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2005年10月22日)
    一提起农村、农民，人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个勤劳、淳朴、憨厚的人物模样，像鲁迅笔下的闰土。但记者进行的调查也明晰地显示出:当今农民工群体正面临一场精神危机。
    刘某进城打工八年，他已经换了三四个工作，原因不是因为私企老板克扣工钱，就是自己嫌工资太低。他所在的纸箱厂有50多名职工，大多是年轻人。记者问他厂里有没有成立党支部、工会或者共青团，他摇头说没有，“我不知道厂里还有党员。”他在初中时加入了共青团，但“不知道28岁要退团的事”，也不记得自己有没有交过团费。
    他说，厂里平时从来不组织活动，“老板只是追求效益”。工人们业余无事可干，“打牌的时间最长”，每次打牌都要赌钱。
    他所在的厂绝大多数是外地人，以安徽、苏北人为主，也有贵州人，平时以地域划分帮派，“厂里工人打架的事情太多了，不打架我们倒觉得不正常，尤其是打牌赌钱时，动不动就打起来了。”厂里工人打架，几乎不报警，大部分都私了。

    2004年，记者在四川和上海进行调查时遇到的青年农民工，大多数是初中毕业或小学文化，很少有人读过高中，这也代表着城市农民工的基本文化构成。最后，调查问卷显示，这些人所受到的道德教育仍停留于学校时代和家庭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停留于十年或数十年前，城市的熏陶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正面影响。
    四川省仁寿县文宫乡保楼村小学教师林子江，是一位传统的农村知识分子，他教过的很多学生现在都外出打工了，现在，他又在继续教他们的孩子。
    林子江说，出去的青年农民工，平时很少回家，一般只是在春节的时候回家。和这些年轻人聊天，我发现他们在外面沾染了很多不良的习气。这些年轻人说话，一般都透露出他们在外面吃了“没文化”的亏，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好好学习。可仔细一问，他们让孩子好好学习的目的不是成才，不是建设国家，也不是赚大钱、考大学，而是最简单的几个字——“不让城里人瞧不起”。这将极大地影响下一代的农村娃娃啊。
    记者曾到江苏省采访，这里乡镇企业很发达，农民工很多。然而，市委接待的干部却热情地告诉记者：“要了解民工情况，请找公安局。”并强调说：“我们的民工管理做得很好，经验已被全面推广，受到中央综治委的肯定。”
    江阴市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明确告诉记者：“要采访农民工的管理情况，只有找公安局。”记者问：“还有没有其他部门管？市领导哪位分管？”这位负责人想了半晌，说：“只有公安部门说得清楚。”江阴市公安局一位干部直截了当地告诉记者：“主要目的是防止违法犯罪。”
    有关专家指出，这说明一些政府自觉不自觉地走入了一个“歧视民工”的误区。这种歧视性的管理倾向，对中国的城市化和农村的现代化，将十分有害。
    为民工创建城市新家园
    如今，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令人欣喜的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已经开始通过积极创建新型组织载体，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以满足农民工空虚迫切的精神生活需求，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最大的民营企业新奇生公司，在2003年建立了上海第一个新经济组织的民兵营。记者在这个公司看到，300多名青年农民工全部以部队编制住在宿舍里，各个宿舍窗明几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连鞋子也依一条直线摆放，与大多数又脏又乱的农民工宿舍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民兵营营长、新奇生公司办公室主任王玉兰告诉记者，公司还修建了一个民兵活动室，里面有各种各样国防教育读物和其他报刊书籍，每天晚上6点到9点向农民工开放，十分热闹。她说：“过去，外来务工人员像一盘散沙，业余时间也没有什么文娱活动，下班后到外面闲逛，喝酒，醉了就打架，惹是生非，难于管理。民兵营建立起来后，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极大丰富起来。农民工高兴，企业也少了麻烦，生产效率也上去了。”
    根据上海市总工会的统计，目前上海的770万产业工人中，就有380万是外来务工人员，占工人总数的近50%。集体经济、全民经济组织越来越少。由于形势变了，以前政府工作大部分精力放在企业身上，现在思路开始转变，根据外来人员为经济所做的贡献，慢慢地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外来务工者身上了。-(本文内容已收录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的《我的民工兄弟》一书)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肖春飞、杨金志、丛峰、刘丹报道
    * (博讯记者：胡军) (博讯 boxun.com)

此文于2007年02月22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