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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上）（转贴）
佟丽华 肖卫东（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编者按]农民工的权益遭到侵犯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的农民工为了讨回本该属于自己的血汗钱，不但要另外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甚至可能是生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即使是通过法律途径追回自己的工资，整个社会也要为此付出至少三倍于工资额的代价，这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而现实中，由于有关职能机构和司法机关的问题，整个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远远不止这么多。
佟丽华和他的公益律师团队在启动“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站”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法律援助之前，他们在全国开展了这次调查项目。他们以调查问卷的科学形式和实地调查走访，通过大量真实鲜活的案例，分析归纳出了目前我国农民工在追讨工资过程包括农民工自己在内的社会各方面为此付出的各种成本和代价，这份报告对于关注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各方面人士都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这份《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的意义和分量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
前言
我国现阶段农民工总数要在1.5亿以上，80％的农村家庭有人在外打工 。随着城市化以及农村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还要向城市转移。也就是说农民工的数量还要增加。这些农民工权利保障的状况如何，不但直接关系到他们个人的生活、他们的家庭、他们子女的教育，而且必将关系到我国的民主和法治化进程，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都多次为此作出批示。温家宝总理还在视察中亲自为农民工讨要欠薪。但由于农民工维权的法律制度以及法律执行等多种原因，目前以拖欠农民工工资为主要内容的农民工权利保障问题尚不容乐观。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 。
自2003年12月开始，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开展进城务工青年维权成本调查项目。项目实施期间，在全国8个省份共发放农民工维权状况调查问卷和农民工维权手册各8000份，调查农民工维权典型个案17件。调查显示：在这些农民工中，48.1%的人有过出门打工但拿不到工资的经历，其中30.6%的人有100-1000元工资没有拿到，15.7％的人有1000-5000元工资没有拿到，1.6%的人有5000元以上的工资没有拿到。
我们关注的是：农民工依法维权的代价到底是多大？为了讨回微薄的薪水，他们需要付出怎样的时间和金钱？目前的法律制度还存在哪些缺陷？我们应当怎样进行改革？围绕这些问题，经过近一年半的努力，我们完成了这个调查报告。我们希望这个调查报告能够引发党和政府对农民工维权制度进行思考和讨论，我们也愿意就调查报告中所涉及的各项问题与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各界人士进行交流。
一、农民工维权的巨额成本
摘要：
根据调查和计算，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国家支付政府工作人员、法官、书记员等人员工资至少是1950-3750元。综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间。如果提供法律援助，则成本最少要在5000元，最高将超过9000元。虽然不是每个案件都要走完全部程序，但这只是最保守的计算，还没有计算农民工不得不多次往返家乡和打工城市之间的住宿、吃饭、交通等费用。而根据对17个案件调查情况来看，每个案件综合成本都超过10000元。
结论：为了索要回拖欠农民工的1000亿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的成本。
1、农民工维权的经济成本：
郭增光，河北省涞水县石亭镇东龙泉村农民，因在北京打工，个人被拖欠工资1000余元。他介绍，“为了要回我的工资，我先后从河北老家到北京找过用人单位老板20多次，找过北京市大兴区劳动监察大队14次，找过大兴区法院11次，找过北京市一中院3次。我还找过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北京市政府、北京市人大、北京市建委、国家建设部等十几个部门。从河北老家到北京，每一次光交通费就是70多元。讨薪三年来，我直接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复印费、电话费、诉讼费4700多元。可是现在法院把行政案件驳回了，我还得从头开始打民事官司 。”
姚胜余，甘肃省甘谷县六峰镇张家庄村三组农民。1994年8月至1995年3月27日，姚胜余等30名民工在西安外语学院和宝鸡创业大厦打工被包工头丁祥林和吴掌林拖欠工资19万余元，自1995年4月开始讨薪，经过人民法院的前后八次（金台区法院两次、渭滨区法院三次、宝鸡市中级法院三次）审理和判决，姚胜余等人最终讨回的是10575元（金台区法院判决的18255元因超过申请执行的时效而无法再申请执行）。姚胜余从1998年开始沦为乞丐。他介绍，“从1995年4月到1997年7月，我们先后找了吴掌林四、五十趟。每次最少来我一个人，有时候两、三个人，有时候五、六个人。从甘肃甘谷老家到宝鸡，吃、住不算，每个人一次的来往路费就要200多块钱，每次最少要花出五、六天的时间。这些钱都是我自己垫付的。从1999年8月向金台区法院起诉到现在，我们经过了法院的前后8次判决，讨回的10575元还不够我们的零头。一拖十年要不来工资，跟我一起出去打工的人有的怀疑我把钱要来自己昧下了；有人认为是跟我出来打工的，要不来钱就得向我要，于是逢年过节这些人便找到我家里要钱，不给钱不走，在我家中吃、住，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不是卖了当路费，就是被他们拿走了，我的头上至今还有他们打的伤疤。为了讨回工钱，我光是垫出的路费就有10000多元，而我自己被拖欠的工资还不到7000元。现在我没法回家，也不敢回家，我在宝鸡当乞丐已经有七、八年了。”
张志玲，河北省鄄城县桑成乡南魏村农民。张志玲等十几名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及赔偿款是136774元 ，张志玲自己被拖欠的工资及赔偿金不足10000元。她向律师算了一笔帐，“为了讨回我应得的工资，这6年来，仲裁、诉讼、申请执行，直到法院决定再次开庭，不算我垫交的3000元仲裁费，光是交通费、住宿费、复印费我就支付了3000多块。可是等了五年多，法院现在连庭都不开。”
那么，农民工维权到底需要付出多高的成本？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农民工权益被侵害后，可以通过与用人单位协商、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等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农民工在工资被拖欠以后，一般都是先与用人单位协商，多次找用人单位老板或者包工头，这当然要支付交通费、住宿费和餐饮费。不算这笔费用，单就农民工依法维权，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向人民法院起诉和申请强制执行，如果完成全部程序，农民工至少就需要支付920元的经济成本。具体包括：
劳动监察大队处理阶段，至少需要支付120元。包括到工商部门查询用人单位基本情况的查询费用40元（用人单位的名称、注册地址、联系电话、法定代表人姓名，每项查询费用10元）；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一次、调解一次、领取举报结果一次、到工商部门查询一次。期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至少80元 。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阶段，至少需要直接支付400元。包括案件受理费300元 ；仲裁申诉书的打印复印费20元；到仲裁委员会立案一次、开庭一次、领取裁决书一次。期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至少80元；
向法院起诉的一审阶段，至少需要支付150元。包括案件受理费50元，起诉状的打印复印费20元，到法院立案一次、开庭一次、领取判决书一次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至少80元；
向法院起诉的二审阶段，至少需要支付150元，计算标准同一审阶段，不同的是二审法院一般不开庭审理，法官只是找农民工谈话一次。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阶段，至少需要支付100元。包括强制执行申请书的打印复印费用20元，向法院执行庭立案一次、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一次、听取执行结果一次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80元。
以上是我们对北京市农民工维权实践进行的最保守的成本计算。北京市是劳务输入的主要城市，该市的农民工维权成本带有一定的代表性。实际上，农民工在维权过程中需要直接支付的经济成本远远不止这920元，他们在维权过程中不能一直呆在城市里等待处理结果，好多时候他们是从家乡回到城里去开庭、领取裁决和判决，他们需要支付的交通费远远高于理论上计算的市内交通费用。另外，由于自身文化知识的不足，他们请律师代写法律文书时要交纳代书费；为了调取相关的证据需要另行支付交通费、电话费、查询费等等。为了要一个处理结果，他们往往要到一个部门去上几次甚至十几次。从调查的典型个案来看，有的农民工仅仅在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阶段就要花出几百元到上千元的交通费、食宿费、复印费等费用。
即便按这最保守的920元经济成本计算，农民工维权成本也已经超出他们实际被拖欠的工资。根据对2004年10月在广东省广州市1000名农民工调查问卷的统计，118名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总数97670元，平均每人被拖欠工资827.70元左右。
2、农民工维权的时间成本
一般来说，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或发生工伤之后，都要花出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找用人单位的老板协商，请求用人单位支付拖欠的工资和依法给予赔偿。在此期间，用人单位也不会直接拒绝支付工资或拒绝赔偿，而是想办法推脱。农民工出于对依法维权时间漫长、花费较多、钱少不值得、举报了也没人会管、没有任何证据等方面的顾虑 ，以及对用人单位及其老板承诺的信任，也不想立即诉诸法律，而是对用人单位老板的承诺心存幻想，一等再等，甚至通过缠住老板不放等方式来追讨工资和赔偿。根据对黑龙江省1000名农民工的调查问卷统计显示：发生劳动争议后，不愿通过找劳动监察大队、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法院等依法解决的农民工中，20.97%的人是因为时间太长拖不起；17.98%的人考虑举报后也没人会管；16.94%是因为交不起钱；15.28%的人考虑钱少不值得；12.92%的人是考虑到没有任何证据；9.72%的人担心用人单位会报复。基于此，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希望通过法律手段追讨工资。在权益被侵害后到向劳动部门举报或仲裁之前，农民工有的等上十几天的时间，有的要等上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他们无法正常劳动，一心想着怎样把被拖欠的工资追讨回来，为了早日拿到工钱，有时他们不得不在城里等待。从个案调查来看，所有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民工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但是具体等待的时间无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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