需要更大的市场和原料，国家的生存空间也需要拓展，中国就成了它的目标，中日之战是避免不了的。”

    “对了，”孟达道，“你说的是政治层面，我是讲人文层面，只是想单方面总结中国这边的问题。你既然说到这里，我又要假设了，假设一：如果北洋水师事先知道甲午海战要输，它此时还会对日本小木船这样张狂吗？假设二：如果北洋水师知道日本人的整体国民性和发奋精神强过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千百倍，它还会如此蔑视这些小船夫吗？假设三：如果北洋水师知道这些威武的炮舰最后会成为收敛他们尸身的铁棺材，他还会对别人的窘相幸灾乐祸而不返身埋头努力使这些炮舰永不沉没吗？”孟达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然后又道：“这就引出一个简单且不好听的结论：北洋水师不知天高地厚！它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它天不怕地不怕。

    “现在，回到我前面说到的问题上来，就是一个国家只图单方面强大的危害，越是无知的人强大了越可怕，倒不如一穷二白的好。中国现在暴发了就是这一类的问题特别多。如何对待自己的贫穷，如何对待自己的富有，如何对待自己的强大，这‘三个对待’比‘三个代表’更重要，更关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可是没有人提出来，更没有人想过怎样解决。你有了大权，大钱，大势，大肚，你是个四大人物，但是你怎样对待穷人？怎样对待弱势群体？你考虑过吗？你如果老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不知天高地厚，那就非出大事不可。‘三千越甲可吞吴’，‘楚虽三户，灭秦必楚’，当年秦始皇把全国各地的武器都收缴到咸阳烧化，铸成大鼎，以为国家从此太平，结果如何？

    “越是强大越要放下身段，好好思考和重视这些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人都是这样。我驾车经过泥水坑时，只要旁边有人，我一定放慢速度从旁绕过，你得意忘形呼啸而过那你就是贱骨头，不是人家贱。就算你走远了，人家也还要在后边诅咒你摔下悬崖。人的仇富心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更何况有的人的钱还来路不正。为富为仁者，穷人感念；为富不仁者，穷人仇视；为富为恶者，穷人要杀。”

    何鸣西听到这里舌齿直打啧啧，道：“孟总，有些穷人得了富人帮助也不感恩呀，还谋杀帮他的富人。反正我是不敢轻易同情人。”

    孟达道：“这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啦，这就像环境污染，污染它只是一天，治理它要一年甚至几年几十年，甚至不可逆转。对马坪国的理想建设，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抱太大的希望，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不可回避，早动比迟动好，迟动比不动好。一个好的制度，即使人民认可它，拥护它，它与人民之间仍然有一个长期的磨合过程。”

    陈庸道：“中国的有产阶级应该向托尔斯泰学习，形成一个有文化积淀的，有使命感的，有贫民意识的阶层。关心民众疾苦，倾听民众心声，保持清贫生活，保持低调做人，保持清醒头脑。”

    孟达道：“这个还得依靠宗教的力量。长期以来，中国人对宗教的理解有大误。哎，陈庸，我给你出几个课题，你在忙过这一段时间后去做一下，我想知道你做的结果。”陈庸一听课题二字，眼光放亮，道：“说出来。”孟达就道：“一：为什么基督教，佛教到了中国就要变样，中国人为什么不去抓它的精髓。二，我们说，中国人的坏共产党要负责，文革要负责，但我到西方生活考察时发现：世居海外的华侨有些人比大陆去的还要坏，还要狠，还要黑，简直跟西方普遍的道德观，文明观格格不入，并且这种人不在少数。中国人的文化基因究竟是什么？三，中国人为何阳刚之气不足而阴柔之气有余，早先西部秦国的风尚为何没有在全国推广？四，中国人为何总结过往之事有一流水平，而更为重要的前瞻性却完全没有，像白痴。五，中国人有弹性，有耐性，有韧性，中国文化消融化解了历次的外来文化，最近的一次是马列主义，始终没能取代中国文化。那么，西方的民主，宪政拿过来是否最后也会被中国的固有文化化解于无形？陈庸，现在不忙回答，慢慢来。”陈庸道：“大课题，有意思，我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