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关于郑小琼的文章，其中有对中国诗坛现状的介绍．请大家参照我的诗文，记住一个流亡者对中国诗歌的影响．
   
   一
   
   但愿她有第三条路可以选择

   2007年06月21日 05:44:04 来源: 新京报
   　　郑小琼这一独特的个案完全吻合时下大众对于诗人的想像，这种从生存处境想当然推导诗歌优劣的视角非常危险，它无形中在给所有非打工诗人套上沉重的十字架。
   
   　　说来惭愧，我是在最近媒体对郑小琼连篇累牍的报道中，才注意到这位优秀的诗人。这个名字于我并不陌生，我应该在诸如《诗歌与人》、《中西诗歌》等诗刊中看见过她的名字和她的诗，但是我没有留下更多的印象。这可能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我对于近年诗坛不少人提倡的所谓关注底层的诗歌潮流有一种本能的反感，那些粗陋的诗篇旨在兜售的悲悯和良心，在我看来不仅遮蔽了诗歌最本质的美，而且往往不自觉地走向它们初衷的反面，也就是隐藏着某种恶的狰狞的面孔，对这类诗作我是避之唯恐不及。
   
   　　一是实事求是地说，郑小琼早期的作品还远谈不上成熟，它们在意象的表面滑动，尚未触及到事物深层的律动。那种独特的诗歌题材的选取，某种坚定硬朗的诗歌质地，是后来、不久以前她才获得的。
   
   　　上周，我刚刚收到广州诗人黄礼孩主编的《异乡人———广东外省青年诗选》，里面收有郑小琼26首诗，这使我有机会较为全面地打量这位女诗人的写作。排在前面的十几首诗写得清新甜美，但真正吸引我的是从《黄麻岭》之后的那些诗。不错，这些诗处理的是所谓的打工题材，可是在我看来它们首先在纯粹的诗的意义上完全可以成立，这时候再去强调它们的“打工”特性只能是在侮辱这些诗，就像眼下许多城里的诗人屈尊去写所谓的底层诗歌一样。这些诗极为硬朗有力，根本不像出自一个瘦弱的女孩子之手。它们通常是从某种残酷而具体的生存场景写起，而每每却能和生命的某种温暖本质联系起来，像《黄麻岭》、《散步》、《机台》、《他们》、《热爱》、《落日》、《铁》等诗作是近年难得一见的佳作。郑小琼从她打工的东莞小镇黄麻岭开始她的散步，“那不可挽回的时间/照着脸上的河流———我目睹黄昏沿着空旷的大街落下”，的确，就像所有优秀诗人一样，在孤独中她看到了缪斯为她一个人准备的盛大的晚会。她所到达的高度，也早已超越那些留连在城市和自然温暖而颓靡的物象中的诗人———而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当代诗坛的主体。
   
   　　当然，媒体对于郑小琼的关注，更多来自于她的写作和生存环境之间巨大的反差。本质上，大部分人对于诗歌是漠视的，一如之前许多诗歌事件引发的反响。不幸的是，郑小琼这一独特的个案完全吻合时下大众对于诗人的想像，这种从生存处境想当然推导诗歌优劣的视角非常危险，它无形中在给所有非打工诗人套上沉重的十字架(尽管不少诗人根本配不上这样的“礼遇”)，这无疑又是这个庸俗道德主义主导的时代的惯用伎俩———仍然是道德对美的一种束缚。所有优秀诗人都是个案，必须要有这样的意识，才能真正解放整个时代的想象力，才有可能产生多一点风格各异的优秀诗人。只有对于多层次的美的欣赏，而且是纯粹的欣赏，社会才更健康。郑小琼实际的心态远比媒体平和，她的生活和她的诗就像每天的日出和日落那么自然，她坚持在工厂打工也只是出于她对自己这个阶层朴素的情感。
   
   　　至于郑小琼拒绝到作协任职一事，不少人已做过深入的评论。我的态度其实很复杂，一方面作协作为机关，其做派和文学精神几乎完全是南辕北辙的，很难想像长期在这样的染缸中能保持敏锐而独立的文学嗅觉；另一方面，也希望郑小琼能就此摆脱过于劳累的工作，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写作。但愿有第三条路可以选择。
   
   　　上周末，在民刊《诗歌与人》举办的一个诗歌活动上，我见到郑小琼。她有着典型的珠三角打工妹的形象：身材瘦小，廉价的牛仔裤衬以白色的衬衣，头发简单地扎成马尾；但同时她也具有一个优秀诗人全部的内在气质：敏感、自尊、坚定、害羞和沉默。两者和谐地共存在她身上，难免不让人感慨造物主神奇的手笔。祝愿她写出更多更好的诗；当有机会改善生活环境的时候，也希望不要草率地拒绝，因为她所到达的高度可以保证她在别的环境里同样写出好诗———尽管它们可能不再是“打工诗歌”。
   
   
   二
   
   谁在维护诗人的尊严？
   
   
   2007年07月02日 深圳商报
   
   
   在广东东莞打工的诗人郑小琼，因为获得了“人民文学奖”而引起媒体注意，一些有影响的媒体纷纷刊发专访和评论，把她推到了公众的面前。诗人为媒体和公众关注，郑小琼不是第一个，在她之前，有诗人或因写作风格奇特，或因文学观点惊人，或因行为出格，或因官司问题而被舆论短暂包围过。但这次郑小琼的“名声鹊起”，却和以往几位诗人的“一夜成名”有着一些不同，主要体现在：她在用作品说话；她没因为诗人的身份而成为被嘲讽的对象；她那带有血迹和疼痛的诗歌是现实的折射，让人们意识到，浮躁的时代，诗歌还是在场的。
   
   “打工妹”与“人民文学奖”，无异于“丑小鸭”和“公主的王冠”，这两者之间强烈的反差，是郑小琼为媒体所关注的诱因。但如果不是郑小琼的诗歌文本来自底层，就算她得上十个“人民文学奖”，也不过仅仅能获得一张通往作协的门票，在小圈子里得到一些承认而已。回想一下以往的新闻，诸如保姆写出长篇小说、残疾人用口叼笔完成几百万字的消息并不鲜见，这类消息的励志作用并不大，因为通过报道总会发现，他们中有不少人的作品是自费或被赞助出版，甚至达不到出版要求的，不能进入读者视线，作品的价值就体现不出来，最终还是不能摆脱在满足人们猎奇心理之后被转瞬淡忘。
   
   但郑小琼不一样，虽然她的诗歌不是主流，虽然她的诗歌存活土壤多还在非官方刊物上，但通过她的人和她的作品，她背后的一些东西被婉转地表达了出来，比如南方工厂的一些情况，打工群体的生存和精神状况，他们的工作和娱乐，收入和开支，开心事和烦恼事……这些以往难以经常在媒体见到的内容，如此集中地通过一个女诗人展现到读者面前，所带来的真实，所引起的反思，才是郑小琼与其他底层写作者的最大区别。“珠江三角洲有4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郑小琼的这段话，如果分成行的话，将是一首震撼人心的诗歌，透心彻骨的感受，让她笔下的每一个句子，都有着诗歌应该具备的本真。在诗歌成为被玩弄对象的时候，郑小琼的诗歌维护了诗人的尊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诗人们是没有尊严的，除了他们自己的聚会，在社会中的大多数场合，诗人都是被调侃和嘲讽的对象。诗人身份的暴露，迎来的是惊诧的目光和怀疑的眼神，在人们看来，诗人多是思想和言词古怪的怪人，诗人的形象就是不务正业四处流浪。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学院派的诗人生活得很体面，他们经常去国外参加文化活动，在掌握的诗歌刊物上发表华丽的句子，接受诗歌爱好者的崇拜，但由于长期畏缩于象牙塔里自娱自乐，他们已经被公众用最快的速度遗忘了。去年以来几桩与诗人有关的事件，与其说再次引起了公众对诗歌的关注，不如说给公众提供了几次集体嘲讽诗歌的机会，加深了公众对诗歌和诗人的坏印象。郑小琼的诗歌和名目繁多的诗歌流派关系不大，正是因为没有参与到各种诗坛拉帮派、立山头中去，她的诗歌才具备了直面现实、触动人心的生命力。
   
   钉子、机台、铁、炉火……被郑小琼直接用作了诗歌的标题，黄麻岭、三十七岁的女工、出租房、加班……这就是郑小琼诗歌的全部内容。在诗歌内，她还原了生活的本来面目，她是以记录者而非写作者的身份在写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说到有一次和诗友去爬山，被警察拦住，诗友拿出一本书告诉警察这是他刚出版的诗集，但诗歌感动不了警察，一本诗集远远没有一纸暂住证更能维护诗人的尊严。在郑小琼工作的城市，她最重要的身份仍然是一个打工妹，这一点没因为她获奖或成名而改变，她一样担心压在工厂里的押金和会不会被老板开除。随着媒体报道热度的增加，不知道会不会给郑小琼带来一些困惑，但通过她的一些选择——包括拒绝被作协收编等，仍然看到她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对诗歌之外的因素有本能的排斥，这是她能继续写出好诗的前提。
   
   希望媒体的参与能继续扩大对郑小琼的讨论范围，这是舆论介入当下诗歌创作的一个良好契机，是把面向现实的诗歌放到公众面前接受验证的一个良好机会，是寻找诗歌走向的一个出口，再扩大一些，打工群体的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包括身份认同等诸多问题，都可以用郑小琼和她的工友们作为例证来进行探讨。我们应该感谢郑小琼，感谢她无意中维护了诗歌的尊严，也感谢她给予我们一个“诗言志”的机会，我们已经许久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了。
   
   
   作者:■韩浩月

此文于2007年07月08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