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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以來臺灣的文化譜系—— 一個大陸人的海外觀
耶魯大學 康正果
小引
首先要説明一點，我之受邀參加“臺灣及其脈絡”的討論會，並非基於我對本次會議的議題已有研究積累。只因大陸方面與會的學者實在太少，主持人希望盡可能增添些不同的視角，於是就近拉我來補了這個空缺。我一無臺灣學者本有的臺灣經驗，二無專門研究臺灣問題的其他學者具備的學養和見解，只是得知我被分到“文化和對抗文化”這一專題的小組發言，才就該專題涉及的陌生領域邊閲讀資料，邊琢磨起思路。從寫作緣起上講，我寫這篇論文，實屬“為會造文”之擧。要不是碰巧在家門邊躬逢盛會，哪輪得上我來插外行之嘴。
正因自覺到這起點上的無知情況，從做準備工作開始，我即確定了補課的鑽研方向，而行文上則相應地用了寫讀書報告的語調。我的目標並不高，若能將閲讀中產生的疑問和發現，以及某些舉一反三的聯想平實地綜述出來，也就算盡了我最大的努力。
我移居美國已十多年，雖常讀《世界日報》新聞版，但興趣範圍僅限於大陸新聞，每讀至臺灣新聞欄，多一翻而過。由此即可見海外大陸客普遍都不太關注臺灣問題的態度。本文的撰寫正好給了我扭轉態度的機緣，它迫使我閱讀了不少有關民國和臺灣的書籍文章，而隨著很多認識的澄清和矯正，對國共鬥爭，兩岸對峙，以及百年來中國革命和現代化涉及的一系列問題，我始有了不同於已往的思考。歷史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經此一番焦慮苦思，我終於從自己的空白處邁出步子，幾經躊躇，總算切入了話題。這樣的求索，好比一個本質未定的人物陷入了他存在主義的境遇劇，那未知的結局，就任憑他冒險去選擇好了。
一
臺灣執政當局近來明顯講究起用語革新，那勢頭頗像大陸五十年代初從舊社會進入新社會的情況，對某些威權時期習用的説法，搞起了廢舊立新的更換。比如你要談論抗戰勝利或臺灣光復，“勝利”和“光復”這類措辭就可能顯得太“中國人”口氣，參照日本教科書，還是用“終戰” 的説法，更符合目前“去中國化”的方向。初接觸此類修辭，我頗感生硬而不得其解，為弄清用語革新的意思，對流行的臺灣史觀，我從頭做起了考察。關於臺灣史，施明德是這樣簡述的：
——1624年，荷蘭正式佔領臺灣，臺灣首度成爲殖民地。
——1662年，在中國抗清戰爭中失利的鄭成功集團，以武力奪取了臺灣，
“漢化政策”於焉開始。
——1683年，鄭氏後裔降清。清國實行“封山海禁”長達190年，一方面視臺灣人爲“化外之民”，一方面強力推行漢化政策。
——1895年，中日甲午海戰後，戰敗的中國，將臺灣永久割讓給日本。
——1945年，第二次大戰終止。戰勝國美國和中國分別佔領日本在亞洲的殖民地。臺灣再度被中國佔領。
施明德的簡述只偏重列出臺灣被武力佔領的經歷，卻並未提説好幾百年間陸續遷自閩粵一帶的移民開發該島的情況。他那種人稱和主語都不太明晰的修辭，以及間離效應（alienation）的語調，更易模糊讀者的理解，言談間隱隱讓人覺得，這個近海大島上原先似乎就存在著某種抽象的獨立本質。施明德的口氣也可能讓人聯想起古代的泛文地理觀對臺灣所表現的臆測附會之見，比如在臺灣曾有過的衆多命名中，竟包括了“蓬萊”和“瀛洲” 這類山海經式的泛稱。這種命名的含混性説明，華夏土地上的歷代王朝一向缺乏開拓海疆的觀念，由於一直沿用模糊的泛稱，結果把東方海域上浮現的不同島嶼都懸置到了煙波浩淼之中。施明德嫌惡地提到“殖民地”、“漢化”之類的字眼，他顯然是要強調臺灣與中國既分隔又無關的本質，但島上的臺灣人經過他這麽面目不清地一抹，無形中就都逸出歷史脈絡，飄飄然本質化成蓬萊山上的仙人或鬼市上的蠻夷。
十七世紀初，在中國東部和南部的海洋上，佔領和殖民的風潮剛剛掀起。那時候貿易活動和海盜行爲是混雜在一起的，移民和殖民並行推進，買賣和劫掠界線不清。荷蘭人及其他歐洲人的船艦，還有倭寇和鄭氏家族的海上武力，就這樣風雲際會，在臺灣海峽上狹路相逢，撞到了一起。也正因尋寳發財的狂熱掀起了這一股冒險和廝殺的風潮，才促進了航海業、地理發現和從大陸向海島的遷移。歷史常常以血污和銅臭積累出世業、豐功和榮耀，提到“佔領”、“殖民地”之類的字眼，吾人自不必總要表現出耿耿於懷的姿態。鄭芝龍本是個集海商海盜於一身的人物，他兒子鄭成功從小在日本養大，鄭氏一門及其集團在當時已建立起廣泛的國際關係。至於荷蘭殖民者，若不是他們佔領臺灣後從閩粵一帶招募勞力，遷往臺灣的移民潮還不知要遲滯到何年何月。正是從荷蘭人搞開發到鄭氏集團搞割據的過程中，臺灣才從它化外之地的迷霧中逐漸展現出可遷居可墾植的美麗島面貌。
鄭氏政權當初若目光遠大，能善用洋人器物，與東印度公司相競爭，則北上日本，南下呂宋，待擴大了海上貿易，再用經商的財富改善軍備，強大其海陸兵力，不要說反攻大陸，驅除韃虜，或有希望成功，甚至連東南亞各島嶼的歸屬區劃，都可能做出想象不到的歷史改寫。只可惜他們的海盜性不夠強悍，幾輩人都為受招安的愚念所誤，爲當上朝廷的命官，最終放棄了向海外擴張勢力的機會。而臺灣島，就在這個很容易從中國大陸引力圈逸出的歷史階段，錯失機會，沒能夠建立成自己的王朝或國家。這大概最是讓臺灣主體性思維者想起來扼腕悵恨的事情了。從此也就注定了臺灣的宿命，處在那樣一個距大陸不太遠也不算近的位置上，分合不定，若即若離，既長期受到隔絕，又無形中鎖上了掙不斷的鎮海鐵索。隨後是清政府漫長的海禁，偷渡的移民和遺民一批批冒險投荒，把中原禮儀、江南風雅和閩粵民俗統統都移植到從原住民手中奪來的土地上。
鄭鴻生這樣描述日治時期他祖父母一輩人的風貌：
我的祖父母那一輩都屬前清遺老，在日本據臺之前就出生，並且也都經由三字經等傳統中國經典而識字的。閩南語是他們唯一掌握的語言，他們用閩南語讀全部的漢文經典，以接近唐音的閩南語讀書音來吟唱唐詩，句句押韻而自得於其韻律之美，並自豪於這套來自古中原的“河洛話”。他們還大半身著傳統“唐衫”，而稱大陸原鄉叫“唐山”（衫山二字在閩南語白話音不同音），這與到世界其他地區去的閩粵移民是使用一樣名稱的。他們觀賞傳統戲曲歌仔戲布袋戲，聆聽有著漢唐雅樂遺風的南管與高亢喧鬧的明清新興音樂亂彈，膜拜傳統神祇媽祖關公。
如果要論説如今所謂的“臺灣意識”，上引的描述才是它的情感源泉和文化根柢。鄭鴻生還特別講了那代人揶揄日本兵的一則笑話：說的是日本兵仔初到臺灣，見家家門口陽光下都曬著一個個洗刷乾淨的木桶，於是便拿回去當飯桶使用，卻不知那原是臺灣人夜裏使用的尿桶。這則笑話至少反映了身為亡國奴的老一代臺灣人固守其原有價值的幽默心態，他們固然再也無力反抗日本統治者，但自有其蔑視統治者的方式，更有其抱殘守缺的信念，因此他們絕不輕易否定被日本人貶斥為落後或低等的“支那”，反而拿那個“落後”向日本人潑了一瓢大糞。
但鄭鴻生父母那一輩人卻鄙視他們的父母，把老一代人當“清國奴”看待，甚至連自己與父母固有的骨肉聯係都感到羞恥。順便插一句，臺灣評論家多熱衷討論王文興的小説《家變》 語言多麽拗口，造句如何先鋒，卻很少關注該書將一種“蔑父情結”推向極端的象徵意義，在書中那些惱人的戲劇化父子衝突中，臺灣男人難道感受不出他們心目中正面的父親形象嚴重缺位所造成的鬱悶焦躁？因爲他們受的是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教育，從啓蒙識字即用日語思考和表達（再插一句議論，《家變》中那些讓人不堪卒讀的文句，與其說是什麽現代主義文風的嘗試，不如説是日語遺留在漢語書寫中的殘骸，再夾雜上閩南方言所造成的閲讀障礙，其先鋒試驗性其實是由作者書寫生澀的語病派生出來的。），像李登輝這類日本人培養出來的高級知識分子，日語思維已銘心刻骨，服膺終生，後來他位居中華民國總統之尊，接見了一個日本作家，竟然忘乎所以，津津樂道起他曾為皇民的青年時代。他們接受了日本人所灌輸的強者邏輯，從小就相信強國應控制弱國，先進文化應同化落後文化，優等民族應宰制劣等民族。正是通過對父輩落後文化的鄙視，他們才獲得了以先進自居的優越感。但他們所接受的現代性是日本人強加給他們的，是在剝奪了他們民族自尊的情況下施加的文化洗腦，這就造成了那一代臺灣人的自我分裂，致使他們本能的民族認同感——一個華人做人的本體——反給他們崇尚現代文明的上進心造成了難堪的拖累。所以他們的自我優越感並不扎實，一旦咀嚼起低日人一等的苦澀，就又彆扭地自卑起來。談起臺灣人的“悲情”，論者多把那不幸歸咎於國民黨的“二二八”鎮壓和隨後的白色恐怖，其實那“悲情”的根源早在國民黨來臺前就從臺灣人這種被壓抑的無助、無根、無奈感中發酵起來。
宣洩這種悲情的另一方式則是把對父輩的不滿擴大到對父輩所來自的原鄉。從鍾理和小説〈原鄉人〉中父親返鄉探親時的感慨、彭明敏之父彭清靠遊歷大陸的觀感、顧顯榮“人格殖民化”的講話都可看出，早在臺灣光復前，感受到日本現代文明的臺灣人在對祖國大陸的凋敝現狀滿懷失望的同時，已自覺或不自覺地帶出了某種身為臺灣人的優越感和對日本經營下的臺灣社會之贊許。 不可否認，日本人統治臺灣後，確實在現代化建設上多所作爲，從交通運輸到城市設施，都給臺灣人的日常生活帶來了很多優於大陸的方便。但當這些比較優越的條件被過分誇大，被說成“二二八”事件中臺灣人唾棄國民政府的一個客觀基礎，進而認定爲臺灣人蔑視“外來政權”的充足理由，則此一現代化先進水平的定論便成了日本殖民者植入臺灣人意識的“現代魔咒”。日劇時期所搞的現代化建設果真如論者所說的那麽成績卓著，值得大誇特誇嗎？臺灣學者施威全最近撰文說：
日人居住的市街之外，多榨取少建設。臺人教科書裡，日治自來水普及率百分之六十，那其實只是臺北城。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全島普及率是兩成，大部分臺灣人無自來水可用。這些數字對比他國殖民地，不佳。對比中國，光緒政府在一九０五年設自來水公司，三年後，管長達八十九公里；日本政府從一九○七年開始建設，到一九三一年，管長一六九公里。從統治觀點，日治的現代化不出色……
從施文提供的信息至少可以看出，日人在臺所搞的現代化設施主要目的是供給在臺居住的日本官民，也就是說，其規劃和服務是以日人居住的城市為中心和重心的，而從這些設施中得到最多優惠的臺灣人，主要是彭清這類士紳精英分子。据粗略統計，在四十年代的六百五十萬臺灣居民中，他們這類人及其家屬加在一起，頂多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其餘的百分之九十人口，所能享有的現代化設施未必就比大陸高到不可比擬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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