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回顾此前的一些事情 /王金波文集

打完电话，我找到钟宏世单独谈了谈。他没多说什么，只是说肖总找我，具体什么事情他不愿管。于是我找到总经理肖安乐。此前我跟肖安乐从未打过交道。他说，技术质监部准备上马阿尼西坦中试车间，急需学化工的人，他查了一下档案，发现我是学化工的，所以准备把我调到技术质监部研究所。我表示我不想去，我学的其实是化验（工业分析专业），公司里有真正学化工（化学工程专业）的人，让他们去吧，然后我向他介绍了一两个学化工专业的同事的情况，并说明这一两个同事本人也想干这些工作。但他根本不愿多了解这些情况，只是坚持要我去。我始终没有同意，最后不欢而散。

3月6日，我打对方付费的电话给韩东方，聊了较长的一段时间，果然他不记得曾收到过我那封信。我把国家安全局找我的事告诉了他。

此后的一段时间，我仍然是天天去销售公司。后来，我跟北京片的那几个同事商量好了，再去北京。钟宏世一开始不大愿意，后来同意了，并在借款单上签了字。只剩最后一道手续了——只要肖安乐签了字，我立即就能去财务部领出钱来，然后就可以去北京了。没想到肖安乐给那几个同事签完字后，单独把我留下，再次要求我去技术质监部。谈了一会儿，我发现他的态度不容改变，而这样下去我一分钱收入也没有，不是长久之计，就松了下口气说我考虑考虑吧。他一听我这么说，立即把借款单撕碎了，说不要考虑了，现在就办调令。当即他给人事劳资部打电话，但因已到下班时间所以没人接。肖安乐说，明天你就去技术质监部报到吧。

就这样，3月中旬的一天，我调到了技术质监部。我们平时上班的实验室习惯上称为研究所，当时正做阿尼西坦小试。这里几个年轻人的关系相处得都非常好。我同宿舍的李强、孙沂蒙本来跟我关系就一直不错，刚结婚的尤元洪也与世无争，家住北郊的张凤庆则每天中午都到我们宿舍休息。但我的心思根本不在这里。在这里，我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把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探源》一书抄完了。

这本书是1997年底我在济南大观园附近的一个古旧书店里买的。这是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中华民国71年）出版的，繁体字，译者为蔡英文，作者（Hannah Arendt）翻译为“安娜．鄂兰”。因为该书是繁体字，虽然我几乎全部认识，但理解起来毕竟有些迟缓，而我的理论基础有些薄弱，所以我就使用了最笨的法子——抄一遍，改成简体字。

这本书对我的影响较大。我之所以至今一直使用极权主义的概念，并用极权主义来指称法西斯主义（主要包括二战时期德国的纳粹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指苏联、中国等建立了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国家），认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完全相同，就是从这本书里得出的结论。 1999年我把这本书带到杭州给吴义龙看，4月他和我先后被拘捕，此书不知流落何处。

我在研究所待了两个星期，就被调到化验室。此前技术质监部部长李富国已透露过这个意思，因为他说过化验室除了主任张成习是正儿八经的分析专业科班出身，其他人都是后来培训的。4月1日，愚人节，我正式到化验室上班。化验室大都是女职工，只有邢安全、孙晓东两个男职工。邢安全接近50岁，老实忠厚，从不多言多语，对我非常友好。孙晓东20露头，父母都在本厂上班，整天醉心于足球。其余的女职工，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比我大几个月。总起来讲我跟这些人相处得都不错，但时间长了受不了，因为毕竟我是个年轻人——此前，曾在化验室干过的李强多次说过，男青年在化验室没有一个干时间长的。

7月，新来的总经理傅冠群要在销售公司成立企划部，在职工中物色合适人选。有一次我遇见钟宏世，他问我愿不愿意干，我正想离开化验室呢，就说愿意。于是，经钟宏世推荐，我跟傅冠群面谈后，写了一份营销策划方面的设想（其实很多都是书本上的东西，典型的纸上谈兵），傅冠群看了很满意，于是我就去了企划部。此时大约是7月下旬。

我干得很认真，因为这个岗位在临沂制药厂里算是好工作了，而且是文字工作——我最愿意干的就是文字工作。钟宏世骑着自行车领着我去广告公司订做横幅，在大街上悬挂以后让我经常去检查。后来在临沂电台和电视台做了广告，安排我每天定时收听、收看。我尽职尽责地做了。此外，已经上市的威得口服液和即将上市的国家二类新药阿尼西坦的策划，以及一些销售公司的会议记录等工作，我出的力也最多。当然，其他一些常用药的企划工作，也属于日常工作范围之内。

此时由于我直接跟总经理、副总经理打交道（全公司只有傅冠群、钟宏世和我三人管企划业务），所以这时候我对公司的实际情况多了一些了解。傅冠群是去年新公司成立以来的第三任总经理，原为集团总部的高级副总裁，据说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而被贬到这里来的。他喜欢花架子，比如宣布成立公司的中共党委（临沂制药厂的党委当然仍然存在，但毕竟跟临沂三株药业公司不是一个单位，而且傅冠群等人不是临沂制药厂的职工），由他出任党委书记。而这一年的“8．8”会议（三株集团成立于8月8日，以后每年都在这一天召开全集团职代会）之后，我看了出席会议的同事带回来的文件，觉得集团总裁吴炳新简直就是把自己看成是毛泽东，会议发言充斥着对他的歌功颂德和个人崇拜。与此同时，临沂三株药业公司的经营不仅没有新的起色，反而再次出现前景不妙的迹象。而职工工资的双轨制，则激化了临沂制药厂职工跟三株的矛盾。四五个总经理和七八个中层管理人员（部长）的工资实行全集团统一的标准，都是几千元。有时候集团总部临时派普通职工来干活，工资也是上千元。临沂制药厂的普通职工则低得多，只有几百元，我的工资基本是200多，偶尔能拿到300多。时间长了，不仅临沂制药厂的职工们私下里议论公司仍没有发展前途，而且事实上已有几个职工递交下岗申请报告后另谋他路去了（包括原来的技术质监部部长李富国）。因此，虽然我仍在上着班，但此时已经产生了厌倦心理。

20060209，山东莒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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