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上半年，我曾三赴杭州，接触了一些朋友。如今，这些朋友中的祝正明、吴义龙、朱虞夫、毛庆祥、李国涛、姚振祥，以及我虽未见过面但到过他家的王有才，均已身陷囹圄。虽然在组党等问题上，我同有些朋友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我对他们充满敬意和思念。

    1998 年12月29日起警方突然加紧对我的控制，不知是否与事后看到的胡锦涛视察临沂有关。此时临沂制药厂全面停产，我萌发了去杭州打工的念头。去年1月14 日，我觉得警方的控制有所放松，就在下午坐上汽车，次日凌晨5点半到了吴义龙住处。但奇怪的是，无论敲门、打电话还是打传呼均无回应。怎么回事？吴义龙出事了？

    除吴义龙外我还有祝正明的电话，但无详细地址且从未联系过。我给祝正明打电话要到详细地址后去了他家，但按门铃、敲门均无人开门。我下楼打电话他说没听到。我又上去，依然如故。我又到传达室打电话，无人接。这时过来一个穿拖鞋戴眼镜的矮个子，值班员说这就是祝正明。上楼后试了下门铃才知已坏，而卧室离门挺远，且隔了两道门，所以没听到。

    听我是从山东来的，正明很高兴。他于1962年10月生于山东济宁，除小时侯回老家浙江江山住过两年外，到16岁考上浙江大学前在山东生活了14年。考上大学的同时，当教师的父母调回老家。大学毕业后先在江苏工作几年，后调到杭州蓝孔雀化纤公司。不久前离婚，现独居家中。正巧这几天生病，天天打吊瓶。

    吃完饭我在床上迷糊了会儿，陪他去公司职工医院打吊瓶，然后他给吴义龙和朱虞夫打电话，都不在，就给朱虞夫打传呼。朱虞夫回电话说，他和吴义龙都在毛庆祥家。于是正明带我去毛庆祥家，见到毛庆祥、吴义龙、朱虞夫、王荣清。

    正明比我大整整10岁。而在学识方面，他更是我当之无愧的兄长。“六四”后他开始跑图书馆查阅资料编成《政治民主》一书，从“政治”与“民主”中各取一字作为笔名“政民”。另外还有一个巧合，即“政民”的汉语拼音(zhengmin)比“正明”(zhengming)仅少一个字母。我曾仔细阅读过此书，看到地方自治中的市经理制等内容时，对当时正好在场的毛庆祥、王荣清说，没有5年以上的深入研究写不出此书，他俩说这是正明花了近10年的时间写成的。可惜的是，这本较系统全面、通俗易懂、能够启蒙民众的政治学著作不能在大陆正式出版。但我想，这本书应有正式出版的那一天。

    正明家在杭州城北，离汽车北站仅一公里。3月28日我第三次抵杭后先去了他家。我们一起灌了最后一罐福利煤气，因为下周他就将被化纤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不再享受职工的各种福利待遇。他原为车间主任，参加组党后被解除职务，现在又要失业了。使异议人士失去工作吃不上饭，是中共当局惯用的卑劣手段。为了生计，正明不得不开始打工，好像是推销一种建筑涂料，几乎每天都要出差去外地，很是辛苦。就是这样，由于我一时没找到工作，他还经常照顾我的生活。

    正明为人谦和，与当地朋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对外地来杭的朋友也是热心帮助。天津朋友吕洪来与夫人在杭州卖梨，因滞销而被迫转移一个市场后，正明约我一起帮他们夫妇干了两天半才于春节前两天卖完。江苏朋友张玉祥来杭打工的第三天就接到夫人急电，孩子重病急需钱用，正明带他跑了一天，通过另一位朋友借到两千元钱让张玉祥寄回家。

    正明还比较谨慎。去年上半年中共当局准备大规模镇压民运的迹象时有表露，杭州民主党朋友总体上仍对组党持乐观态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错觉。正明似乎有所察觉，采取了较低的姿态，故被吴义龙等人批判为“胆小”。

    4月底我准备离杭时，正明曾极力挽留我。5月3日晚我在临沂获释后，卢四清说正明已在东北被捕。次日早上我又被捕，6月10日获释后我给正明打电话未打通。后来听朱虞夫夫人姜杭丽女士说，6月底正明获释后给她打过一个电话即再无音信，他的母亲还曾到杭州找过他。今年初我听说正明已于去年底被捕。4月 29日我给王东海打电话打听正明的消息，老王也不清楚。就在当天晚上，外电报道他被重判10年。

    正明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可是如今却被中共当局非法剥夺自由。他离婚后只能靠父母，而年迈的父母不知要添几多白发。在这里，我只能默默为他祝福了。

    王有才二次收监后，我失去同杭州朋友的联系。不久任畹町先生把我和吴义龙作了互相介绍，此后我就同吴义龙保持联系。有一次他说准备成立一个营救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的全国工作小组，希望我能代表山东参加。考虑到代表资格的严肃性，我推荐了青岛的燕鹏。当时我未意识到，这个小组是由民主党成员组成的，而燕鹏未参与组党。

    去年1月15日下午，祝正明带我到毛庆祥家，我一看就知最年轻的那个是吴义龙。但义龙没猜到是我，看了我的名片后高兴极了。

    义龙生于1967年5月，家在安徽枞阳农村，1987至1991年就读于安徽大学中文系，后在池州师专任教4年，1995年到杭州学习，次年考入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中文系攻读文艺学硕士。义龙右腿患小儿麻痹症，走路不方便。后来听说他曾拖着病腿在全国奔波，令人感动。

    我问他早上是怎么回事，他说凌晨两点多躺下后睡得太死，而电话线拔下来了，传呼机放在外间，故均未听到。谈了会儿，他继续在毛庆祥儿子学习用的电脑上修改毕业论文。这篇论文的题目我依稀记得是《论内容与形式的无效性》，讲的是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本是一回事、不可分的。

    谁也没想到，这篇倍受导师称许的论文，竟连参加答辩的机会也没有。19日下午，我与一个在浙大读博士的大学同学在西湖湖滨公园游玩时，给义龙的夫人单称峰打电话，得到一个吃惊的消息：义龙刚被学校告知，他已被开除学籍。昨晚义龙的导师打电话让他去，他还以为是答辩的细节问题，没想到今天校方给了他昨天已发下的开除他学籍的文件。回到义龙家里我打电话通知了几个朋友。

    义龙显然很激动，打算去学校以绝食绝水的方式向校方提出抗议。但在大家的劝说下，他慢慢冷静下来。后来我们听了自由亚洲电台关于卢四清采访中共浙大党委副书记张浚生，即那位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报道，对他的无知无理非常气愤。

    义龙参与组党是在行使公民合法的权利，并未违反法律，也未违反浙大校规，却在毕业论文答辩前3天被校方无理开除。这就是中共当局口口声声所称的人权！义龙激愤之余写下《我的申明》，对浙江大学及其背后的实际主谋者进行了批驳。小单也给教育部长陈至立写了封公开信。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则发表严正抗议和郑重声明。

    伴随着开除学籍而来的，必然有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户口迁移。浙大校方已开出户口迁移证明，限期15天迁回原户口所在地池州师专。但迁回去还让他代课么？恐怕已不可能。义龙很想留在杭州，大家也舍不得他走，于是他决定不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后来证明，没有落下户口的吴义龙确实让警方头痛了一阵。2月底浙江警方把他带往合肥，安徽警方以义龙的户口不在安徽为由拒绝接收。他被带回枞阳老家住了段时间又回到杭州，而浙江警方不得不“代管”。4月底他在广州被捕，浙江警方开始曾以户口问题为借口拒绝接收，但最后还是去广州把他接回。

    2月10日我第二次抵杭，已是腊月二十五。这是我平生首次在外地过年。除夕下午，两个骑摩托车的陌生人突然在门口停下，大声喊义龙的名字。我们吃了一惊，以为出了什么事。谁知是邮局送来的宁夏银川陈晓昶先生拜年的礼仪电报，虚惊一场。

    晚上，大家陆续来了。祝正明搬来闲置在家的电视，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等也送来了礼物，有漂亮的台灯，有精致的对联，有红红的灯笼，以及各种食品和鞭炮烟花。杭州据说禁燃鞭炮，可这一夜鞭炮响彻云霄彻夜未停，天都几乎是亮的。

    大家喝了点酒或饮料。当然，酒中少不了对狱中狱外异议人士的敬意。然后义龙开始给外地朋友打电话拜年。为节省话费，每次通话时间尽量限制在1分钟以内。很晚了大家才走，只剩下义龙、正明、小郑（义龙的老乡，在杭州做生意）和我。小单已提前回萧山老家。联欢晚会没意思，我们开始打扑克——“升级”。我和正明配合得很好，把义龙和小郑打得落花流水。平时我们从不打扑克，这算是例外。

    本想打个通宵，可四五点钟大家就撑不住了，好歹找个地方躺倒便睡。天刚亮就有人敲门，是上海的晚成先生，一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宝钢退休工程师，连夜坐车赶来拜年。后来义龙去萧山小单家，初三回来。这两天我住在义龙家，接到一些外地朋友拜年的电话。

    2月20日浙江朋友举行春节联欢会，我应邀参加。会上我一言未发却被警方非法留置盘问，押回山东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名行政拘留15天，又软禁3天于3月15日获释。当晚我打电话给正明，得知义龙曾被监视居住并押回老家。不久义龙回到杭州。

    3月28日我第三次抵杭，马上听说警方明里暗里逼迫义龙搬家。4月1日，我们雇了三辆人力三轮车，把义龙简陋的“家”搬到新地方。但好景不长，没几天房东突然要求退房。没办法，4月15日又搬了一次家。因为我也要租房子，义龙就把绝大部分家具——一张床、一套旧沙发、一张茶几、两个小橱、几个椅凳、几个纸箱——给了我用。为安全起见，大家尽量少去义龙新家，我则从未去过。29日我被捕后警方不相信我从未去过义龙家，并说从我的住处步行到义龙家仅需几分钟。看来义龙的行踪被警方掌握得一清二楚，尽管事先我们未发觉。现在想来，义龙被迫接二连三搬家，是形势趋于紧张的又一明证，但大家未能充分重视。

    我对编辑工作从中学起就感兴趣，在大学里曾任学校团委机关刊物编辑室主任。有一次我说，将来民主实现了，我愿给民主党的报纸当编辑。有着同样兴趣的义龙则说，我们还是给一家独立的报纸干吧，不管哪个党执政我们都对他进行监督批评。4月中旬我给自己重新定位为学生后，义龙则自我定位为社会活动家即政治家，可能他的思想有些变化。

    4月29日上午，安徽朋友高天佑刚告诉我义龙已于26日在广州被捕，小单就来找义龙手机的发票，说她准备去广州看看义龙并要回被警方没收的手机。我马上打电话告诉广州一位朋友并问了义龙的情况。小单走后我同老高睡完午觉即同时被捕。

    后来听说义龙被押回杭州关在收容遣送站，生活条件极为恶劣。11月他被重判11年，将要度过漫长的牢狱生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也许，监狱的磨难能使义龙更加成熟，更加理性。相信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