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我第二次到杭州后，已是腊月二十五，马上就是年关了。我先是跟祝正明等人帮吕洪来夫妇卖鸭梨，然后就是等着过年了。小单在除夕回了萧山，那里是她父母的家。很多人来一起吃了个年夜饭，大鱼大肉，很丰盛，都是大家凑的。可惜没有饺子，这是到当时为止我过的唯一一个不吃饺子的年。我和祝正明、小郑跟吴义龙打了几个小时的扑克，这是我见过的我们的朋友们唯一打扑克的一次。天亮前大家困了，吴义龙回卧室躺下，祝正明躺在沙发上，我和小郑支了几个凳子和马扎，躺了一会儿。天亮醒来后吴义龙也去了小单萧山家，祝正明也回了家，剩下我和小郑。

    我留在这里接了一些外地朋友打来拜年的电话。当然，早在此前一天即除夕，我已经打过几个电话给别人拜年。不一会儿晚成先生来了，还带来一个年轻人。原来他俩在火车上聊天，年轻人这才听说有个民主党，所以过来看看。但是，很显然，这个年龄比我稍大的年轻人很害怕，不愿过深地了解，不一会儿就走了。中午我们几个人去了南边，在那儿有几个朋友筹资准备办个商店，卖一些食品之类的东西。我坐上公交车时，发现我这唯一一个不在老家过的年的确不一样，大街上熙熙攘攘，下午那些商店就开业了——上午有没有开业我不知道，因为上午我没有出门。在我的老家，商店开业可是大多要等到初六左右。

    后来我跟朋友们一起过了几天，直到2月20日（正月初五）被警方无理拘捕，押回山东治安拘留15天，直到3月15日“两会”闭幕后才恢复自由。3月28日我第三次到杭州，4月29日被扣，5月1日被侯献合等人接走，从此离开杭州，至今没有再去过。这其中的部分经历，我在《我被拘留的前前后后》、《墙外追思 ──回忆祝正明等杭州、上海几位入狱朋友》、《王东海、程云惠夫妇二三事》等文章中作了一些介绍。下面，我主要对这几篇文章作一些补充。

    在此之前的1998年11月，我曾经在临沂印制了一张名片，正面写着“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王金波”，地址是我所在的临沂制药厂，以及我的传呼号码，背面是我从《中国民主党公开宣言》上摘抄的一段文字。我到杭州之后，发现杭州朋友们也都印了名片，这倒是跟我不约而同想到一起去了。事实上，杭州朋友的名片在 12月17日王有才案开庭时，的确起了不小的作用，很多外地朋友就是凭着这些名片找到门上来的。当时济南朋友车宏年找到吴义龙家之后，跟朋友们合了一张影。我第一次到杭州之后，吴义龙把照片给了我，让我转交给车宏年。但是想不到的是，我第二次到杭州后听说，老车被劳教了，原因是给“境外”写“勾联信”，杭州朋友们很关注这件事。

    1999年3月15日我获释后，在临沂找了一个买主把传呼卖了400块钱，因为我没有去杭州的路费了。在这期间， 3月24日我凭着记忆起草了一份《中国民主党（CDP）简介》，打印了几张，带到了杭州。通过这篇稿子，不难看出当时我的一些毛病。首先，落款是“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供稿”。实际上，起草这篇稿子我没有征求任何其他山东民主党成员的意见。其次，“联系方法”前面加了“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而具体的联系人则只有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刘连军和我的电话、传呼、通信地址及电子信箱。这两条，都说明我同样犯了“不经与他人协商便擅自以本省甚至全国筹备组织的名义发布各种消息、决定、声明、通知等”的错误。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我引用了一些虚假的数据。比如文中所称“中国民主党成员已遍布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有成员上万人”，就与事实严重不符。但是，当时杭州朋友们比较相信这些数据，我也就相信了。几天后我到了杭州，朋友们看了很赞赏，经祝正明等朋友修改（其中那些虚假的数据略去不提）后，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名义发表在4月16日出版的第八期《在野党》杂志上。2001年元旦前后，我在青岛一家网吧上网时，无意中看到海外某网站曾经刊登过这份稿子。当然，好像是又有所改动。至于去年我在《博讯》上发表的第二稿，则是我回山东后闲来无事，为了尽可能保留文件的原貌，我按照记忆进行恢复的。

    说实话，当时我去杭州的目的，打工是次要的。这一点，不仅朋友们之间明确讲了，并且估计警方也很清楚。不然，2月20日朋友们举行春节联欢会时为何单单抓了我一个人？还有，4月29日我和高天佑同时被扣，我被押回山东后到6月10日才获释。但是，我毕竟是以“打工”的名义留下来的，所以当时我坚持这样一点：“不管我做了什么事，一律不公开出现我的名字。”王荣清曾经几次提议把我的名字加进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名单里面，我始终没有同意。其他一些方面亦然。比如，清明给于子三扫墓，警方一露面，朋友们立即安排我离开现场。再比如，全国接力绝食，不让我参加。

    姜福祯等山东朋友曾经说过我“参与浙江民主党运作”，的确如此。那段时间，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工作我的确是参加了一些。不仅《在野党》杂志的编辑工作有时候我参与，而且我还到外地去了一趟——这一点，下面会谈到。现在先谈谈其他一些事情。

    在去杭州之前，我的想法是，作为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王有才应该跟这些仍在坚持组党的朋友们关系是很融洽的。但是，到了杭州之后，我慢慢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在组党之前，王有才一直犹豫，是在吴义龙等人的推动下，才有中国民主党的组党活动的。而在1998年9月掀起第二波组党浪潮之后，王有才也不是很积极。过年之前我曾提出去看看王东海、胡江霞，但是没有人响应，所以我也就没去成。

    朱虞夫在城南有一间小小的房子闲着。我第二次和第三次到杭州后，有时候住在那里。那个地方离高天佑住的地方，也就是大家准备用来做生意的那个小店，只有一站路。所以，那几天通常都是早上起来我找高天佑一起吃饭，然后白天该干什么就再干什么。这一天我俩没事，他问我愿不愿意去看看王东海。我说王东海的名字我早就听说了，当然想去看看他。但是在大家面前提过几次，没人响应。我自己去不成啊，得有人带着才成。高天佑说，那么我就带着你去看看王东海吧。于是，高天佑带着我去了一趟王东海家，我认识了王东海。王东海是杭州79民主墙运动的老战士，89民运期间曾经组织杭州的游行示威，并且勇敢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后来他因此入狱，但是却因祸得福——他商店里的一名女员工爱上了他，并最终成为他的爱人，这就是他现在的夫人程云惠女士。虽然他们夫妇俩年龄差距较大，但是患难之际见真情，他们夫妇的感情是经得住考验的。王东海身材高高大大，脸也很大，不仅长相像个北方人，而且具有北方人的豪爽和忠厚性格。程云惠则不用说，仅仅通过王东海坐牢她反而爱上他这一点，就能猜出她的不寻常之处。事实上，她的性格也是非常豪爽。当然，第一次去他家里，我们没有说太多的话。

    4月3日给于子三扫墓，警方出现后我离开现场，自己去了王东海家，见到了陈树庆。又过了一两天，祝正明带我去了一趟王东海家。那天高天佑也去了。王东海夫妇很高兴。大家一商量，就决定去看看胡江霞。于是，我们一起去了胡江霞家。

    胡江霞身材高挑，一口非常流利的南方普通话。她先让我们在门口换上脱鞋，然后把我们让到客厅里。这个房子不是很大，但是客厅显得较大。大家坐下来，问了问胡江霞自己的情况，又问了问王有才的情况。大家来看她，胡江霞很高兴，显得心情比较愉快。她拿出王有才的来信给我们看。不愧是学物理的，王有才的信里使用了一些物理学的词汇和理论。其中有一个字是“阈”，我记得在化学教材上见过。胡江霞不认识这个字，当时认真地查了字典。胡江霞还拿出王有才老家的乡亲们的联名信，这封联名信是写给谁的我记不清了，但看到那一个又一个字迹拙笨的名字，我似乎看到了已经坐了牢的王有才给家乡的父老乡亲留下了一种什么样的形象。

    但是，有一件事使我纳闷了许久，那就是王有才和胡江霞的合影照片上，王有才根本不像我在“六四”后的通缉令的照片上看到的王有才。我犹豫了几次，终于忍不住提出这个问题。胡江霞一听，笑着说，的确如此。原来，通缉令上的那张照片，根本不是王有才的。至于为什么被换成别人的，一种可能是当时太乱了，误把那张照片当成了王有才的照片。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负责找照片的人，故意把王有才的照片换成了别人的照片。而故意换成别人，有可能是出于对王有才的保护。至于到底如何，现在不清楚，只能等到将来了。我听胡江霞这么一说，颇有感触。如果真的是当时负责找照片的人故意换的，那么这里面一定又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只是，故事的主角始终没有登场。当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王有才和他的行动是多么地深得人心。

    后来大家说起王培剑来，胡江霞想起来王有才的那辆自行车还扔在楼下专门放自行车的车库里，几个月没人骑了，时间长了恐怕会烂掉，不如让朋友们拿去骑吧。当时我正好需要一辆自行车，胡江霞就答应让我骑走。但是那是晚上，我没带地图，不认路，只好约好次日由我坐车来骑。

    晚上我们几个人坐公交车回去了。次日我来到胡江霞楼下，给她打了个电话，她下楼把车从车库里推出来。当然，车胎肯定没有气了。胡江霞领着我去了小区的东门，在那儿有个修车的。在等修车的时候，我跟胡江霞提到王有才，不知不觉，我的话中沾染了其他朋友当时的某种态度。胡江霞转身往回走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一种莫可名状的痛苦。

    吴义龙曾经开玩笑说，这辆自行车“跟你们姓王的有缘”。胡江霞说，申请组党前后，王有才几乎每天都穿着拖鞋骑着这辆自行车出门去见朋友。王有才入狱后，王培剑骑着这辆自行车，直到他离开杭州。这辆自行车归我使用了接近一个月，直到月底我被警方拘捕。

    20060321，山东莒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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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

    我是2月10日（腊月二十五）第二次到达杭州的。

    我于1995年进入山东临沂制药厂，其时该厂已连续亏损四年，经常停产，拖欠工资。1997年8月我厂与三株集团合作成立临沂三株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我的工资仍为200多元。1998年9月我申请下岗后因经常被警方传唤一直没有找到工作。12月公司全面停产后我于1月16日到杭州待了近十天，同浙江朋友商量，可以来杭打工，就回临沂安排一下，同警方打招呼后来到杭州准备打工。由于是年关，找工作一时不行，就拖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