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锁链，以文学推进政治
   
   蒋品超
   
   关心文学，甚至只是文章的人，都不会不了解“纯文学”这一概念在华语文学界曾风行的程度。因为这一提法很清高，很有居高临下“拥有它、赢过你”的优越感，因而很诱惑人，也就很迷惑人，以至至今使许多人，包括许多似乎很有声名或者成就的朋友，仍陷入这一观念的泥沼而不自知，甚至许多以所谓“纯文学”的尺度衡量其实作品本身并非“纯文学”的作者也极力将自己作品附会为“纯文学”，去凑热闹。

   
   在2004年6月我没被中国政府在中国网络封杀之前，我在与中国诗人争论时曾极力抨击过这一观点。今年2月媒体报道《六四诗集》在大陆被中国政府查缴后在接受台湾中央广播电台杨宪宏先生访谈时，我曾撇开其他一些重要的谈话，重点猛批过这个提法。
   
   所谓“纯文学”，强调的是“文学要纯，要远离政治，与政治无关”。尽管很多人在解释它时总会拿“永恒”、拿“人类视界的极限”、拿“击败常规‘现实’向虚无突进”、拿“不变的、基本的”、拿“完善人性”等等的大词吓人，以美妙得接近完美来标榜，但付诸实际，作品骨子里实质上就是“回避政治”。
   
   “纯文学”这一提法起初在毛氏政权后期提出，已近喊了半个世纪，可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他们创作出或者甚至发现了一部他们真正意义上的让人信服的“纯文学”作品？没有。为了自圆其说，人们常常把接近是古人的因愤世而避世的湘西作家沈从文《边城》抬出来鼓噪，把它捧为“纯文学”的经典。可是他们不知道“边城”一词本身就跟晋代诗人陶渊明的“桃花园”一样，虽取材于作者故乡湘西，近乎完美的写实，其实仍不过是作者的臆想，是作者以此而寄予自己的理想与苦闷的精神，以反讽时局，对现实厌弃。它真正的意义刚好与这些捧吹者的愿望抵促，不是他们希望的对所谓“永恒”、“人类视界的极限”的述写。的确他的写法确有些似乎在“击败常规‘现实’”，可是刚好与这些人的愿望相反，是希望向“人心的真实”而非“虚无”“突进”，是作者不满当时政治，而以“桃花园”一样的“边城”境界向现实政治反扑。
   
   “纯文学”的崇拜者们就象“共产主义”的崇拜者一样，面对他们的乌托邦图腾，极尽歇斯底里，但却永远不可能到达，因为世间没有。
   
   但应该指出的是，“纯文学”最初在毛氏政权后期提出，在当时是深具进步意义的！它的进步意义与陶渊明、沈从文一脉相承，是那些优秀的文人们面对中共建政以来暗无天日的暴政，经历了对“新中国”神明的惊喜，虔诚，无所适从，无法认同等梦想与幻灭的心理历程之后而走向愤世，反抗。而在世人尚未对其清醒的庞大的国家专制机器面前他们的力量那样羸弱，于是这一反抗便以隐讳曲折的方式出现，强调文学之中有高雅文学“纯文学”，它不仅有别于政治，且“与政治无关”，暗示文学不应该是政治的附庸，“为政治服务”（当时的文学现实是中共政府数十年贯彻着毛泽东文艺“双为”方针：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以远离、不苟同黑暗政治的姿态抵抗黑暗政治对人类的摧残与摧毁。其后，在八十年代人们对文学的反思中，政治的高压不得人心，“纯文学”的倡导受到了人们的尊敬。
   
   自1989之后，中国文学界“纯文学”之声不断高涨。表面看时，他们此时还是贴着“纯文学”的标签，而实质这时的“纯文学”骨子里已与当初那些企图以远离之态对抗黑暗政治的精英们的“纯文学”精神南辕北辙，相去万里。
   
   因为六四屠杀，政治在广场的杀戮向各领域弥漫，因而在文学的广场，六四屠杀没有硝烟的大规模展开（我曾《“稳定压倒一切”的没落方针造成中国社会“借乱吃人文化”的泛滥》长篇论述中，深刻分析其惨烈与形式，限于篇幅，此处从略）。与之协进，跟随“稳定压倒一切”的号召，各种理论巧立名目，配套出笼，或走向台前，令人眼花缭乱。
   
   在八十年代人们对文学的反思中，“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毛氏方针受到人们的空前挑战，甚至唾弃，因此尽管这时附庸文人们骨子里是努力以自己的文学行为服务政治，但为求不失去人心他们的言论极力淡化有政治倾向，打着对人性发掘的幌子，麻痹人心。他们在方式上的选择与“纯文学”精英相同，但在精神实质上却戕害着精英的精神。如“民族主义”、“非非主义”、“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下半身写作”等等等等，其中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倡导反文化反崇高的“后现代主义”。一场六四屠杀，让中国文化裹挟着沉渣乱滓象一个彻底的奴才跪在了专制政治的主子面前。这时的“纯文学”就真真正正在政治的枪管下做到了恐怖政治所希望的“远离政治，与政治无关”。“纯文学”的高调在看似清高的外表里只存在中国现行政治所需要的软骨和媚骨，再没有当初那些精英们以远离政治的姿态抵抗黑暗政治摧残摧毁的傲骨。
   
   落后的强大也是一种强大。这时在中国泛滥的“纯文学”变种声音，也波及中国之外的台湾香港，更不要说世界其他地区不明究里而囫囵吞枣以啃食中国文学为谋业饭碗的海外研究者。人性的弱点与无知使“纯文学”的喊声几乎响彻汉语文学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影响到外文世界，以至使旗帜鲜明以文学写作对抗政治的文学作者其中一些意志不坚定者面对这“四面楚歌”也一度几乎迷失方向。
   
   政治当大，万马齐喑。“纯文学”的这些遭遇就是中共建制之后，除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与其他各领域一样遭受专制政治灾难的一个侧影。而回首上个世纪中国文学走过的路，文学就象中国社会人类生活的一匹良马一样，它曾多次载着中国人类走过过昏晦黑暗、泥泞沼泽，以博大的气魄雄辩地事实反驳了中共建制后很久时间笼罩在中国文学里的鸦雀之音“涉及政治便不会有好的艺术”。事实是没有中国文学对政治的参与就没有中国人类渐步走向现代文明的今天！抬眼中国社会一百年的发展史，五四时期，文学是否参与政治？抗战，文学是否参与政治？内战，中共延安文学是否参与政治？答案是绝对肯定的！我们拧起这些特定的词语“五四文学”、“抗战文学”、“延安文学”，翻开他们之下随便一页，文学的辉煌就烫人心扉，几乎可以武断没有文学的参与就没有这些政治现象的成功和胜利！
   
   作为中国新的历史的最重要的一页――五四，这时的文学是一匹昂然奋进的烈马，政治就象一个还不善骑术的骑手被驮在它的马背上听由它奔驰，这时的政治任由着文学的烈马奔驰在指点前路。就如玩性浓烈的毛泽东所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中共鼻祖――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这些昔日的巨子擎起的巨制，谁再读谁的热血都会再度翻滚。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 ，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这是陈独秀著名的《文学革命论》的首句，也可以说五四文化、中国新文化的首句。中国新文化发展到今天，就四散流泻着他的《文学革命论》的精血，尽管这血有败有鲜！随之而来，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思潮带领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摧枯拉朽席卷五千年华夏大地。
   
   鲁迅《狂人日记》、《呐喊》、《彷徨》，胡适《尝试集》，徐志摩《志摩的诗》，郭沫若《女神》，郁达夫《沉沦》，冰心《超人》，及其后受此影响燃烧着五四思想圣火的巴金《急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寒夜》，茅盾《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子夜》等等，没有文学的参与、推进，在中国历史中就不会有“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词汇，就不会有今天的“五四青年节”，更不要说受其影响而诞生的各政治现象，如共产党自身。共产党人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先祖陈独秀、李大钊正是擎着文学的火炬在文明的废墟上带领人们开始历史的追寻的！
   
   今天，在中共治下的文学一片荒原，似乎历史又回到了五四前的昏暗。这不是文学的过错！这不是文学参与政治的过错！而是中国历史的苦难给了专制的政治以罪恶的温床，让它在垂死中竟回光返照，把腐败与专横发扬光大到今天无以复加的极点，使它可以以愚昧、欺压、蒙骗、坑害、灭杀等等残暴的手段对待中国人类，对待中国文学，使文学恐惧，失去了“五四”的昂然奋进的“青年之血”而萎靡猥琐风烛残年老态龙钟，害怕踏入它曾经以此辉煌并能在此辉煌的政治。
   
   残酷的事实，让人警醒。中国文学要有出路，就必须重返政治，推进政治。如果还有人强调文学的艺术性以此作为文学的最高价值标准而标榜，那么我想重重申2003年对中国诗人们所阐明的观点：“当今中国文学强调艺术品中的人性就是抨击现今政治的残酷腐败鱼肉百姓借改革之名行掠夺之实的反人性”。
   
   2007年5月11日洛杉矶
   
   （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所以有中国文学一次小小高潮，我愿能在以后的文章中阐明，并深入剖析文学推进政治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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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urday, May 12,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