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称峰是萧山人，1976年生。她考入杭州的一所学校读书，参加了一些社团活动，认识了三联读书会的主要成员吴义龙，很快两人开始了恋爱。他们俩决定结婚，吴义龙开好了结婚证明，小单却因年龄不够23岁没开成，从而没有拿到结婚证。我记得好像小单说过她跟鉴湖女侠秋瑾有着稍远的亲戚关系，而她自己也颇以此为自豪。2001年初，因为呼吁释放吴义龙等人，她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判处两年劳教。她被捕后，我曾打电话给她父亲，她父亲显然不希望她从事这些活动。去年我出狱后，得知她在杭州工作。

    来金彪1964年生，基督徒，原是公交车司机。1998年参加组党，经常去西湖边上的湖滨公园演讲。他的口才的确很好，声音也很好听。1999年初，他曾被治安拘留过一次，出狱时受到浙江朋友的隆重迎接。我出狱后听说，他不仅一直坚持下来，而且还多次参与维权、民运活动，比如画水事件，他甚至因此而短期入狱。去年我出狱后给他家打过好几次电话，都是一个小女孩接的，说“爸爸不在家”。后来我跟来金彪用电子邮件联系，他才明白为什么好几次他回家后听女儿说“叔叔又来电话了”，但他搞不清是哪个“叔叔”。1999年时来金彪尚未结婚，他的女儿今年好像5岁，那么他可能是2000年前后结婚的吧。现在他每天白天都要外出工作，家里又没电脑，很辛苦。

    谭凯，我在前面曾经谈过。去年11月他和戚惠民等人同时分别被政府部门叫走。戚惠民等人在杭州市上城区民政局里被告知：尚未形成组织的“绿色观察” 是“非法组织”，但是“非法”在何处并未讲清楚。当天戚惠民等人回家，惟独谭凯没有回家。后来证实，谭凯被以“非法窃取国家秘密”的罪名逮捕，目前情况不明。

    范子良老先生的情况，我曾在《老而弥坚——记范子良老先生》（又名《老而弥坚的范子良先生》）一文中作过介绍。他曾被劳教两年，吃了不少苦。这里我补充一下，那就是去年我出狱后，第一个把消息发到媒体上去的，就是范老先生。当时，他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发出去。后来，我们经常保持联系。哈维尔说过：“我可以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有很多人能够倒背如流这句名言。但是，我常常想，到底有几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认为，范老先生已经真诚地做到了。

    聂敏之老先生，2001年10月7日16时10分在杭州逝世，享年70岁。

    高天佑原名高长礼，安徽蚌埠某县人。他当时50多岁，原来长期住在长沙，后来在收音机里听到杭州朋友的联系方式，就来到杭州，跟朋友们取得联系，参加了组党活动。我在杭州期间，在浙江组党运动中比较活跃的外省朋友，大概就是高天佑和我了。4月29日我跟他一起被抓时，他刚从外地回到杭州两天，车票还没扔呢。我回山东后听说他被押回安徽后很快就放了，他又回了杭州。后来听说他曾去过北京、东北等地，也曾在蚌埠和温州生活过。还有人说他曾被劳教过两年。去年年底，来金彪告诉我高天佑在去泰国旅游时申请政治避难，后来失踪。

    严正学是台州椒江人，在北京和台州都有家。他是个画家，曾经当过圆明园画家村村长。但是，我一点看不出他像很多艺术家那样狂妄，倒是非常谦逊，谦逊得让人不相信他的那些经历。我出狱后听唐元隽说严正学曾在纽约卖过一段时间的画，不久回国，并长期陷入某些政府官员对他的种种迫害之中。严正学的“行为艺术”借用了法律手段，在令人耳目一新的同时，不得不佩服其坚韧不拔的精神。他曾来信说：“我一直牵挂你的情况。你入囹圄的日子，关注你长期绝食，为你担忧，呼吁抗议当局的惨无人道的加害！当年在杭州我们最后的一面，是老毛带我去拘留所（应为派出所——王金波注）看你，谁知一别就6年。人生真快，中国民主、自由、法治和宪政，几乎仍在原地踏步，希望在于你们后生的再接再励！”其实作为一个比我父亲还大的长辈，他令我充满了敬意。

    王东海后来跟我保持了较多的联系，以后我再讲。跟严正学一样，王东海也比我父亲大。他是一个忠厚长者，他和夫人对我的关照，使我永远难忘住在他家里的那段时光。

    陈树庆前不久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但却被当局以种种借口剥夺了律师资格。但是，他仍在力所能及地给朋友们提供法律帮助，比如去年就曾帮王东海夫人程云惠打过官司。

    李锡安，作为79民主墙运动的老战士，一直以温和的方式从事着民主运动。

    高烨炬，在我出狱后没几天就打来电话问候。我能感觉到他对我发自内心的关怀。

    傅国涌现在是一名蜚声海内外的青年学者。

    叶文相是老资格的异议人士，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曾跟他有一面之缘，但没有仔细交谈。

    我见过面的杭州朋友中，至今仍然在坚持的，还有余铁龙、萧利彬、池建伟、杨建民、尉国平、苏晖彬等等。

    上海的晚成先生，前面已经讲过。

    上海的姚振祥，前面讲过。去年他刚刚出狱。这是他第几次入狱和出狱了，我搞不清楚。反正他给我的印象是，每次出狱顶多一年又进去了。很多人声称不怕坐牢，但坐过一次牢后就不想坐第二次了。我就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姚振祥为何一次又一次坐牢，仿佛他不会“吸取教训”似的。我想，在中国目前的极权体制下，可能他把监狱生活当成了自己人生的主要部分——这是一种何等执着的精神！

    上海的章华麟，1999年5月，曾经参加上海的 “六四”十周年祭筹备活动，并因此被短暂拘捕。

    江苏泗阳的张玉祥，现在南京工作。

    天津的吕洪来，前面讲过。

    北京的朱锐，后来我曾在北京见过一面。

    此外，我在上海见到的李国涛，一直战斗在民主运动的第一线。前几天，刚刚传来他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被治安拘留七天的消息。

    周建和，早已去了美国。

    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20060323，山东莒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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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在杭州的最后日子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