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经常能够为《南方周末》写一些很有分量的文章，这点很可贵。 不料近日却写了一篇叫《“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的糗文。 文章认为：“革命话语洋洋而来，温良如茅先生亦不免沦为围攻对 象”，然后作出几条条判断：

   1、“以穷人的名义炮打茅先生纯粹找错对象”；

   2、“免于对于精神暴力的恐惧也是自由的题中之义”；

   3、“穷人悲情秀”秀的只是穷人代言人自己；

   4、“不断拔高的革命话语竞赛值得警惕”。

   顺着这几条一路看下来，却是一头雾水，真不知道他的义正词严之后 想说点什么，挺茅是肯定的，可是为什么挺茅，为什么“炮打”茅于 轼是一种社会病理，却不仅是牵强附会不知所云，更是宏词大语借以 唬人。故而三笑之。

   笑蜀首先虚构了一个言说的制高点：茅于轼面向农民的小额贷款意义 堪比武训办义学，属于受之以渔的扶贫模式的创新，如同孟加拉的尤 努斯一样应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而认为：茅的经济学是真正的穷 人经济学，茅于轼才是真正穷人的朋友。这样茅于轼就是算不上伟 大，起码也是是高贵的。于是“这样高贵的茅先生，却成了炮打对 象”就成了笑蜀的立论基础。接下来就认为“超出边界的所谓批评不 叫批评”而是“革命大批判”，实质上是“精神暴力”。随后就是对 “免于恐惧自由”的一通乱箭齐发似地随意解释，由是得出：“别人 不是你的垃圾桶，没有承受你的精神暴力的义务。自由主义就终极价 值而言，其实不过是人文主义，不过是强调人的自由、人的尊严。” 这样沿着

   　　批评─→炮打─→革命大批判─→精神暴力─→高贵者被轰炸

   的路径，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免于恐惧的自由都成了笑蜀手中戏法 道具，真可谓深文周纳，步步为營。

   笑蜀自以为理直气壮的制高点，实际上是偷换论题、回避问题。

   谁都清楚这次争论的不是该不该为穷人办事，而是该不该为富人说 话。没有谁否定茅于轼小额贷款的尝试，尽管这种努力有些唐吉轲德 式的况味。笑蜀不仅偷换论题，强词夺理，洋洋几千言成为废话，就 是从“高贵”的出发点，也结不出“免于恐惧”的果子，更无法抵达 问题的因果和本真，即使用自由主义做虎皮，充其量还是一个包装了 的稻草人。高贵者也好，低贱者也罢，说了话之后谁都可以批评，而 笑蜀们主持的《南方周末》，一手制造的这种批评权利的不对等，才 是导致这个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才是笑蜀们应该谦卑下来反思 的。

   笑蜀挺茅并无绝技，全文除了详述茅于轼的小额贷款之外，并没有切 中论题的批评和反批评，远离主题，破和立都不见基本论据和论证过 程，只是似是而非的泛泛之论、无的放矢的华丽词藻。

   笑蜀认为：“被看作意见领袖的茅先生，最大贡献其实不是言论，而 是扎扎实实做事。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扶贫性的小额贷 款”，“迄今茅先生仍住在破旧的房子里，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 ”正因为他是意见领袖，大众对于掌握话语权的他就心存恐惧，网民 们才必须对他的不负责任的言说愤而批评和清理，哪怕他确实过着清 教徒般的生活，人和事这是不能替代的两个论域。尤其是茅于轼的贷 款扶贫（为穷人办事）针对的是某地某些农民，是特指少数穷人，而 他的帮富（替富人说话）则是针对全国的富人，是泛指各路高收入的 群体，两者谁轻谁重？好了，就算是茅于轼的实践具有诺贝尔奖的意 义：其意义在于什么？当然是权利，是平等获得金融支持的创业权 利。这种权利长期被极少数人垄断。他们肆意用银行的钱“资本运 營”，空手套白狼。在这个问题上茅老先生不是知行统一，而是知行 背离。他对富人的认同的言说实际上抵消了他的实践意义：即为穷人 致富争权利，去障碍。这种立场的矛盾突兀，正是茅于轼式的虚伪。 值得一提的是茅于轼本人也承认他的基金会任志强是出了钱的，可见 他和利益集团的关系也并非仅仅是言论，而是知行和一。

   笑蜀说“自由派某些斗士的心理病态，如果仅仅是个人做派，也就罢 了，不值得我写这篇文章。问题在于，这种心理病态已经超出个人做 派的范围。动不动就把不同观点之争演变成批斗会，比说话粗，比出 手狠，比政治正确。这种风气发展的结果，不仅是沦为靶子的具体的 个人受伤，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受伤──社会风气会越来越趋于极 端，越来越趋于乖张，越来越趋于狂躁。”用这样不不伦不类地话排 薛，很搞笑。网民们不比笑蜀，在现实空间长期没有话语权和表达自 由，在网上虽然有机会说话，也没有文人们仔细推敲地悠闲，他们比 什么？他们能有移风易俗斗过“主旋律”的本领吗？这样的上纲上线 才有些文革遗风和“精神暴力”呢！用精英意识的自以为是作为批判 的武器排薛本身就是一种病态。

   请看，这以下一段明显以精英实践取消大众言论的呓语。

   “中国需要改变，但只能实践改变中国。就地出发，以自己职业范围 内平实然而坚韧的行动，逐步改变现实，通过现实的逐步改变来提升 社会规则。”真不知道这种行走着的自由主义把言论自由置于何时何 地？

   三笑之后，我依然尊重笑蜀先生在言论领域的积极贡献，尤其是《历 史的先声》为我们提供的认识样本，正如批评茅于轼并不否定他的实 践一样。但是作为“意见领袖”他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现实是 “保护富人”的言论，不分青红皂白，毒害了我们的社会伦理。任何 有责任的人，都应该对之进行回应。而批评就是批评，并非法国大革 命式的“革命话语竞赛”。是茅于轼、任志强们的言论挑衅和污染了 “沉默的大多数人的”眼球，引出的反弹而不是别的，相信迄今为止 反对茅于轼的许多理性文章，笑蜀们是无法正面回应的，这才是笑蜀 们的尴尬和贫困。

   （2007-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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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打茅先生正渐成时尚。甚至我的一些自由派朋友也乐此不疲。斗士 陈永苗者，即断言穷人已无出路，茅先生让穷人致富，不过是祸害穷 人的“鸦片”，使穷人继续迷糊不起来抗争，而永远穷下去。如此话 语，与当年炮轰所谓“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革命话语，何尝有一丝 一毫的区别。革命话语洋洋而来，温良如茅先生亦不免沦为围攻对 象，旁观多时，如哽在喉，不能不一吐为快。

   被看作意见领袖的茅先生，最大贡献其实不是言论，而是扎扎实实做 事。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扶贫性的小额贷款。

   有的朋友对茅先生这件事颇不屑。据说这既比不过富人一掷千金兴医 济学；也比不过政府一纸号令减掉百亿元农业税。这样说我认为太轻 薄。武训兴学，其投入额度当然比不过清廷对公共教育的投入，但这 并不能稍减武训的光辉。因为武训的价值并不在于他到底给穷孩子募 得多少银子，而在于他的精神，在于他开创的兴学模式。茅先生的小 额贷款重要的在于证明了农民同样具备市场竞争的能力，只要向农民 开放包括金融权利在内的诸多天赋权利，农民完全有能力自己创造财 富，而不是只能嗷嗷待哺。这是扶贫模式的一个创新。重要的是授人 以渔而非授人以鱼，重要的是这样的社会意义，而不在于茅先生具体 给了农民多少钱。官员们和富豪们确实能给农民更多钱，这点上茅先 生永远没法跟他们比。但茅先生的实验所蕴涵的社会意义，却是多少 钱都买不来的。

   中国的农民无疑处于窘境之中。但他们到底是受制于自身能力之困， 还是受制于体制之困呢？答案如果是前者，农民就不可能自己救自 己，而需要农民之外的力量来杀富济贫，救世主就须臾不可缺。而答 案如果是后者，显然就需要找到一个支点来撬动传统体制，还权于农 民；而只要真正还权于农民，农民于市场经济就会如鱼得水，救世主 就会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茅先生的实验，则是一个旨在找到撬动传 统体制尤其是传统金融体制的支点的可贵尝试。这个尝试固然不能说 已经大功告成，但能一路走到今天，在中国已经属于奇迹。

   孟加拉的尤努斯以其成功的小额贷款试验而获诺贝尔奖，但我并不认 为尤努斯比茅先生更值得尊敬，因为我不相信，尤努斯会遭遇比茅先 生遭遇的体制阻力更大的阻力。作为一介平民，并无任何特殊的权力 可以倚仗，完全凭借个人努力来突破体制的重重屏障，而自己并没有 从中谋取任何利益，迄今茅先生仍住在破旧的房子里，过着清教徒般 的生活。这样做我不敢说是伟大，至少可以说是高贵。茅先生才是穷 人经济学的泰山北斗，那不是空口白牙的穷人经济学，那是身体力行 的、货真价实的穷人经济学。茅先生说他为穷人做事，说他最大的愿 望就是让穷人生活得好一点，他有足够的底气这么说。茅先生不是穷 人的救世主，但茅先生肯定是穷人的真朋友。

   这样高贵的茅先生，却成了炮打对象。炮打茅先生的斗士们，无分左 右，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争相给自己戴上穷人代表的桂冠，跟杨子荣 “我代表人民枪毙你”的派头，堪称惟妙惟肖。他们争相以穷人的名 义审判茅先生。在他们的渲染下，本来是穷人的真朋友的茅先生，简 直就成了穷人的公敌。

   我反对炮打茅先生，但我并不反对批评茅先生。海外某斗士有言，中 国知识界存在一个黑势力，这个黑势力由茅先生，及茅先生的同道江 平先生、吴敬琏先生的门生故旧组成。他们联手封杀对茅先生、江先 生、吴先生的一切批评。这显然只能归类于妄想症。重庆最牛钉子户 事件中，我本人就有过对江先生的长篇批评；杂文家刘洪波先生，时 评家吴向宏先生，则对茅先生有过批评。这些批评都堂皇发布于南方 几家著名的媒体。

   批评显然是自由的，茅先生、江先生、吴先生事实上并不享有对于批 评的豁免权。但批评也应该有边界，超出边界的所谓批评不叫批评， 而跟所谓“革命大批判”，没有什么区别。有论者为无根据的道德审 判辩护，认为公共评论可做诛心之论。但问题是，如果批评没有边 界，可随意定罪而无须任何举证，这跟打棍子、揪辫子、戴帽子的 “革命大批判”该如何区分呢？我们清算人家的“革命大批判”，难 道就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来搞“革命大批判”吗？难道以传统意识形态 包装起来的“革命大批判”是荒谬的，以自由民主形态包装起来的， 以代言穷人的形态包装起来的“革命大批判”就是正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