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耕农
   大学四年对他来讲是躁动不安又混混耗耗的四年.
   全班60个同学的年龄构成是两头小中间大,30岁以上的中年人和象他这样的应届生各占五分之一,其余都是已参加工作的大龄青年.身份有知青,工人,教师,基层干部,公社书记车间主任和刚从“牛棚”里放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这么一群来自天南塞北年龄悬殊经历千差万别的人聚在一个教室里每人一张课桌小学生似地成为同学,各人感受之复杂可想而知,又正值解放思想而对外国的信息了解不多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想知道更多的事也想说更多的话.在这充满求知热情而又“思想混乱”的环境里他茫然他迷失了.
   许多人在形容北方农民子弟走出农村都爱用“顶着满脑袋的高梁花子参的军”,那作为傣族农民子弟的他就是带着满身的酸笋味到了北京.高考的成功让他对前途充满了自信,而经常听到城里人没完没了的编撰乡巴佬进城的种种笑话,又使他对大城市产生抵触情绪:你城市有什么了不起呀?出门一趟就得带回来一大坨黑鼻屎和满头的煤屑.我们乡下的空气和水一样清洁.
   当然让他回乡下是不干的,但也没想过下一步要去哪里.反正已是国家的准干部,一切会有国家安排,也不用再为升学考试拼命,他也无意再考什么研究生.上课基本上是心不在焉,反正教材上的东西也都看得懂,考试每次80分以上不到90分,都是全班倒数前三名.谁也没有在意,大学生要关注的国家大事可多啦,谁会把考试分数的排名当回事?他们更喜欢听老师讲教材以外的内容,敢发一些擦边球的牢骚那更是大家心目中的思想解放先锋.在宿舍里谈论最多的当然是国际国内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爱发的感叹是:中国人象我们这样的还是太少呀,有个十来万,全世界也就征服下来了!为了充实自己的雄心壮志,他大量阅读和军事有关的书籍,<<三国>> <<东周列国志>>,<<史记>> <<资治通鉴>> <<战争风云>><<拿破伦传>><<第三帝国兴亡>><<闪击英雄>><<战争论>>等等,当然欣赏故事多于军事知识的获得.理想太远大了难免找不到着力点,但他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如果连想都不敢想那不是太庸俗太悲哀了吗?就在他刚上高中时,谁敢梦想一个普通的傣族学生能有来北京的机会,可是一恢复高考,半年多的拼搏,不用走后门不靠谁推荐,凭着比较扎实的文科功底,一下子就成了堂堂正正的首都大学生.只要时刻准备着,让我们建功立业的机会肯定会有的.
   开始接触专业课民族史时,他看到傣族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轰轰烈烈的战争,一下子把他吸引住了.在他印象中傣文书籍除佛教经典外,一般就是谈情说爱的叙事长诗和民间故事,而这正是他最反感的,他连傣文也懒得去学,傣族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只知谈恋爱,听一些哄小孩的故事,没什么上进心造成的.现在看来我们民族在历史上也曾让人热血沸腾过,要复兴民族,使之能为多民族的伟大祖国做出应有贡献首先要唤醒大家.那时大家爱讲的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先把在京的傣族同胞组织起来,过一次泼水节.学校的宣传材料上不是写着各民族学生的风俗习惯都受到充分尊重,他们的节日都会放假,举行庆祝活动吗?可是从来没看见占学校在校生一半以上的南方民族的同学过什么节,我们傣族就开个头吧.和几个傣族老师一合计,得到热心支持,但由学生出面去申请去活动,他又找到干训部的一个老大哥,两人就欢欢地跑起来,无论是国家民委和学校领导都热心支持,终于漏洞百出又热热闹闹地办成了.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从此其他南方民族纷纷跟进,而规模和档次自然比傣族要高.那时他的成就感只维持了不到两个月又泻气了,首先向民委打报告时号称在京傣族有150人,其实满打满算还不到60人,而且本科学生当中有一半多不会讲傣话,用汉话和这些人讲振兴“我们傣族”的理想要多别扭有多别扭,而且人家也不理你这茬.望着蒙古族同学在那达幕大会上光着膀子撅着屁股舞手扎脚地在展示矫健彪悍的身材,他黯然神伤地想到:连横扫过欧亚大陆的成吉斯汗的后代子孙也只能在运动会上摔跤和射箭,我们一个吃酸笋的懦弱民族还能做什么呢?
   那时他又彷徨苦闷了,抽抽烟喝喝酒解闷吧.
   就这样四年转眼即逝,要毕业了.分配成了大家必需正视的问题,在许多同学收起理想的漂亮外衣而为分到好地方好工作赤膊上阵时,他有点恐慌了,要征服世界也好振兴民族也罢,那些东西都随着酒后的口水往天上飘走了,去哪里工作才是实实在在的,而这显然要有一定的活动能力,那些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多年的老大哥,可以为追求民主去组织竞选人民代表,骂社会上拉关系走后门种种不正之风,但涉及到切身利益时该怎么活动也毫不含糊,只要自尊和人格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该适当地折节弯腰或对同伴屁股上踹一脚都无妨.关键是你要有那门路,所谓烧香也要找到庙门,胸怀远大理想的贾远两眼一抹黑,连抱怨都不敢了.
   他考虑了不到两晚就做出了主动要求分去勐版纳的决定,那是另一个傣族的主要聚居地,比他家乡名声大,汉文化又比他家乡稍落后.对他这样的举动没哪个同学有丝毫兴趣,人家不知道他的家乡和版纳有什么区别,相距多远.对学校领导来讲他要求去的地方既不是人人争着要去的肥缺,也不是国家重点支援的艰苦地方,不够树先进典型,而且他也不写决心书或申请入党以捞点政治资本,大学四年此人连共青团都没入.他在填写分配志愿书时只简单写了一句“因为本人对版纳的一切都感兴趣”.那就让他去吧,反正那里也需要大学毕业生.所以连例行的谈话都免了.
   家乡的亲人对他这个举动的理解是找了那里的对象,被姑娘拉走了,当得知他是只身前往时多少有点纳闷,离家太远,相距一千多公里,到那举目无亲的地方去图什么呢?他只能含糊地回信,乘年轻多走些地方,长长见识.其实内心深处是怕分到家乡某个中学去教书,因为从传达的分配原则上说要加强教育战线,以自己毫无社会活动能力而家庭又没有什么背景的情况来看,当教书匠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伟大祖国首都上了四年大学却回去吃粉笔灰,确实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还是到陌生的地方去闯闯看吧,不是说远来的和尚好念吗?
   北京的七月正是闷热的时候,他走的那天晚上没有惊动谁,该告别的都告别了,互相鼓励后会有期的话也说得差不多,甚至“永别了”这样不吉利但又有可能是实话的词也有个别同学说出来了,还有什么好依依不舍的呢?將这段美好的回忆收存在记忆中,去祖国的大江南北各自闯荡吧,如果有可能就“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或者三十年四十年,就看缘分吧.只有和他最好的弟兄,四年一直睡上下铺那个贵州同学坚持把他送到火车站,两人在北京站的钟楼里并排而立,望着窗外辉煌的灯火,都不知要说什么,好象没有什么伤感也没有什么可高兴的,经历了多少人都羡慕的大学生活,现在才发现,就象刚考上时没有惊喜得跳起来,现在好象也没有比其他人多了什么,还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最后他没头没脑地说出一句:“唉,如果以后我有儿子,决不让他上大学”.这也许可算作他对大学生活有点失望的一个注脚吧.
   勐版纳比他想象的要好,大概为照顾外来“支边”人员吧,他被分在地区宣传部,机关工作是单调而又复杂的,他只适应了写材料,领会上级文件精神,在干部理论学习会上讲辅导材料,以及扫地打开水等小事.却没有过协调关系这一关,这是非常微妙的知识,和书本知识理论水平通通无关,教科书上没有,领导不会指点朋友也不传授,甚至都摆不上桌面.但它又是最关键的,你不具备这能力就没法在机关混出名堂.而这能力又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有人甚至以生既来具备这能力,而他天生就不是那块料,终于干了不到两年就被调到党校,最终还是当了教书匠.区别只是隶属于党政系统而不是正规教师.
   党校五年多是他最愉快的时光,教学任务不重,又聚集了一批大学毕业生,彼此经历相同见解一致,颇有志同道合臭味相投的意思,于是打扑克喝酒聊天找对象发牢骚,成了他们发泻旺盛精力的主要内容,他也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一个开始懂得享受生活的普通人,尽管在夜深人静时偶尔想到大学时代的那股豪情,时不时会自问:我就这样过一辈子吗?更多的时候还是能面对现实,在学校呆得闷了,还可利用假期到乡下“搞搞调查”,党校学员一般都是从乡到地区各级单位的干部,对他们这些有知识又平易近人的老师印象都不错,不象在机关总有人用嫉妒和不服气的眼光盯着他们.而乡下来的学员对他这位说话幽默又带点土气的傣族老师更喜欢,因此走到哪都会享受到米酒和鸡肉甚至城里很少尝到的野味.
   随着学校实现所谓的正规化教育,他也和其他人一样评到了讲师,教学也得心应手,弟兄们陆续结婚后,快乐的单身汉集体无形中解散,他也在下乡过程中碰到了他的另一半,而且结了婚,有了儿子,又将她调到了党校.生活似乎就这样平平安安又庸庸碌碌中过去了,说不上幸福也不比其他人差多少.假如再灵活一点,申请入党,弄个一官半职,调到其他单位去的可能性也很大.这是许多亲友为他设想的进步之路.
   而这时他那理想主义的老毛病又犯了.他无法忍受这种单调平稳的生活,他要真正走出去,于是在暑期进行“可行性考查”之后,他提出了退职申请.那是敏感的六四风波之后,久经斗争考验的学校领难免会做某种联想.退一步说为照顾夫妻关系才把你老婆调到党校,而你自己拍拍屁股就想走,也太不够意思,什么“减轻国家负担,增加社会实践经验”?明明就是想当个体户发财嘛.行呀,要走连你老婆一起调走.没本事调走?那给你一年的期限,他咬咬牙答应了,小夫妻俩都在保证书上签了字,那一刻尽管有杨白劳在卖身契按手印的感觉,但更有一种背水一战的豪情.
   他去考查的项目是到一个乡下去种甘蔗,销路不用愁,一个大糖厂摆在那还吃不饱;土地没问题,版纳是地广人稀的地方;种的技术就更简单,小时候父亲在房子后面埋下几节甘蔗, 他也如法炮制,到雨水天都能长成一蓬蓬,秋天一根根的甘蔗都有小孩手臂那么粗,这里土地的肥沃程度不会比家乡差.最关键的资金问题也解决了,一个在那个乡当副书记的学员,也是他的好兄弟愿意帮他弄乡信用社的贷款.在他看来这根本就没有任何风险,不就是种地吗?只是名声有点不好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有少数胆大的干部留职停薪下海经商,象他这彻底退职到乡下去种地的大学毕业生最起码在近百万人口三万多平方公里的版纳地区确实还没有听说过.
   一年后他才知道种地也不那么简单.你要是只身回到乡下去土里刨食,真正去“锄禾日当午”,那当然很容易,甚至做到死都不用担心下岗问题.可是你企图用规模经营来达到赚钱目的,实现自食其力的愿望命运就会跟你过不去了.土质是否适合,管理得怎么样,运输的道路和成本,资金的运用等等都是成败的关键.特别是对包工的态度,他看到那些衣杉褴缕的“外地盲流”,有的甚至拖儿带女在卖力地给他干活,他想到了自己的父母和大哥,他们也是这样长年累月地修理这可爱的地球呀,区别只在于家乡的亲人没有背井离乡去睡工棚.因此他总是对这些人抱着深深的同情,从来不知道克扣工钱,也不讲究什么赏罚分明,都是一昧地关照他们,在他看来人家够可怜的了,在这里拿着很低的工钱拼死拼活,什么时候森林公安又来清理“盲流”,被遣送回土地贫瘠的老家也不知道,多给他们点辛苦钱吧.收工时他还和他们一起吃饭喝酒聊天唱山歌,最喜欢听他们叫他老师而不是老板.....这样一来成本的超出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