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中共突然大规模调整地方诸侯职务。多维新闻社以醒目标题在其新闻追击中赫然点评："胡锦涛主导人事大调整，李克强居中共第五代领跑位置！"一时间，我思绪万千！但不是因为胡锦涛，而是因为北大旧交李克强。

    李克强之所以引起我比胡锦涛还强烈的感慨，不是他在中共官场中的位置与前途。即使他目前的位置被媒体想像夸大后，也不过是"领跑第五代"。赛程漫漫，谁知道最后谁在终点是第一？而且，官场中的领跑者往往是众矢之的，很可能都跑不完全程就栽倒或出局。胡耀邦和赵紫阳几乎是定论的接班人，尚且在最后一程出局，胡启立和王兆国明确是领跑，也在狂风大雨中栽倒。比较他们，李克强目前没有任何优势可以说前途明朗乐观。

    此刻，我心中的政治地图，不是中共官场风云图，而是这则新闻使我想起一批北大旧友的政治选择和他们的政治命运以及他们的政治命运所代表的国家政治演进格局，并由此激起我对于中国政治前途的一番思考。

    我心中的政治地图是中国各种力量冲突及其决定的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空间。

    ●25年前未名湖畔的一代风流学子

    二十七年前，中国发生了一件深刻改变中国政治、学术和人文生态环境及千百万人命运的大事，邓小平鼎力恢复被文革中断的大学教育，并决定通过公开、平等、规范的考试，面向社会招收学生，择优录取。其实，这并不仅仅象一般人所认为那样是为重新振兴中国科技文化事业；这项举措还有其政治目的，这就是为培养一代比" 四人帮"还年轻的政治接班人，彻底堵死"四人帮"期待以年龄优势再度卷土重来的可能。因为王洪文曾经说，拼年龄就可以将这帮老东西打败。

    在中国冰封雪压的局面刚刚被打破时，北大学子用青春的活力呼唤春光。（新华社记者朱祥摄）

    1978 年3月和10月，先后两批新生进入大学。人们预期，中国未来的命运将有一代人到数代人的时间被这些天之骄子主导；他们之中，将不仅产生复兴中国的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和艺术家，而且会产生开创新时代的政治领袖。而北京大学，很快就成为全国期待最集中的中心之一。

    其时，北京大学的两届新生也是这样自我期许和自我定位的。初入校门，他们还抓紧时间刻苦学习，力争夺回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然而，当思想解放运动深化发展、民主墙运动骤然兴起、以及中国政界围绕总结文革教训和改革开放开始大争论时，"天之骄子"们坐不住了。北京大学，重振"五四"时期雄风，在20世纪80年代再度成为中国政治的新潮流中心，为世界所关注。

    今天，回头看当时的学子们的精神气度和思想倾向，很容易指责他们骄狂浮躁和自命不凡！但这种指责并既不公平，也不正确。

    当时的学子，与历史上任何一代校园学子不同，是刚刚经历过中国苦难岁月的一代人；他们曾在极封闭的环境中接受过标准的共产党革命的宣传教育并对其深信不疑；他们也曾极度狂热地追随领袖投身政治运动，然后经历其理想破灭过程；他们还曾与中国各层人民一道历尽天灾人祸和身心折磨，许多人被践踏在社会最底层。70 年代中期的"四五运动"表明，他们已经不再迷信毛泽东的革命，而是精神和思想独立地探寻新的中国道路。

    未名湖畔的这批新学子追求思想、学识、生活和社会实践的统一。他们不仅继续保持忧国忧民的情怀，而且试图追续前辈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胸境界和融汇当代世界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他们以自己亲身经历的苦难经验和心路历程，参悟世事人生的规律和道理；在此基础上再以更新的知识结构和公开、自由和开放的讨论争辩，重建对于个人发展和国家进步的想法和思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燕园洋溢着明快健康、自由多样、刻苦奋进和开放恢弘的进取精神和思想活力。北大新学子在发展独特的校园文化基础上，很快就对国家大事和各方面的建设事业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并因此使北大在共产党革命改造后三十年后，再次成为中国政治思想意见激汤中心和影响中国政局的政治事件重要发源地。人们普遍认为，80年代初的北大，已经恢复了蔡元培先生开创的思想和学术风气和其后几代北大人通过思想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在民国初年的中国政坛中建立起的独一无二的北大形像！

    那时，人们合理地期待，新一代北大学子将为中国的进步提供新的思想和政治带头人！然而，历史变化很少是直通快车。20年过去了，尽管北大对中国进步的各方面做出了一流的贡献，但并没有如人们预期那样辉煌地影响中国政治发展。不过，北大那批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确是与中国一道经历挫折和艰辛；在困顿艰厄之中，当年的北大人并没有放弃，仍然为自己的理想苦斗和奋进。如同他们的先辈，北大人的精神境界在这残酷的命运中才显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政治光谱中的北大风云人物之一：胡平

    经历了那个激动人心的岁月和事件的所有北大人都知道，北大在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的亮丽时光及其给人们的影响和期待，不是自然或必然的结果，而是一批北大新学子的创造性活动。当年在思想和政治领域，多数北大人认同的领军人物是胡平。

    胡平是文革后北大第一批哲学系研究生。目睹政治迫害和荒唐现实，加上勤于读书和思考，他在文革中期就已经形成关于自由主义的思想观念。他从四川到北京时，恰逢民主墙兴起，中国正在探索毛泽东以后的发展路向。温和毛派凡是派力图维持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和形像；实践派则与之斗争，试图以实践作为标准检验和纠正毛泽东的政治错误。而实践派内部，有一些元老主张回到斯大林模式或被文革打断的17年，他们被人们称为还原派。而邓小平等则认为国内外条件的变化和已有的经验教训都使得共产党必须改革开放；这是改革派。但是，围绕改什么和怎样改，邓小平划出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将改革限于经济领域；而一批在文革中觉醒的年轻人则提出全面改革中国，包括政治改革。1978年10月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直接后果是民主墙运动兴起。最初，党内实践派联合独立的年轻人在民主墙上共同打击凡是派，但当凡是派被解除最重要的政治职务后，还原派就开始将追求民主自由的年轻人视为头号敌人。邓小平则还在犹豫徘徊。民主墙的年轻人则以民刊鼓动民主改革。

    1978年和79年民主墙高潮时的燕园学子，尚没有卷入国家政治的旋涡中心。多数学子正在如饥似渴地读书，力争补回被文革耽误的时间。但胡平则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正在重大转折关头。他为此与民刊《沃土》联系，并在人才济济的《沃土》编辑部中立即赢得同仁的尊敬，被推举为副主编。他写下《论言论自由》一文，不仅指明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而且奠定他在中国民主运动和思想史上的地位。

    1980年民主墙转趋低潮，但燕园学子的政治热情急剧升温。胡平与北大其他卷入民主墙的学子一道，试图将民运重心转入北大并将北大变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中心。1980年底的区县人民代表选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最初，《北京之春》和《沃土》联合策划在北大开展竞选活动，由我作为候选人，胡平是我的政治顾问。竞选开始后三天，胡平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竞选，将两个席位都拿下来（最后结果确实是他第一，我第二）。胡平在竞选中修改发表《论言论自由》并为此演讲答辩。他的话题引起激烈讨论，一举将北大竞选活动推向一个高峰；袁红冰认为，这是北大竞选的思想高峰。胡平也因此被北大人视为政治思想的代表。

    由于参与民主墙和竞选活动，胡平曾差点被整肃，也长时间没有工作。但是，他的《论言论自由》被华中创刊的《青年论坛》正式公开发表，这一命题及其他本人再度为中国思想和政治界所关注，并获得全国范围的影响。

    1987 年，胡平被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此刻，恰逢青年学子再度冲击中国政坛呼吁中国政治改革，胡耀邦因此失去职务。胡平毅然离开哈佛，担任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联》的主席。90年代以来，又先后担任《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的主编和主笔。一直是民运和思想界的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家和重要的活动组织者。

    ●北大风云旧友点评之二：张炜

    对于北大人来说，北大的魅力不仅在于能提供各种学科知识，而且在每一领域都有不同的倾向碰撞激汤，从而形成不同流派。这种不同学科与不同流派相互交流，汇成北大最动人心魄的人文景观。就政治领域而言，当时的北大自由民主主义代表是胡平，但另一方面的代表还不是现在"领跑第五代"的李克强，而是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张炜。与胡平一样，我认为，张炜将来会是我们这一代北大人的骄傲。

    虽然在80年代初期张炜是北大政治光谱中与胡平不同的另一端的代表，但他决不是思想和政治保守或没有主见地追随官方潮流的学生干部。这方面至今还有人对他有一些误解。

    我与张炜相识于78年底我刚进校时。当时他是北大团委委员和学生会主要干部。我与他一道经历了北大最具争议的几件大事。与胡平一样，我一直处于争议的核心。而张炜，虽然常常被外界看作与我们不同，其实始终与我们心心相印。80年代的北大自由民主的校风，与张炜作为学生会主席的努力分不开。初进校门，我们都意识到，北大的优势是多学科，未来的人才应当具有跨学科的知识和思路。张炜推动学生会举办大量的讲座和活动，创造出独特的北大校园文化。他还发起一个跨学科沙龙，有李克强、李少民、汪康懋、周青和我参加。1979年，张炜接替袁纯清担任学生会主席后，立即开始校园民主试验。他与生物系李林和我一道商议建立了北大的学生议会常代会，监督和制约学生会。常代会由每个系的每一年级推选一名代表参加，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1980年底竞选展开，北大被中共党内保守派盯住，我们也因此有风险。此时，张炜挺身而出，参加竞选。至今许多人误认为他是校方派出的官方候选人。其实，他是独立候选人，而且是不顾校方劝阻参选的。他最后说服学校领导，支持竞选。部分由于他的努力，北大竞选成为北大人的共识。后来，当中共党内要求查处北大竞选的风声很紧时，张炜并不明哲保身，而是抓住一切机会，对所有他能见到的领导人，力陈己见，维护北大和竞选，并写信给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毕业后，张炜到天津市工作，很快就成为中国政坛年轻的政治新星。他担任天津市团委书记和天津开发区主任期间，锐意改革，成绩突出，得到各界好评。邓小平在听取他的工作汇报和反映问题后，也对他有好评。不过，即使繁杂事务缠身，张炜仍然不忘思想和政治。1986年，公安部直接布置湖北省公安厅和武汉市公安局将我从武汉逼回北京。但张炜不避嫌疑，请我去天津开发区给各级干部讲课，讲政治，讲思想，讲改革，讲民主自由。1989年六四镇压后，我离京避难，公安系统曾一度怀疑张炜藏匿我，几次向他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