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下午，我返回临沂，收到天津吕洪来寄来的《笔谈》杂志。然后我打电话给秦永敏，讲了警方找我父亲的事情，又把秦永敏告诉我的谢万军的有关情况转告刘连军。晚上我给秦永敏、吕洪来写信，次日上午寄走。下午两三点钟，临沂市公安局和临沂市国家安全局在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五里堡派出所联合传唤了我（其中的一些详情，参见《1998年10月8日传唤经过》）。在这次传唤中，我基本如实地告诉了他们我近期的一些情况。总起来讲，这次气氛还是不错的，我毕竟第一次正式公开跟他们打交道。当晚我离开派出所后打电话告诉了秦永敏，他马上在《中国人权观察》上发了消息。

    9日，我写了一份《关于我的一些情况》（包括后面的《各地朋友通讯录》）【附件八】，给了警方。

    王金波，男，汉族，山东莒南十字路镇东良店人，1972年10月生。父亲王秀玉，49年生，在本村任教。母亲尹德娟，47年生，家庭妇女。妹妹王金荣，74年生，已婚并已育。

    79－83年，就读于本村小学。83－84年，就读于莒南一小。84－91年，就读于莒南一中。88年，深受当时中国思想界空前自由的气氛影响，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先从文化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反感，89年3月接触到《河殇》解说词，受到极大震动。4月由胡耀邦逝世引发的学潮、绝食直至“六四”惨案，我始终密切关注，并于5月19日写了一封给“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声援信，内夹10元人民币。“六四”惨案使我的注意力转向政治方面。紧接着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我的思想于91年8.19事件之后基本定型，即：共产党一党专制不得民心，这种情况不会长久，中国必须实行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思想自由化、文化多元化。

    91年考入位于江西省临川市的华东地质学院应用化学系工业分析专业。10月，进入学校团委的机关刊物《大学时代》任编委。11月，与几位学生秘密成立强国研究会。92年3月，被团委任命为《大学时代》编辑部主任（任期1年）。同时，强国研究会一名成员当选为校学生会主席。6月，由我们几个人发起成立的马恩列毛著作研究强国会获校党委宣传部批准成立，以学生社团的名义公开活动，由我任会长，学生会主席任名誉会长，校党委宣传部长和党办主任任顾问，学生会社团部长任秘书长。后来发现志同道合者甚少，我干完一届逐渐退出，该会渐趋解体，旋即停止活动。当时的几个朋友，现已基本失去联系。95年2月买一收音机，开始收听VOA（美国之音）等节目。曾给VOA写过一封信，我不知下文。

    95年8月进入临沂制药厂针剂车间。96年11月－97年1月跑业务。96年底、97年初开始收听RFA（自由亚洲电台）。97年1月－10月因全厂停产未上班，有时打零工。6月，给韩东方打对方付费电话，他不在，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前半部分是我的简历，后半部分是我厂的一些情况。8月11日，我厂与三株集团合作成立临沂三株药业有限责任公司。28日，市国安局找我谈话。10月，回新公司上班。98年1月29日，与上海杨勤恒打电话聊了几句（电话号码是从 RFA广播中听到的），几天后又聊过几分钟，但都没留姓名地址。2月17日去北京出差，3月1日由公司总经理紧急召回，不久调往技术质监部。3月2日，给市国安局武处长打电话聊了几句。6月，与韩东方聊了大约半个小时，是关于企业的事，也没留姓名地址。7月，调往销售公司企划部。

    9月11日，从法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听说武汉秦永敏等人、山东谢万军等人分别向本省民政厅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的本省委员会，受到有关官员的接待，我就打电话给RFA的威廉要到卢四清的电话号码，12日上午向卢四清要谢万军的电话号码，然后给谢打，打不通，下午又向卢四清要谢的电话号码，原来我记的号码错了，这次打通了，谢妻于显杰记下了我的传呼号。不久又打，谢仍不在。晚上8点左右又打，谢在，互相留了地址，谢还给我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刘连军、牟传珩的电话号码。当晚给谢写信，主要是我的简历。13日下午寄走，又给谢万军、刘连军、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打电话，留下我的地址。当晚又给谢写信，内容是我对成立中国民主党的7点看法，次日寄走。16日收到谢信（《中国民主党公开宣言》《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注册申请书》《致各位朋友公开信》，正面是《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前半部分、背面是《民政厅问答现场记录（谢万军、刘连军）》复印件）。18日又给谢寄一封信，内容是表示在民主党获得批准后我愿意加入，以及我们单位效益太差，打算找别的生活门路。22日我在开阳文印村印500份材料（《中国民主党公开宣言》《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注册申请书》《民政厅问答现场记录（谢万军、刘连军）》复印件，以及由我落款的、在原基础上稍加改动的《致山东各地朋友的公开信》），下午取时被告知已被“有关人士”销毁，我马上打电话告知秦永敏和刘连军，他们让我赶紧停下来。26日前后，分别收到谢万军寄来的约100份材料（《中国民主党公开宣言》《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注册申请书》《致各位朋友公开信》），以及徐文立寄来的两封信（第一封信：去年11月他与路透社驻京记者的谈话、12月与四记者的谈话，今年 1月与韩东方的谈话，4月与旅法自由撰稿人安琪的谈话；第二封信：《笔谈》，吕洪来、牟传珩、华文等人的文章），我把《笔谈》复印一份寄给刘连军的妻子谭光华。截止到30日，我通话的次数大约为：徐文立两次、王有才一次、牟传珩一次、姜福祯一次、谢万军四五次、刘连军两三次、秦永敏四五次、吕洪来一次。除一次打公用电话外，其余全部在邮局或大街上打的磁卡、IC卡电话。我把谢万军寄的材料中的大约70份左右，在公开信下边加上我的地址后，寄给了山东、江西、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广东、四川、陕西、广西等地的朋友（绝大部分是同学）。临沂的朋友，一份也没寄，且基本无人知道我的这个情况。但我已在单位里周围的同事们中间公开了这件事。以后，我停止中国民主党的事情。

    29日接到妹妹传呼，要我回家，我猜可能是父母已知此事，而此前所有亲人均不知。1日回家，果然如此，是市公安局（父亲没弄清是公安局还是国安局）宋科长 28日找过我父亲。父母一开始很担心，后来与我谈过几次，我表示“将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除非死了”，父母也就承认了既成事实。我把各地朋友的电话给父母留了一份，若我被捕，可告知各地朋友。7日返回临沂，收到吕洪来信（牟传珩《新文明宣言》）。当晚打电话向秦永敏告知市公安局找我父亲谈话的事情，又把从秦处了解到的谢万军的情况告知刘连军，然后向王有才索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晚上给秦永敏、吕洪来写了两封信，内容主要是我的简历，8日上午寄走。下午大约两点半，一名警察从宿舍把我带到五里堡派出所，先是关在一间小屋子里，看守警察态度恶劣，自己在上班时间睡觉不说，还不让我上厕所。但上楼与其他警察朋友交谈时，气氛很融洽，一直到7点半多。晚上，我把这次谈话告知了秦永敏。

    下面谈谈我的一些观点。我认为，按照统治形态划分，国家体制可以划分为极权主义（全体主义）、威权主义（权威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种体制。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极权主义统治形态，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二战时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都曾建立过法西斯主义统治。马恩设想的共产主义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将永远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可惜被后来的斯大林、毛泽东等人歪曲了，以共产主义的旗号建立了独裁统治。斯、毛的共产主义，本质上是极权主义的一种实现形式，其特点是“全面控制”。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步入威权主义时代，民众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和民主。威权主义的特点是，只要不公开反对政府，政府就不管。现在的江泽民时代，正处于由威权主义向民主主义过渡的阶段。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一件伟大的事业，他的名字将永垂青史，可惜晚节不保，“六四” 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江泽民也是一位开明人士，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果能领导中华民族步入自由和民主，他同样会成为一名伟人。

    对于共产党，我坚决反对“打倒”“推翻”的说法。我认为，民众面前，任何政治势力均应平等，既不能允许某一种政治势力永远居于执政地位，也不允许“打倒” 或“推翻”某一种政治势力。我的看法，是要求共产党允许不同的声音出现，各种政治势力平等，由广大民众通过定期选举来选择自己信任的政治势力。如果广大民众仍选举共产党为执政党，那么我们就应尊重民众的意愿，让共产党来领导国家。如果广大民众不选举共产党为执政党，那么也不要紧，共产党可以调整自己的政策，在下一次选举中再争取成为执政党。不管哪个党执政，我们都应尊重事实，尊重民众的意愿。

    我认为，人权具有普遍性原则，人权无国界。中国政府已经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说明中国政府开始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原则，这是很大的进步，我对此很高兴，希望中国政府沿着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国家的最高权力必须分开由不同的部门分别来行使，形成一种权力制衡机制，从而有效地制止腐败。腐败现象是老百姓最痛恨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国家才能真正稳定，民族才能真正富强。既然民众享有言论自由，就应让各种不同的声音出现，只要不违反法律，什么话都可以讲，这样才使新闻舆论成为制止腐败的有力武器。军队应实行国家化即非政治化，任何政治势力均不得拥有武装力量，军队只属于国家，起保家卫国的作用。中国必将统一，以联邦制统一的可能性最大，统一后的中国包括港澳台。对于台湾问题，我认为台湾独立是错误的，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权毕竟从未达到过台湾，两岸的政府应互相承认对方为对等的政治实体，均为中国的组成部分，台湾不要宣布独立，大陆也应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想法，“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就像大陆政府所说的，“只要能统一，什么都可以谈”，双方坐下来，在谈判桌上谈，比动武不是好多了么？我反对一切暴力活动，在现今社会，暴力是不得民心的，是反人道的。我也反对一切秘密活动，民主的规则应是公开的，只有公开，才有真正的民主。我也反对急进冒险，只有在合乎法律的条件下，理性地从事各项活动，才是民众所希望的。中国也存在不少民族问题，尤其是西南、西北、北部的少数民族问题，我认为应充分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民族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将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趋向。中国还存在严重的信仰问题，传统的共产主义信仰已面临严重的危机，因为共产主义与现实差距太大，老百姓接受不了，一时又没有找到别的信仰，很多人便转而对金钱拜物教的崇拜，或者什么也不信。这是个危险的现象，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最危险的民族，如果一个民族连信仰都没有了，那还有什么呢？幸好，现在基督教、佛教等世界性宗教已在广大农村地区发展开来，并向高层次、知识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个可喜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