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的價值在於真實
   有關第三勢力的上層人物，經常見報的不下三百人，其中有勇氣在自傳或口述歷史中坦承自己拿過美國中情局的錢、加入過第三勢力的，僅張發奎、黃宇人、程思遠三人而已；李宗仁只是在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回歸大陸的機場聲明中提了一句「一度在海外參加推動所謂第三勢力運動」，另有一個朱淵明在《新聞天地》週刊以筆名焦大耶寫了連載十二期共八萬字的參加第三勢力親歷記——＜第三百六十一行買賣＞。其他人對那一段經歷都捂捂蓋蓋、諱莫如深。嘗鼎一臠，我們現在見到的中國傳記——行狀、行述、行誼、事略、家傳、傳略、自述、誄辭、墓表、墓誌銘、神道碑、褒揚令等等，多係善頌善禱，力求避忌，不講真話，有些是身死後由旁人代撰或以相當潤筆之資換來的諛墓之文，既騙死者，又哄生人，自然就文多雷同，使讀者興趣索然了。
   《雪萊傳》的法籍作者說：「任何一個人在自己的侍僕的眼中都不是偉大。這並不能證明世界上沒有偉人，而只能證明偉大的僕人太少而已。關於應否忠於傳記主人公的問題，可引援約翰遜博士的話：『每一篇故事的價值都仰賴著它的真實性，一篇故事就是一個人或一般人性的肖像；如果是虛假的，它便不是任何東西的肖像了。』當然，在某些情形之中，說實話是很使人痛苦的事，其原因或由於對死去的朋友的尊敬，或由於勢將觸怒仍在人世的他的妻兒。遇到這種情形，辦法很簡單：這部傳記不必寫了。如果寫，就必須要照實寫。」(註38) 2003年張孝權病故後，我在香港某刊撰文《張文達及其父祖張叔平張百熙——封建統治階級的鷹犬世家》，據實敘述並無謬誤，但他生前的女友孔某見了立即來電詈罵不絕，後來每在公眾場合遇見她盡皆怒目而視。由此可見，照實撰寫傳記，確是很使人痛苦的事。
   成王敗寇論是傳記大忌 傳記同政府公報、戰報、新聞報導等都是出於人手，因而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人性的弱點：好爭功諉過、好隱惡揚善、好誇誇其談。其次，不少歷史學家往往會偏向勝利者一方，以成王敗寇的觀念來竄改歷史，賢明若司馬遷者尚不免此一疵病。例如他在《史記》之＜項羽本記＞中渲染「項羽引兵西屠咸陽……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受此感染，於是便有九百多年後的唐朝詩人杜牧作＜阿房宮賦＞云：「楚人一炬，可憐焦土」。然而，根據考古學家近年的勘探與發掘，現已基本確定，秦阿房宮遺址前殿的發掘中並無大面積火燒土的痕迹，亦即項羽並未火燒阿房宮。近代史也何嘗不是如此，抗戰初期八路軍一一五師林彪部在「平型關以六千多人的兵力殲滅日軍一個輜重隊與汽車隊二百多人」，即長期被誇大成平型關大捷殲日軍三千多人」。其實，其實，當年參加平型關戰役的國軍共有六個師，八路軍一一五師僅奉命攻擊日軍側翼，而從正面拒敵的乃是中央軍八十四師和七十三師，其戰況之慘烈、戰果之輝煌絕非一一五師伏擊日軍輜重隊所能比擬。又如百團大戰，大陸的歷史書稱斃傷日軍兩萬餘人，破壞鐵路四百七十四公里；然而從當時的文獻資料與敵方檔案查考，八路軍僅投入十一個團，破壞鐵路僅四十六公里，斃傷日軍僅三千左右。當年敵強我弱，爲了鼓舞民心士氣，戰果報導有所誇大，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時隔三份之二個世紀，我們編纂歷史時，絕不可以訛傳訛、以假亂真。
   創造歷史的人不宜自己編寫歷史 傳記作品失實的另一原因是史學家往往忽略了「隔代修史」的古訓，由創造歷史的人自己去編寫歷史，不免會出大錯。我們從《崇禎長編》知，袁崇煥是以「通敵謀叛」的罪名被處磔刑的，京師百姓爭食其肉，開膛破肚，骨肉俱盡，止剩一首還要傳視九邊，兄弟妻妾被流放，家財盡沒入官，自然沒人爲他鳴冤喊屈。直至七十二年後天下大定，康熙四十一年(西元一七○二)清廷內務府才泄露了皇太極的宮廷秘密，原來袁崇煥被磔是崇禎帝誤中了後金的反間計。設若皇太極的孫兒康熙帝不吐露真相，今人可能仍把袁崇煥視爲賣國賊的。

   李秀成親供的復原 史料作假的另一例子是太平天國後期的臺柱子、忠王李秀成被俘後，奉曾國藩之命寫了一份供狀，其內容有多項是同曾國藩原先的奏章不符，而欺君之罪是要砍頭的。所以曾國藩、國荃兄弟故意擅自處決了李秀成，然後由貼身幕僚將這份供詞作了竄改，還親自用朱筆刪除一萬多字，最後將刪定的鈔本寄往安慶，令其子紀澤立即刊刻發行。此後九十年內，李秀成供詞出現廿多種不同的版本，有些亂刪妄增，面目全非。到一九六二年，任台大教授的曾國藩曾孫曾約農把珍藏了近一個世紀的《李秀成親供手迹》拿出來，交予臺灣世界書局影印問世，這才使人們發現，即使最接近真迹本的同治安慶刻本，也與原件內容相差甚遠。曾國藩未將此真迹付之一炬，這是他可敬之處。由此推算，乾隆帝藉編纂《四庫全書》，焚毀了對滿清不利的書籍五百八十三種、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再加刪掉的有關明清兩代的史實以至遼金元的歷史紀事，對於歷史研究所造成的巨大損失可謂罄竹難書！
   這類焚琴煮鶴的蠢事，在外國也發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