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10日，山东莒南

    我为何一再强调思想启蒙呢？就是因为我发现民众、尤其是农村最底层的农民，对民主根本没有丝毫意识。我姥爷是1940年左右入党的老中共党员（1960年左右他从河南调回莒南的过程中失去党员身份），对书上“天无二日”的说法备加称赞。我三舅5月19日来我家劝我放弃民运，他同我二姨夫（一个曾任村党支部书记的中共党员）常在一起谈这个问题：“即使将来他们坐了天下，会不会发生像毛主席打倒刘少奇那样的事呢？”我二姨夫还同我母亲讲过：“这是一反一正的事。”就是说将来万一我们“坐了天下”“成了王”，共产党就成为“土匪”了，因为我们现在是“土匪”。针对这样的现实，我们能不去做启蒙工作吗？因此我非常赞同何清涟女士的做法，用“深入浅出的大众语言”来进行启蒙。中国目前固然缺少独立的学术研究，但更缺少启蒙。

    据最近外电报道的一次民调称，大陆竟有远超过90%的民众赞成武力犯台。这一现象也加强了我认为中国迫切需要启蒙的观点。

    当然，强调启蒙决不意味着等民众都具备了民主意识之后中国才能实现民主。恰恰相反，我认为民主意识的培育和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从细微处着手”才是启蒙的切入点。

    看了李慎之先生的《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和徐友渔先生的《理解哈维尔》，我想我在致林牧先生的信中将1979年至今的时期归于威权主义的想法，与哈维尔的“后极权主义”的说法有某些类似之处。经过重新思考，我认为现在的中国仍处于极权主义时代——正在衰竭中的极权主义的后期。

    据5月21日胡江霞讲，浙江异议人士聂敏之老先生被捕。聂老年逾7旬，文革中因反对林彪被判死刑，行刑前恰逢林彪摔死而大难不死。去年初我在杭州曾有幸见过一面。前几天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委托聂老呼吁美国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聂老再次身陷囹圄。

    顾准先生认为自己完成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转变。王东成先生却在呼唤理想主义。

    我认为，顾准先生所讲的理想主义，是指共产主义之类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即预先设定一个终极的理想价值，然后企图据此在人间建立一个天国。这样的理想主义实际上是披着漂亮外衣的专制主义的一种，其累累恶果已有目共睹。对于这样的理想主义，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进行批判。

    而王东成先生所指的理想主义，则是有着现实的基础的。比如19世纪末少数先知先觉的中国人对于在中国建立共和制的理想主义，现已成为现实。又如，将来中国大陆也能如台湾一样和平进行政党轮替，这无疑是我们这些人的一个理想，而这个理想能否实现，恐怕也无需多虑。这样的理想主义在目前中国的民众中的确是太少了，我们应通过启蒙让理想主义重回民众心间。

    对于这两种理想主义，我觉得前一种用乌托邦主义来称呼更为妥帖。并且，正如李慎之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顾准实际上是一个上下求索，虽九死而无悔的理想主义者。因此说他放弃的是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毋宁更切合他思想实际。”这里的理想主义指的是后一种理想主义。

    是否可以这样说，顾准是一个反理想主义的理想主义者？

    2000年5月23日，山东莒南

    我现在基本上认为，中国目前处于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停滞。据《当代中国》主编、经济学家程晓农先生在4月26日法广中讲，中国经济的衰退是从去年正式开始的。据我了解，共产国家只有在经济衰退一定时期之后才会走向政治多元化，而这个过渡时期不会只有两三年的时间。在这一阶段，民运不可能以正式的组织化的形式进行。最具组织化的要数波兰团结工会，但大概活动了近1年左右即被镇压，此后六七年间在事实上处于瘫痪状态。其他共产国家根本未成立正式组织，只是在剧变前一两年言论逐步放开后形成正式组织，甚至在剧变前一两个月才形成正式组织。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也不会特殊到哪里去。当然，我也曾在外电中听过一次与此相反的观点，但仅是一次。

    民主党无论如何压不住了，虽然此后一段时间内将基本停止活动。现在国内偶尔传来的民主党的声音，既是民主党生存空间日益狭小的反映，也说明了民主党的生命是扼杀不了的。从思想启蒙角度讲，98组党运动使人明白了一个基本的道理：人人有权组织政党。从民主运动方面讲，在经历了20年的思想启蒙和民主运动后，中国民运终于首次通过合法的手段公开筹组政党，揭开了民运新篇章。从制度创新角度讲，狱中狱外的民主党人士并未放弃民主党的旗帜，一旦条件成熟他们会重新凝聚在民主党的旗帜下并建成一个成熟的现代化的反对党，并为多元化条件下的政党创建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2000年5月28日，山东莒南

    9月12日我从青岛回家，父亲讲的情况大致如此：

    8月29日父亲去莒南县电信局交电话费，发现8月（7月21日--8月20日）话费高达139元，很吃惊。详细话单打出一看，里面有59次、218 分钟计109元的话费是打给8313536这个号码的。经电信局查证，该号码是临沂市公安局六科的。父亲找到电信局某副局长，副局长说这是明显的盗打，让父亲报警。父亲打110报警，警方先说给查一下，后又声称侦察需要不予受理。父亲要求电信局处理此事，电信局声称，详细话单打完一次后就再也打不出来了，因此需先交回详细话单才能调查。父亲说丢了，但电信局仍催过几次。后来电信局把109元交给父亲，父亲签字后连同话费单被他们索去。

    这是一起警方侵犯公民通信（通讯）自由的典型案例。自6月28日安上电话至7月23日我离家前，摘机后的声音与一般电话无异，这次则有明显异音，与其他异议人士家的电话的声音类似。无疑，警方对我家的电话进行了24小时监控。警方一直向我否认对异议人士的各种通讯途径进行监控，现在我手上的详细话单作为一个证据，完全揭穿了他们的无耻谎言。

    2000年9月16日，山东青岛

    民主是个人之间无法调和时才使用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手段，因而：

    一、它首先是经过每一个个人所同意的；

    二、其中每一个个人的权利是平等的；

    三、它是用来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手段；

    四、在处理个人关系的各种手段中，民主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的一种。

    从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民主对任何个人均是平等的；

    二、在处理个人关系的手段中，民主不是最理想的一种；

    三、采用民主手段时，每个个人均处于不被完全信任的状态。

    又可得出：

    一、民主的主体是每一个个人；

    二、任何制度设计若是以对某个特定的个人或群体的完全信任为基础，那么这种制度一定不是民主的。

    2000年9月25日，山东青岛

    世界上有些问题是需要作出正误之分的。比如“草是绿色的”、“骑自行车比步行要快”是正确的，而“法国位于德国以西”、“冰的温度比水高”是错误的。由于受某些条件的限制，所谓正误均是相对的。

    而另一些问题是无所谓正误的。比如讨论信仰基督教是对还是错是无意义的，讨论信仰伊斯兰教与佛教哪个更正确也是无意义的。对于这类问题得出的不管哪一种结论均无正误之分。

    多元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行为方式，或曰生活方式。这句话说起来非常容易，做起来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的骨头在一元论的大缸里浸得太久了。

    在充斥着虚假、谬误与谎言的现实中，我们这些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讲了几句真话，许多观点经受住了考验。久而久之，这种凸显出来的“正确性”使得有些人不知不觉形成了如下的思维惯性：我的话经得住考验，因而我是正确的；与我不同的观点，我要力求它们经过修正趋近于我的观点，只有这样才会更加正确；否则便是落后的、错误的。这种一元论的思维惯性，每个人都在潜意识里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

    对于多元论者而言，语言禁区是不存在的。对某个问题的不同观点，多元论者往往积极展开讨论，在讨论中对各种观点加以改进或成熟化。声称对某个问题已有结论而不需要进一步讨论，是因为他认为他对这个问题已有了“惟一正确”的答案。这样，语言禁区就形成了。这是典型的一元论。

    对问题的争论是必要的，因为理论上的疑难问题只有通过争论才更加成熟。但任何问题均要争出个高低、正误之分，则值得商榷。对于有正误之分的问题，也可能存在几个“同样正确”的答案，强求“惟一正确”仍是一元论的表现。对于无所谓正误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即行使自己的表达权利本身就是问题的答案与实质。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可用一句经过修改后的伏尔泰的话进行诠释：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持有这种观点的权利。

    “懂得多”与“看得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假如把“懂得多”看作“看得对”的因的话，那么对纳粹主义的评价就只有希特勒的看法最正确了。

    实际上，任何人对某个事物的了解都是有限的，若根据了解的多少划一条界线，只有超过这个界线的人才有发言权，那么这条界线由哪一些具体的个人来划定呢？显然划界线是不可行的。若不划界线，了解少的人无发言权的结果恐怕只有一个：最终拥有发言权的只剩下了一个人。他之所以坚持这个观点，一定是他自以为他对这个问题懂得多，“只有”他“才”有发言权。这种“只有……才……”的思维方式的性质，我们不难看出，是典型的一元论。

    2000年9月26日，山东青岛

    我发现山东以外的一些朋友的想法很好。这些朋友这么认为：现在组党显然不行，但我们绝不放弃组党结社权，只不过是将组党结社权拖后行使罢了。我想，虽然 “官本位”使中国想当官的人太多，因此尤其需要“终身反对派”，但这绝非号召人们都不从政不参政不结社。相反，中国需要政治文化的理智型世俗化和平民化，即广大未能充分享有并行使各项公民权利的民众都来争取各项公民权利——理所当然包括组党结社权。

    胡适，曾出任驻美大使，竞选总统，暗中支持筹组中国民主党；陈独秀，曾任中共领袖长达6年；蔡元培，曾任国民党中监会常务会议主席，中央特委会常委，监察院长；储安平，曾任民盟副主席；顾准，曾为地厅级官员，且至死仍为中共党员……这些20世纪最杰出的自由知识分子均曾从政或参与某个政党。所以，从政参政组党结社并不妨碍某人成为自由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