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明确一个常识：那种攻击性的道德宣判，只应指向特定体制、特 定规则，而不应指向具体的人。道理很简单，你有权终结黑暗的体 制，黑暗的规则；而要终结它们，确实需要集束炸弹。但你无权用集 束炸弹杀人。面对具体的人，必须抱以基本尊重。别人不是你的垃圾 桶，没有承受你的精神暴力的义务。自由主义就终极价值而言，其实 不过是人文主义，不过是强调人的自由，人的尊严。难道我们在把批 判锋芒指向具体的个人的时候，就无须考虑自由主义的这些终极价值 了吗？难道为了逞我们的口舌之快，为了凸现我们的政治正确，为了 成就我们的功名，就可以置别人的感受于不顾、置别人的名誉和尊严 于不顾吗？

   罗斯福诠释的四大自由，其中之一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对于精神 暴力的恐惧，当然也是题中之义。但在以自由派自居的某些斗士来 说，毫不理会人的这种心理需求，毫无对人的尊重，难道不是一个无 可讳言的事实吗？不需要任何依据就给别人定罪，宣布别人为既得利 益代言人，从而在道德上置别人于死地。深文周纳，无限上纲。这哪 是什么自由派的风范。真正的自由派深知人的有限性，因此真正的自 由派往往都是内省的，克制的，平和的，谦逊的。但是从炮打茅先生 的某些斗士身上，闻得出一丝一毫这样的气息吗？不惮以最大的恶意 去猜度别人，裁决别人，字里行间发散着一种戾气，一种杀伐之气。 斗争哲学的底色纤毫毕现。以自由派高标自己，但骨子里面全是狼 奶。

   以上所说的自由派某些斗士的心理病态，如果仅仅是个人做派，也就 罢了，不值得我写这篇文章。问题在于，这种心理病态已经超出个人 做派的范围。动不动就把不同观点之争演变成批斗会，比说话粗，比 出手狠，比政治正确，这种风气发展的结果，不仅是沦为靶子的具体 的个人受伤，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受伤──社会风气会越来越趋于极 端，越来越趋于乖张，越来越趋于狂躁。

   让人不能不好奇的是，斗士们哪来那么强的动力妄断他人？哪来那么 强的智力自负和道德自负？在我看来，原因大致不外两点。其一是名 利驱动。炮打茅先生成为一个事件之后，某当事人不就迫不及待地打 越洋电话，要求国内某门户网站借机炒作他的博客吗？其大义凛然的 背后，隐藏的原来是一种经典的娱乐精神。

   但更显著的因素，还是他们坚信自己独占了一种话语权，就是为穷人 代言的话语权。抗议对穷人的不公正待遇当然重要，为穷人请命当然 重要，任何社会都需要这样的人，我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我 这么做只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从来认为这是很私人的事情， 没什么可自夸的。所以我从来看不惯某些斗士，刚刚给穷人说了几句 话，马上气就粗了，嗓门就高了，动不动就要打人了。似乎给穷人说 了几句话，就足以奠定他们言论宪兵、道德宪兵的资格。

   他们的这种自我感觉令人憎厌，但却不是空穴来风，“穷人话语”在 当下中国确实生猛。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格局，注定了穷人必定在言 论界和公共政策领域缺位，必定在利益博弈中缺位，穷人因此没有通 过自己的集体努力来改变自身命运的体制通道，只能陷于绝境。正所 谓国家不幸诗人幸。穷人的这种悲惨遭际，对那些纸上的仁人志士恰 恰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于是有了“感动新闻”的空前繁荣。以言情剧 笔法，铺陈底层离奇的悲情，以此赚取受众的滔滔眼泪，在主流和不 那么主流的媒体中，几乎形成为一个产业。而在言论界，“穷人话 语”同样空前繁荣。穷人就是天然正义，为穷人代言，也就很容易被 幻化和自我幻化为正义的化身，很容易赚来喝彩。“穷人”因此成了 言论界的香饽饽，穷人话语有如长江后浪推前浪，磅礴不绝。

   不过这原本不是问题，主观为己，还可以客观为人，只要忠实于穷 人，把代言穷人当作饭碗、当作求名求利之途，也未始不可。代议制 条件下，国会议员不就主要靠为选民代言谋生吗？如果代言穷人能够 职业化，代言人有专业精神，那么这也不失为一个值得称道的选择。 但问题是，穷人和代言人之间，并不存在代议制条件下，选民和议员 之间法律上的信托关系。穷人代言人都是自命的，穷人对这些代言人 并无任何授权，也就没有任何渠道，可以检验、可以制约这些代言 人。穷人代言人事实上没有任何法定义务对穷人保持忠诚，所谓专业 精神就无从保障了。

   于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一个令人扼腕的局面，就是穷人代言人的异化。 某些斗士在穷人话语场往往信马由缰，只依据自己的需要，而无须对 穷人负责。穷人到底处于何种状况？到底需要什么？他们不知道。他 们甚至根本就没有走到穷人中间，虽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穷人 跟他们隔的并不远，穷人就在他们每天路过的街角，穷人就在他们的 小区门外。与穷人咫尺天涯的他们，心理上跟穷人的距离要用光年来 计算。说到底，他们不过是用穷人做符号来包装自己而已。他们铺陈 穷人的苦难，往往只是要显示穷人代言人的不可或缺；他们无节制地 赞美穷人，往往只是要美化作为穷人代言人的自己。他们对穷人并无 真正的感情和了解，所以他们的穷人话语，往往停留于口号，只有大 胆的假设，而艰苦的求证过程则始终阙如。那一场场穷人悲情秀，秀 的只是穷人代言人自己。

   显而易见，穷人话语的空前繁荣，往往不过是畸形繁荣，不过是具有 娱乐性质的“正义盛宴”。作为主角的穷人，其实从“正义盛宴”中 并没有多少实质收获，他们表面上被奉为神明，其实只是被当作题 材，当作道具。轰轰烈烈的“正义盛宴”不过造就了有如过江之鲫的 食客而已，穷人的悲惨遭际不过成就了他们的食利空间。

   穷人话语场往往沦为名利场。这种背景下，象茅先生那样试验小额贷 款，办保姆学校，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帮助穷人脱贫致富；以及象温铁 军先生那样创办合作社，用非市场经济的手段帮助农民组织起来；以 及象邱建生先生那样致力于平民教育，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这 样用切实的行动去帮助穷人，无论其尝试成功还是失败，就都显得特 别可贵。言论当然重要，但中国现在的问题，主要并不是什么理念问 题；很多理念问题早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谁都明白的。中国现在的 问题，主要是理念和具体的社会实践怎样结合的问题。中国需要改 变，但只能实践改变中国。就地出发，以自己职业范围内平实然而坚 韧的行动，逐步改变现实，通过现实的逐步改变来提升社会规则。心 中有歌，心中有诗，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样的行走者才是当下 中国最珍贵的。中国从来不缺纸上的仁人志士，中国缺的从来只是行 走着的仁人志士。用身体语言证实自己对信念的忠诚，这种人才是中 国的盐，中国的光，才是特别需要善待的。

   悲哀的是，在话语泡沫时代，行走着的仁人志士恰恰很难被善待。身 体语言必须考虑后果，需要低调，需要平衡，不象纯粹的言论那样可 以汪洋恣肆。这就注定了在言论的竞技场上，行走着的仁人志士往往 比不过纸上的仁人志士，他不可能耸人听闻，不可能为了迎合大众而 主张极端。但这么一来，他的言说就未免往往显得寡淡无味。那些纸 上的仁人志士，因此反而可以对行走着的仁人志士抱以轻蔑，动不动 就把他们与行走着的仁人志士的言论高度上的差异，夸大成思想和道 德上的差异，而他们自然拥有思想和道德上的绝对高度，不难势如破 竹。他们以炮打行走着的仁人志士为能事，以此彰显自己的英明和英 勇。海外某斗士不就把自己对茅先生的刻毒攻击跟美国政客之间的倾 轧相类比吗？行走着的仁人志士在他们只是对头，而非同道。而且彼 此之间的分歧根本不是简单的思想分歧，而是无情的政治斗争。他们 所做的一切，目的也跟美国政客是为了用更多的选票打败对方一样， 只是要赚取公众的眼球，让自己胜出，成为言论市场上最大的赢家。 不过尔尔，与真理、与道德何干！

   如果这种纸上的仁人志士竟能得势，那真是一场悲剧。不仅是茅先生 个人的悲剧，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利益分配的过度不均衡，导致剧 烈的价值分裂和价值对抗，正是当下中国的一个隐忧。而茅先生的主 要价值，就在于以坚韧的实践，帮助穷人探索一条自救的路。他为改 善穷人处境所付出的全部努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弥合分裂，缓解对 抗，茅先生因此是这个社会的粘合剂。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粘合剂， 来慰藉人心，来遏制正在弥漫整个社会的绝望、乖张和狂躁，来支撑 我们在曲折悠长的路上，继续走下去。

   但是，恰恰是茅先生这种独具价值的努力，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茅先 生过去不见容于极左斗士，现在则开始不见容于为某些自由派斗士。 这不仅是茅先生个人语境的变化，也反映了整个中国语境的变化── 在价值分裂和价值对抗愈演愈烈之当下，言论很可能走向极端。极左 极右两种极端言论很可能成为时尚，而共同挤压象茅先生那样的中间 派的言论空间。茅先生那样的中间派，很可能两头不讨好，愈来愈被 边缘化，妖魔化，而最终归于消音。就跟半个多世纪以前曾经上演过 的那一幕一样。

   对这种可能到来的危机，某些时评家是有责任的。没有独立的立场， 没有原创的思想，没有坐冷板凳的耐心。永远只是来料加工，永远只 看市场的脸色说话，市场流行什么，就马上在流水线上生产什么。为 了抢占市场制高点不择手段，不惜为不断拔高的革命话语火上加油， 对可能爆炸的社会非理性情绪根本不管不顾。生命不息，做秀不止。 这种毫无责任感可言的所谓时评家，说到底不过是言论流水线上的承 包商而已。

   有一种草叫紫荆泽兰，看上去美丽，实际上可怕──它所到之处，别 的草都不能长了。现在不断拔高的革命话语竞赛也是这样。我们对此 应有足够的认识，应该从法国的革命话语竞赛，俄国的革命话语竞 赛，以及中国自己的革命话语竞赛所导致的种种历史悲剧，吸取教 训，而不可稍有疏忽。炮打茅先生这个展开中的新时尚，正好在这方 面敲响了警钟。

民主论坛 2007-08-30

(三笑笑蜀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