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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钰樵:同有丧子痛 相煎何太急——给丁子霖女士的公开信

   周钰樵:同有丧子痛 相煎何太急——给丁子霖女士的公开信
   (自由圣火首发稿)
   
   
   文章摘要: 我不能理解的是,你有痛彻心脾的丧子之痛,唐德英女士也有痛彻心脾的丧子之痛;你们理所应该地携起手来,共同指向丧心病狂毫无人性的杀人犯邓小平、李鹏及其帮凶,而不应该对同为受害者母亲的唐德英女士大张鞑伐。鞑伐如果已属不智,造谣那就不得不使人疑其动机了——特别是无所不在的刘晓波先生又担任先锋加后台,就更使我惊诧莫名了!

   
   
   作者 : 周钰樵,
   
   
   發表時間:9/17/2007
   
   笔者说明:
   
   去年64前,成都64难属唐德英女士接受了成都沙河堡办事处7万元人民币的“困难补助”。刘晓波先生、丁子霖女士指责她“收钱闭口”。
   
   此事在网上引起了一些讨论。
   
   唐德英女士迄今也没有“息诉”。
   
   今年64期间,“天安门母亲”群体借座谈会(丁子霖整理)继续诬陷唐德英女士。
   
   我于7月4日登门拜访唐女士,亲眼见到证明刘晓波、丁子霖不实之词的若干证据(即“没有息诉”)。当晚我给丁女士写了这封“公开信”。
   
   后来我没有发出。我想再等等再看看。
   
   近来,攻击高律师的恶浪又起,小律师刘路甘为“过河卒子”,其它角色有的打“太平拳”,有的撒“胡椒粉”……
   
   我把压了两个多月的“公开信”刊出。供有心人思索参考。
   
   
   
   同有丧子痛 相煎何太急
   ——给丁子霖女士的公开信
   
   周钰樵
   
   
   
   
   丁子霖女士:你好!
   
   2007年7月4日下午,我和几位书友到成都三圣乡看望了被刘晓波和你们“天安门母亲”群体误解和诬陷了一年之久的89年64遇难者周国聪(因拒绝检举别人而被活活打死)的年已72岁的老母亲唐德英女士。此前我们与唐女士从未晤面,甚至连电话也未通过。
   
   而和你却有一次电话之缘。
   
   那是2005年6月4日,我和王怡、黄维才等十余位书友在成都郊外某处悼念64活动时,王怡连通你的电话后,我们每个人同你讲了几句。我同你通话时询问了你的健康状况,你说当时蒋培坤先生身体不太好,我们诚心诚意希望你们保重身体。我记得你和读书会书友吴琴南老师——你的家乡人——通话时情绪已较激动……
   
   我回忆这件事,是想说明89年至2006年,我们是非常尊敬“天安门母亲”群体的。
   
   爱屋及乌,即便对自称“天安门之子”的余杰,我们也礼遇有加,请他到读书会讲演过两次。至于有人胡吹余杰和王怡“搞了成都草堂读书会”,那是有人的不诚实。
   
   我们尊敬尊重任何为中国社会转型做出贡献的人,无论他是草根还是精英,也无论他是否有过怯懦或有过失误……
   
   我不能理解的是,你有痛彻心脾的丧子之痛,唐德英女士也有痛彻心脾的丧子之痛;你们理所应该地携起手来,共同指向丧心病狂毫无人性的杀人犯邓小平、李鹏及其帮凶,而不应该对同为受害者母亲的唐德英女士大张鞑伐。鞑伐如果已属不智,造谣那就不得不使人疑其动机了——特别是无所不在的刘晓波先生又担任先锋加后台,就更使我惊诧莫名了!
   
   唐德英女士是一个普通如泥土平凡似小草的农民。她年仅16岁的儿子周国聪89年6月6日因拒绝揭发别人被活活打死后,求告无门生活艰辛的她开始走上为儿子讨回公道的维权之路……
   
   18年来,她尝到的心酸心悸和困苦,实非常人所能想象。她有时担心,一旦自己支撑不住,儿子的奇冤会不会就此沉到海底?唐德英太穷,有时在火车上没有座位,就硬撑站着去北京上访(三十几个小时)。
   
   坚持到16年后的2005年,就在贫病交迫,烛火将尽时,有关部门以“困难补助”的名义“补助”唐女士7万元。唐女士接受了。
   
   唐女士最困难的时候,你们,包括刘晓波余杰,没有一个人假以援手;而她拿到7万元后,你们就凛然正气地站出来指摘她了。
   
   刘晓波在去年《太黑了:杀人无罪,维权有罪》中说: “用金钱购买难属们沉默的伎俩,今年在64死者周国聪的难属身上再次使用,用‘困难补助’购买难属的‘立据保证息诉’,这样的‘封口费’,是更冷酷更卑鄙的谋杀。”
   
   刘晓波用“再次使用”就表示杀人者早已用过,唐德英接受“7万元”并非首例。如果真如刘晓波所言,那就请刘晓波再举出一个例子来,以证明自己的论点。刘晓波用“封口费”一词表示唐德英已经妥协了,拿钱闭口,不再上访上告要求彻底解决。
   
   事实是,一.政府拿出7万元给难属是16年来首例,而且是唐德英坚持抗争的结果(肯定不是完美完善的结果),它总算在64铁幕上挤出一条小缝;二.“拿钱闭口”是刘晓波对唐德英的侮辱。唐女士拿7万元后到今天,不停上访上告,从未“息诉”。我于7月4日下午去唐德英家,请她把收到7万元后一年来诉究依据让我看看,老太太用颤颤巍巍的手提出一个塑料包,我把需要的依据摆满一桌子,我细细阅了两个多小时。现在我正式告诉刘晓波、丁子霖女士,“天安门母亲”群体……唐德英一年来从未“息诉”!
   
   唐德英无愧64英雄母亲!
   
   丁子霖女士,你在去年5月2日就发表《关于64死难者周国聪的声明》(刘晓波张贴),你说,“64受害者索赔的前提是政府承认杀错了人……但是,我们从周国聪案中看不到政府当局有任何这方面的意向。”“对于这样一个结局,我们深表遗憾。”
   
   丁子霖女士,你在指责高律师的《请回到维权行列中来》中出现逻辑问题(逻辑问题是本质问题的外化),这篇指责唐德英的文章中又出现逻辑问题,既然是以你个人身份发出的“声明”,怎么又出现复数“我们”:“对于这样一个结局,我们深表遗憾。”
   
   “我们”包不包括刘晓波?
   
   个人声明变成集体表态——气势压人吗?
   
   请问,是不是唐德英宁可累死穷死也不接受这7万元才符合你们的标准,你们才不“遗憾”?按这个逻辑,刘晓波当年也不该“认罪悔过”啊。
   
   按你们的逻辑,只要“政府”“没有承认杀错了人”,唐德英就不该收7万元“闭口费”(这个名字是刘晓波发明的)。大道理硬绑绑,刘晓波最会讲,可一身患病贫困不堪的白发老妇唐德英还能硬撑到几时?何况,你们制定的前提条件凭什么硬要其他难属都必须接受且必须遵守!
   
   一位我不认识的朋友问得好,“你们笔会几个人去一趟德国,光机票食宿费就不止7万元吧?为什么明明看见中共‘更冷酷更卑鄙的谋杀’,自己却不肯向那位把7万元当天文数字的可怜老人伸出援手呢?”
   
   没有什么文化的唐德英老人没有和你们论战,她还在默默地持之以恒地抗争;她也没有时间和精力与漂浮云端的“勇士”们战斗。你们总该“息争”了吧。
   
   一年过去了。
   
   谁也没有料到,你们还没有放过真正的64英雄母亲唐德英。你们借64屠杀18周年座谈会,掀起又一波且更进一步的“恶攻”——在由你署名整理的《“天安门母亲”64十八周年座谈会纪要全文》,公然散布这样的谣言:“去年四川成都的周国聪案,给7万块钱,就闭嘴,就不再追究,……”
   
   这种动机可疑的行动理所当然地引起反弹。
   
   要求你们道歉是完全合理的。
   
   丁子霖女士,我现在暂不分析这次侮辱唐德英的动机、背景、效果之类,我只想告诉你,唐德英收7万元后,没有“闭口”,也在持之以恒地“追究”。
   
   你们错了。错了道歉是应该的。
   
   我邀请你和与你有关的人(包括刘哓波),来成都访问唐德英女士,我保证全程陪同,请唐女士出示她继续追究的证据。这该可以了吧。
   
   我希望、期待你尊重事实,向周国聪母亲唐德英赔礼道歉。如果这样做了,对“天安门母亲”群体只会增辉不会添黑。我相信。
   
   我等待着。
    即颂
   时绥!
   
    成都 周钰樵
   
    2007年7月5日凌晨3时15分
   
   附1:
   
   我引用冉云飞先生去年在《十七年生死永难忘》一文中的几段话,供刘晓波、丁子霖女士、“天安门母亲”群体参考:“但我认为维权的方式未必只有一条……”“我认为每一种维权方式,你可以不认同,但要尊重别人的选择……”“所谓因得到七万元的“困难补助”后的息诉协议,也不可能真正阻止历史最终来做公平地裁决64问题。周国聪家属从个人的实际情形和生活状况出发,做出这样的妥协,应该有他们的实际考虑,但肯定有深深的无奈和无助,这是任何一位公民在这样的专制国家,都有的感受,我想理应获得我们深深的理解与同情。”
   
   我赞同冉云飞的观点。
   
   
   附2:
   
   茅于轼先生最近的文章《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引起一些争议。美国学者薛涌亦参加进来。刘晓波批评薛涌说:“但批判要有证据,不能以为正义在手就信口胡说。”
   
   我认同刘晓波的观点。
   
   亦请刘晓波、丁子霖以此观点言说与行动。
   
   刘晓波批评薛涌时又说:“人家(指茅于轼)是在足踏实地的为穷人做事,如果没有证据就攻击他(指茅于轼),我认为有失厚道。”
   
   我认同刘晓波的观点。
   
   亦请丁子霖、刘晓波包括小律师刘路不要“有失厚道”。
    ——周钰樵2007年9月15日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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