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正月初五），浙江朋友要在复兴北苑居委会老年茶室举行春节联欢会，邀请我参加。我与朋友小郑于上午10点左右到达，到处是三三两两的人，但未见别的朋友。12点多，朋友们陆续赶来，这时才知道四周已布满便衣。13点左右，到了3、40个朋友，其中大多我是第一次见。联欢会开始，吴义龙首先说这是一次单纯的联欢，不涉及政治内容。于是大伙儿有的唱越剧、京剧、黄梅戏，有的唱歌曲，有的表演魔术。但我始终一言未发。联欢会进行了4、50分钟，便衣警察开始把祝正明、毛庆祥、吴义龙、王荣清等人一个个地叫出去谈了几分钟。后来一个穿警服的人过来问我是否是王金波，我说是，他就把我带到了几百米外的闸口派出所。

    在派出所二楼一间办公室里，这个人要去我的身分证后对我进行了盘问，主要问我是怎么同浙江朋友认识的、什么时候来的杭州、目的是什么、这些天住在哪里、干了些什么、今天到会的人认识哪些，等等。我如实回答后看了遍笔录签字按手印，被带到楼下一间办公室。1、20分钟后，一个警察（后知其为副所长）对我宣布我被留置盘问24小时。于是我被带到隔壁的留置室。

    留置室只我一人。我看报纸得知这两天杭州降温，最低温度为零度左右。我上身穿了一件衬衣、一件薄毛衣和一件春秋穿的外衣，下身穿了一条衬裤、一条薄毛裤和一条单裤，脚上穿的是单皮鞋，本来就怕冷的我只觉得寒气逼人，不得不在几平方米的铁笼子里转来转去地活动以取暖。

    18点左右他们把我叫到隔壁的监控室（他们有闭路电视监控我的一举一动）吃他们剩下的饭，我顺便问副所长能否通知我的朋友给我送件衣服，他说不行，忍一忍锻炼锻炼，我说受不了，他扔下一句“不行”扬长而去。

    吃完饭我被锁回留置室。屋里除一排5、60厘米宽、3、40厘米高、几厘米厚的水泥板外啥也没有。我坐了会儿觉得冷继续转圈。没戴表，也不知啥时候，累了，就蜷在水泥板上迷糊了会儿，不知何时突然被猛地冻醒，浑身发抖，又起来哆哆嗦嗦地转圈……冻醒、转圈、迷糊、再冻醒，就这样来回折腾了五六次，天亮了。

    上班后没人理我。10点左右两个警察把我带到斜对门的值班室，我向他们提出，昨天在没有出具任何证件的情况下，他们究竟是以什么理由把我带来并留置盘问。副所长过来说不要乱闹了，命令我回留置室。我要求出具有关手续，他命令两个警察把我推回留置室。

    中午他们吃完饭，副所长过来问我吃饭不。早上没人通知我吃饭，我就反问了一句：“你说呢？”他恶狠狠地说：“我问你吃饭不！”我说：“你说作为一个人，要不要吃饭？”他掉头就走，扔下一句话：“不吃拉倒。”

    14点左右，一个警察把我带到二楼又盘问了一次。这次我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今天上午我提的那个；二是他们根据什么法律不允许通知我的朋友送衣服；三是他们为何早上不给我饭吃，即使要我自己掏钱那为何不事先通知我。最后我说：“为了抗议你们非法拘禁我，我已开始绝食。”我要求把这些内容补充进笔录，他写了一两句，我看与我的陈述内容差距太大，拒绝签字按手印。然后他宣布，上城公安分局决定对我继续留置盘问24小时。

    我又被锁回留置室。就这样，一直到22日下午。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绝食，40多个小时未进一粒饭，又冷又俄，迷迷糊糊的大脑里只转悠着出去之后如何饱餐一顿好好睡上一觉。而给我身体最大的伤害则是，此后不久我就发现肩、肘、膝等关节在阴冷时经常疼痛。

    快16点时，我被带出留置室，一个4、50岁的人在走廊里对我说：“以后不准再来浙江，只要你来我们就把你赶出去。”我反问：“你凭什么法律规定不准我再来浙江？”他说：“我们不管那么多，只要你再来浙江就把你赶出去。”然后他要我等一下，说还有别人要见见我。

    他上楼几分钟后带下来几个人，我一看是临沂市公安局政治保卫科警察侯献合、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五里堡派出所副所长尹振竹和司机韩茂文，还有一个人我不认识，稍后即知其为浙江省公安厅警察李光明。四人把我带到公安厅招待所（庆华饭店）安排好房间，然后去西湖边的一个饭店。我吃了一个包子，喝了点水，别的什么也吃不下，原来在派出所里的奢想看来仅仅是奢想了。

    他们带我逛了会儿太子湖公园和六合塔，回到招待所后侯献合又和我找到吴义龙和王荣清取走行李。听吴义龙讲，那天只抓了我一人。

    当晚我们在公安厅招待所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有八个人，除我和侯献合、尹振竹、韩茂文、李光明外，还有杭州市公安局警察缪舜，是侯献合在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的同学，一个姓朱的，跟尹振竹（山东沂南人）是一个村的，在浙江嘉兴一个军工厂当团级军代表，还有一个则是朱某的司机。这顿饭据说花了1,000多元钱，我算是开了眼界。

    23日早上约5点我们就起床，到嘉兴时天还未亮。吃完早餐我们跟朱某分手，到苏州逛了逛虎丘公园、一个园林和一座大寺庙。午饭后到了南京，他们先是去了一个小规模的军队医院看了一个病人，然后跟我一起去了中山陵。这是我第二次到中山陵拜谒中山先生，不过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去的。然后继续往北赶，晚上在洪泽吃锅贴，22点多到达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五里堡派出所。

    当晚我在值班室跟几个联防队员一起看电视，困了我就躺在连椅上睡了会儿。24日上午，临沂市公安局政治保卫科副科长张锋、已经内退的前科长宋某、兰山分局政治保卫科女科长董某对我进行了盘问。期间董某问过我好几次现在想不想退出民主党和民运，我说不，我宁肯坐牢也不退出。25日晚22点，尹振竹在张锋、五里堡派出所所长王明启及两个值班警察的陪同下，向我宣布48小时留置盘问已结束，明天起对我治安拘留（行政拘留）15天。我看了下告知书，上面写的是（凭记忆）：“散布谣言，故意煽动扰乱社会秩序”。我指出这全是捏造，是非法的。他们要我接受现实，我考虑了一下就签字愿意接受处罚，不陈述不申辩，但同时声明保留以后我对他们对我的迫害起诉的权利。

    26日15点左右，尹振竹将《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第99257号）》交给我，我的正式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我在另两份已经记不起名称的文件上签了字，他们把我送进拘留所。

    我在拘留所门口被搜身后被送进5拘室。这是个小拘室，已有两人，一个是前天到的小孟，未能收回单位2万元贷款，另一个是昨天到的诸葛守君，快50岁了，去年秋天曾开拖拉机肇事后逃跑，两人也均为15天。东边6拘室住着两个劳动号，西边4拘室是个女号。我是春节后第6个进来的。当晚又进来两个女号。

    前两天平安无事。所里的规矩是，周一至周五每天三顿饭，周六日两顿。饭菜一天就值两、三块钱，这一天12元的伙食费中的大部分被拘留所“创收”了。每天只有吃饭时出来，警察催着我们吃完饭就马上又锁回拘室。

    28日是星期天，两顿都是油条。现在人少，吃得还好一些，以后天天是黄色的馒头，早上吃咸菜，中午的汤菜掺了不少“政府”（被拘留人员对警察的称呼）们的剩菜──也就是说，我们还能天天见荤。这天下午是不到17点吃的，由于一天两顿饭，开饭前早饿了，吃得较多。约一个小时后，我无事可干，就用烧焦了的筷子在墙壁上写了下列内容（凭记忆）：

    “中国民主党

    “公开 理性 非暴力 合法

    “1998年6月25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向浙江省民政厅申请注册。9月6日，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向山东省民政厅申请注册。11月8日，24省、市、自治区向国务院递交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注册公告。目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以多党制为基础的政治多元化，实行直接民主选举，建立政治分权制衡机制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确保公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捍卫人权和言论信仰自由，实行军队警察国家化，消除专制腐败，建立自由、民主、公正、廉洁、和谐与富裕的社会。

    “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

    “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联系电话：0571-6969095；ＢＰ：192-3697085

    “联系人：吴义龙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景芳3区53栋4单元101房间

    “邮编：310016”

    写完后不一会儿，诸葛和小孟觉得口渴，从小窗子和门缝里看见了30岁左右的值班警察（后知其姓王，听他自己讲“6．4”时他所在的部队曾参加戒严和镇压）来回在女号门前和3个女号（均为20岁上下）讲话，诸葛就喊要水喝。王某很明显地听到了，但就是不搭理。这样持续了约4、50分钟，我对王某的态度很气愤，又对诸葛于心不忍，就拿起窗台上一个碗敲了两下窗子上的玻璃。敲了两下，王某和两个劳动号蹿了过来。王某命令劳动号开门，进来问是谁敲的。我以为吓唬两句就算了，所以没吭声。诸葛拿起碗说想要水喝，话没说完被王某一脚踢到墙边。我没想到他会打人，赶紧说是我敲的。王某冲我瞪着眼说你出来，我就穿上鞋，走到门口被他一把拽到院子里，说铐你一夜。我伸出双手说你铐吧，他命令劳动号去拿手铐。他说不准大声喧哗你知道不，我说到今天晚上为止没有任何人向我宣布过任何管理规定。我又说你明明听到我们要水喝却不给，你多行不义必自毙，并连说了两遍。

    谁知这话把他惹火了，他猛然从两、三米外冲过来照我脸上就是一拳。我没想到他竟会打人，平时我从不打架、也不会打架，就条件反射地用手死死抓住他的衣服。他几下把我打得躺倒在地上，背向我的头骑在我身上又打了几下，我用力抓住他的上衣，左手无意中抓到他的ＢＰ机链子。他猛地用力一起身，我左手来不及松开，ＢＰ机被一挡啪地飞走了。他火冒三丈，在两个劳动号的帮助下用脚踢了我的胸部几下，把我的头连按带跪了几分钟后把我拉起来，也不管我的鞋子已掉，把我拉起到办公室走廊的水泥柱边，一开始他要把我背向环抱柱子铐起来，铐不上，就把我面向柱子铐上。我体质本来就弱，这一折腾一点劲也没了，就慢慢地活动着手臂瘫坐在地上。

    几分钟后王某从五拘室出来大声喊着“他写了反革命标语，保护现场，报告分局”，跑过来打开我的手铐，在我未来得及起身的情况下把我拽到七、八米远的另一根柱子上铐起来。不一会儿所领导来了，跑到办公室里去。大约20分钟后，一位领导模样的人把我的手铐打开，带到一间办公室。

    这人姓刘，是副所长。他问是怎么回事，我就如实讲了一遍。后来所长老傅和警察老姚也来了。他们说乱涂乱画大声喧哗是不对的你知道不，我说我进来两天了没有任何人向我宣布过任何管理规定，而且墙壁上别人已写了不少东西；但是我想口渴要水喝却不给恐怕不符合管理规定，动辄打人铐人恐怕也不符合管理规定。他们说乱涂乱画大声喧哗是不准的，在拘室里没事就闭门思过，还说和值班警察打架并把他的ＢＰ机摔坏了是妨碍公务。我说第一我无过可思，第二今晚我是正当防卫，ＢＰ机摔坏了也完全是无意的，这件事本来就是王某引起的。最后他们在大约22点把我送到六号大拘室，原来他们怕诸葛和小孟“破坏现场”已将他们转移到六号。同拘室的其他人看得清清楚楚，我的眼睛青肿、眼角流血，胸部和大腿各几块紫痕，五、六天后才痊愈。拘留所医生次日看见后并未给我采取任何治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