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杭州前有一次我给吴义龙打电话，正好朱虞夫接了，因此算是与老朱打过一次交道。

    老朱最大的特点是脑后的辫子，一副艺术家的形象。我发现他的确懂不少美术、摄影等方面的知识。

    老朱1952年生于浙江上虞，夫是辈分，故名虞夫。据说，他的一个长辈曾在蒋介石手下当过官。他曾读过大学，但未能读完，好像与参加民运有关。他在单位受到牵连，本在工会工作，曾一度被指派打扫卫生，他仍认真工作而使领导无话可说。他曾生动地描述过“六四”后他被拘留的经过，其经验后来在我被拘留时得到了应用。在杭州几个主要民主党成员中，仅他有公职，在房管局工作，所以白天很少见他。夫人姜杭丽女士在医院工作，待人非常客气。儿子当时读高三，去年考入浙大。女儿上小学，很调皮。

    老朱曾把他的一座离市中心较远的旧房子借给我住了段时间。4月3日早上，我正在这座房子里睡觉，高天佑来叫我去给于子三扫墓。我们和来金彪、徐珍来到郊区某处，找到一位开花圈店的前国民党少将，而这位年逾9旬的老将军说于子三是他的学生。我们把挽词定为“于子三先生和所有为自由民主献身的人们永垂不朽，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敬挽”，请老将军写毕，下午两点多到了于子三墓。

    老朱和李锡安等在那里。本定在三点集合，但不知为何只来了几个人。等到三点半，老朱对我说，你和你们老乡（于子三是山东牟平人）先合个影吧，于是挂起挽联给我照了张。又等了会儿，老朱说他们可能去了烈士陵园，我们合个影也去。我们请一位游玩的大学生给我们照了张合影就下了山。

    走一站路就到了陵园门口。果然吴义龙、王荣清等十几个人在。警方已上去，毛庆祥等正同他们交涉。大家很快决定去于子三墓，杭州朋友抬着两个花圈走在前面。刚走几步警车就在前面出现，王荣清让我和几个外地朋友赶快离开。两个杭州朋友迅速骑车把我送下山后返回，我自己去了王东海家。

    警方对这次扫墓很重视，出动了几辆车，还把一个义乌来杭打工的年轻朋友苏晖彬扣了一夜，无理没收了他的通讯录。至于我和老朱几人直接去于子三墓，其实是个失误——打电话通知时没搞清楚。不料这个偶然的失误却留下一张照片，4月5日清明节在香港一些媒体上发表。

    4月29日我和老高被捕，5月1日老朱和老毛到派出所找到我们。老朱坐在留置室陪我们聊天，弄得同他很熟的看守哭笑不得。老高患痔疮，老朱出去给他拿来药。老朱敞开话匣子时很健谈，口才又好，常常把警察讲得哑口无言。但他不会做饭。有一次姜女士不在家他把米饭煮糊了。张玉祥来后，老朱实在不会炒菜，我这个比他强不了多少的半吊子好歹弄了两个菜算是为张玉祥接了风。

    6月19日我听姜女士说老朱已被警方带走并抄过家，马上打电话通知了上海、北京等地的朋友。11月老朱被判刑7年。因我不知他家地址（我离杭后他搬了新家）和姜女士的名字，元旦未给姜女士寄明信片。今年6月我家安上电话后给姜女士打电话，得知老朱在看守所被打过一次后在狱中尚可。但凭老朱刚直的性格，不知会否再出危险，我真有些担心。而今两个孩子都上学，真难为姜女士了。

    我第二次到杭州的第二天，正赶上毛庆祥拆清泰立交桥下的照像馆。拆完吃饭时讲起年龄，我说老毛生于1950年，仅比我父亲小1岁，完全可称得上我的父辈。但老毛不以为然，说大家都是朋友，不要讲什么辈分，让我叫他老毛，叫他夫人嫂子。这使我很不好意思。同样的情况还遇过几次，比如王东海比我父亲大3岁，他让我与他兄弟相称我只好叫他老王，却从未当面称他夫人程云惠女士为嫂子。

    同老朱一样，老毛也是79民主墙运动的老战士，并因此新婚不久即入狱。后来他到青岛开过饭店，与牟传珩先生等人较熟，因此他嘱咐过我好几次，让我有机会代他向牟传珩先生及刚刚出狱的孙维邦先生等青岛朋友问好。自由亚洲电台《不同的声音》节目主持人谷季柔女士曾说老毛“生财有道”。为养家糊口，老毛做过多种生意，有赔有赚。1998年他正在温州做生意，听到组党的消息毅然回杭州投身民主运动。夫人胡晓玲女士失业在家，儿子上中学，他只好每天早上去舞厅教人跳国标舞赚几个钱。

    老毛为人谦和，任劳任怨。吴义龙两次搬家，他出力最多。第二次搬家，他借了辆人力三轮车。因吴义龙不能骑，我不会骑，老毛来来回回忙了一个上午。当时下着小雨，天气比较凉，可他还是出了不少汗。老毛对名利毫无兴趣。他多次说，我们要有做铺路石的精神，现在的组党人士将来未必能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即使民主党正式成立了，党的领导人的综合素质要求相当高，可以请现在未参与组党的人来做党的主要负责人。老毛的这些话对我影响很大。

    老毛对我很关心。我第二次到杭州，他开始给我找工作，但因是年关没找到。我第三次到杭州没几天，他给我找了份在菜市场卖潮面（一种食品）的工作，但很快发现赔本且无发展前途就放弃了。4月底我决定离开杭州，他忠告我找份工作安顿下来，在解决生活问题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从事民运。5月1日他和老朱到派出所看望我和老高时，带来他的夫人做的饭。下午临沂警方接到我，去了趟我租的房子，老毛一直把我送上车。

    今年6月我给胡女士打电话，她说我寄去的明信片已被警方抄走，老毛在狱中未受到进一步的虐待。后来我在一家农贸市场见到一位酷似老毛的老人，当时我的心猛地一紧，真以为是他。只是这人年龄教大，头发花白。不知几年后老毛出狱了，头发会否白多黑少？

    上海朋友李国涛、姚振祥我也曾有过一面之交。

    与李国涛见面是去年1月在周建和先生家里，这位一直未成家的硕士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李国涛的工作极不稳定，往往费尽周折找到一个不久就被警方暗中破坏。当时他在保险公司做业务。今年春天他与蔡桂华先生商量请我去上海打工，考虑到上海警方的流氓行径，我没有去。不久听到他被劳教的消息，令人扼腕。

    姚氏兄弟我久闻其名。去年4月，姚振祥被解除劳教的当天，我在杭州同他见过一面。他是因母亲病重病故而提前几天出狱的。他讲了母亲葬礼上警方百般刁难的卑鄙伎俩，如魏京生等异议人士送的花圈如何被陌生的“街坊邻居”和“单位同事”“自发”送来的花圈盖住，葬礼录像带如何失而复得却被“剪辑”等等。6 月19日我得知朱虞夫被捕后首先通知了他，他惊讶地说昨天早上他刚从杭州回上海，没想到老朱会被抓。后来听说他在安徽全椒被捕，以“嫖娼”罪名劳教3年，而中共全椒县委政法委书记则暗示这是“上头的意思”。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上海警方一贯使用流氓手段对付异议人士。我听一位上海朋友讲，林海案开庭前，林海夫人徐虹女士提前赶到法庭门外，突然有人撞了她一下，说她偷了他的东西，马上有警察过来带她到警署，几个小时后才说是个误会，而此时庭审已结束。还有一次，一位朋友骑自行车走，有人把包扔进他的车篮子里说他抢了他的东西，同时旁边过来几个警察把这位朋友带到警署关了一夜，把他原计划要做的事全耽误了。因此，对最近入狱的几位上海朋友所获得的种种莫名其妙的罪名，我实在没有理由相信。

    王有才我虽未见过面，却是我最早联系的朋友之一。1998年9月12日我通过卢四清与谢万军取得联系后，谢万军给我的第一个电话号码就是有才的。次日下午我给有才打电话，自我介绍：“我和你一个姓。”重复一遍他仍未听清，我只好说：“我姓王，叫王金波，王有才的王，金观涛的金，刘晓波的波。”有才哈哈大笑，说：“应该是王丹的王。”后来我在向其他朋友自我介绍时便改为“王丹的王”。谈了会儿，有才让我转告山东朋友，西安朋友刚刚讨论很长时间，对组党提出不同看法。

    有才的名字我知道得很早，是从“六四”后的通缉令上看到的。这21位学生领袖的照片我看过不下几百遍。去年4月我在有才家中见到他的照片，越看越怀疑，总觉得与通缉令上的照片相差甚远，忍不住问江霞。江霞笑道，通缉令上的照片不是有才的，当时不知何故被换成了别人的。

    1998年春，我又一次听到有才的名字，他去北京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被捕。申请组党后，他的名字便频频在媒体上出现。

    我与有才的联系只有几次。有一次是向他索取两个人权公约，他不在家，我告诉了江霞。次日早上他打来传呼，我们聊了七八分钟后电话突然中断，重拨后又聊了两三分钟。在这次谈话中，他惊讶地听我说起他生于1966年6月，但想不到我是从通缉令上看到的。

    11月有才二次收监，我再无法与他联系了。去年4月，江霞把有才的自行车借给我骑，吴义龙开玩笑说，这辆车和你们姓王的有缘，先是有才骑，后是王培剑骑，现在是你骑。我还同有才的好朋友高烨炬各买了本书托江霞送给有才。29日早上我同江霞约好次日一起去衢州探监，但当天下午我即被捕。后来听江霞说书已送到，这算是我的一点安慰吧。

    胡江霞是湖北老河口人，1972年8月生，1993年自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到杭州东方通讯公司工作，与有才相识相恋并于1995年结婚。他们夫妻二人恩恩爱爱，如今却被一堵高墙隔在两个世界。林牧先生非常关心他们，曾建议浙江民主党朋友把他们二人的合影传到海外。

    89民运学生领袖中，有才是我第一个有过联系的。虽然至今未能见面，但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我们能自由地谈心，而不会有秘密警察的特殊关照。

    条件所限，不多说了。

    98组党运动遭到残酷镇压，民主党主要成员大都被捕入狱。尽管这次组党运动暴露出一些朋友不够成熟、不够理性的一面，但我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不会忘记他们。是的，我不会忘记他们——那些争取自由却失去自身自由的人们。

    (2000-09-10初稿 10-03修改)

小参考总第934期20001013

(墙外追思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