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外國干涉中國內政
   一九四五年八月，共軍總參謀長葉劍英以「送一批幹部去太行山麓」為名，巧妙地借用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的運輸機，把鄧小平、劉伯承、陳毅、薄一波、滕代遠、陳賡、蕭勁光、楊得志、李天佑、江華、聶鶴亭、陳錫聯、陳再道、王近山、張際春、宋時輪、傅秋濤、聶榮臻、蕭克、羅瑞卿、劉瀾濤、鄭維山、鄧克明等高級將領從延安送到晉東南黎城以及雁北靈丘，然後轉赴各預定戰區，使中共完成了本應多次艱難跋涉至少需時兩個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戰略性輸送任務，趕在國軍先遣人員之前進入各戰略要地部署突襲，遂連續發動上黨、邯鄲戰役，為席捲全國奠定了基礎，國軍馬法五上將被俘就是在邯鄲戰役。美國軍用飛機幫助中共叛亂的另一例是：一九四七年夏，葉劍英利用美方提供軍調部執行處使用的專機，每隔兩三天就從各地運送二、三十�诖�法幣舊鈔到北平，大量搶購民生物資，造成嚴重通貨膨脹，且以此鼓動大城市的「反飢餓反內戰」群眾運動。運送到其他大中城市的法幣由火車、汽車裝載，都起到了在大中城市發動經濟戰、開闢第二條戰線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周恩來坐馬歇爾的專機從延安回南京。在機上，他因疲憊而睡著。回到梅園新村，他才發覺裝在襯衣口袋裏的一個小本子不見了，想必是睡著時因飛機顛簸而掉落在馬歇爾專機的機艙了。那個小本子上記錄了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的機要秘書熊向暉在南京的住址，並在住址旁寫有一個熊字。九日下午，馬歇爾派他的侍從副官給周恩來送來了一個用厚紙包裝、火漆密封的小盒子，裏面裝的正是他丟失的小本子。設若馬歇爾將這個本子交給國府的調查單位，不出半個月，共諜熊向暉就會落網，中共潛伏在國軍內部的諜報系統必定一網打盡，此後戡亂戰爭的四大戰役絕不致於毀在間諜戰。美國人馬歇爾向中共示好，使國府失去了一條絕妙的情報線索。
   一九四六年五月，潛伏在聯合國救濟總署的共產國際間諜、美國人李敦白以記者身份從軍調部美方負責人白魯德手中竊取了極密情報——國軍鄭州綏靖公署主任劉峙將於七月一日調動三十萬大軍清剿共軍李先念部。李先念遂於六月廿六日率中原軍區五萬餘人離開湖北宣化店出其不意搶先突圍，突破十萬多人包圍圈，先後創建了鄂豫陝、鄂西北共區。這支部隊兩年後攻佔襄陽，生俘國軍第十五綏靖區中將司令康澤。
   一九四八年六月，杜魯門在國會壓力下解凍對華援助，指定四億美元中一億兩千五百萬元係軍援專款。然而經手撥款、購買、輸運軍火的若干美國人從中竭盡刁難之能事，遲至十一月卅日才有一批價值一千六百萬美元、並指定直接運送給傅作義華北剿總的軍火到達天津。經後勤部門拆開一看，箱子裏的槍械等等都缺乏零件，不堪使用。此事使傅作義灰心喪氣，遂決心投共。從傅作義之例，足證美國國務院白皮書所曰「國民黨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主要應該歸咎於美國本身！

   白皮書題為〈美國與中國之關係〉是八月五日發表的，共有一千零五十四頁，分為八章，收錄文件一百八十六份。它公然為美國政府已往的對華政策辯解，對蔣公的抨擊相當露骨，附件中有李宗仁致杜魯門函件的三段話，他竟然在洋人面前詆毀自己的領袖。時值共軍大舉進犯華南、國府正醞釀在西北、華南與共軍展開決戰之際，誠為危急存亡之關頭，這份重點誹謗國民政府、多方偏袒中共的文件無異落井下石，予國府以致命之打擊。其所產生之惡果，使面臨生死存亡的中國，民心士氣頹喪，更加速了大陸之淪陷，連美國外交家藍欽大使也坦承：「白皮書在中華民國最危急的時候發表，是對國府致命的一擊！」具體例證是同年十一月十六日的廈門之戰：近十六萬國軍坐在四平方里的沙灘上，眼巴巴地等待共軍接收，十多架戰鬥機安靜地停在機場枯候共軍光臨。結果，兩個營千多名共軍大模大樣由公路上長驅直入，對公路兩旁睡在田間與沙灘上的十六萬國軍視若無睹。廈門就是這般失守的！整個過程未見任何一個將官或校官組織抵抗，正合了後蜀主孟昶寵妃花蕊夫人的詩句：「十四萬人齊解甲，竟無一箇是男兒」，連人數都差不多！
   白皮書說：「也許只有靠美國的武力才可以把共產黨打跑。對於這樣龐大的責任，無論是叫我們的軍隊在一九四五年來承擔，或者是在以後來承擔，美國人民顯然都不會批准」。這段話表明美國不願捲入中國政府抵抗共產國際侵略的戰事，但它不能否認它確實幫助共軍完成了本應多次艱難跋涉至少需時兩個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戰略性輸送任務，把幾個司令部的高級指揮官空運到了叛亂的前線。與此同時，蘇軍、東歐共軍、北韓共軍都傾其全力參加了這場殘酷屠殺中國人民的戰爭：在錦瀋、平津、徐蚌三大戰役中都有蘇聯、東歐、北韓官兵，尤其是技術兵種——炮兵、工兵、通訊兵。在天津陷落時，城牆下的蘇聯、東歐士兵屍體堆積如山，國軍戰俘是踩著那些屍體被押上城牆頂的。根據雅爾達協定，蘇俄出動三個方面軍一百五十八萬官兵，循外蒙、黑龍江、烏蘇里江湧入東北，駐守旅順、大連二港，阻止國軍循水路趕往東北受降，國軍不得已將所有的卅個精銳美械師由陸路推進到東北，一九四六年八月起美國宣佈對華軍火禁運，這三十師國軍憑藉抗日剩餘的陳舊武器同美械(麥克阿瑟承認：蘇俄把美國運抵海參崴的耐寒武器裝備全部交給了中共)、俄械、日械(據一九四八年九月廿七日日本政府外務省報告〈流落東北日軍近況〉稱：在東北共軍中的原日本官兵總數約六萬人。翌年共軍徐向前部攻打太原時，動用了日俘炮兵六千餘人)武裝的林彪部共軍拼博，兩年後彈械消耗殆盡，難免全軍覆沒噩運。
   一九五八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訪台時發表聯合公報稱：「中華民國政府認為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乃其神聖使命……而達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徑為實行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即逼蔣公開宣佈放棄反攻大陸。此後，一九六二年大陸飢荒蔓延，赤地千里，餓殍遍地；一九六八年文革浩劫使共軍淪為「語錄兵」毫無戰力；一九八九年大陸暴發民主運動，北京二百萬民眾上街示威，中共動用正規軍屠殺民眾，億萬民眾切盼變天，但因美方約束，中華民國政府失去了三次最佳的反攻機會，這便是武器裝備燃油全部仰仗美國所結出的苦果。
   以上十八種類型的偶發事件，前十四種屬於主觀因素，須歸咎於國府人謀不臧、疏於防諜等失誤*，否則每一宗事件都是可以預先防堵的；次三類是客觀因素——敵人的殘忍、奸詐、狠惡以及幸運(包括天時、地利)；最後一類是列強干涉中國內政，共產國際武裝入侵中國以及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對中國民心士氣的致命打擊，倘若我們制度健全、應對得體，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由於那麼多偶然事件的積累，量變導致質變，才顛覆了亞洲第一個民主政體。結論是：歷史的偶然性導致了世界的改變。
   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王朝，無不夢想傳承千秋萬代，但焚書坑儒的秦朝只存在了十五年，暴戾恣睢的蒙元只持續了九十年；然而傷天害理、滅絕人性的中共為何能維持其暴政半個多世紀呢？
   一則由於中共對反抗勢力趕盡殺絕，其嚴密的社會組織與草菅人命的司法制度能把任何星星之火扼殺在搖籃之中；二則是中國大陸的廣袤市場吸引了全球唯利是圖的商賈，如今跨國公司、國際財團、港商、台商已同中共特權階層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共同壓榨、欺淩苦難的中國人民。在此情狀下，中國人民的反共抗暴鬥爭不可能得到任何國家的實質援助；三則中國大陸民間維權鬥爭與民主運動，每年都數以萬計，但都缺乏橫向的串連，不能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四則當代中國的知識份是垮掉的一代，在他們身上見不到祖輩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與父輩邱清泉「常揮涕淚泣孤臣」的英雄氣概，他們汲汲於謀求當官，統治者丟下一根肉骨頭就俯首帖耳。士大夫的厚顏無恥與助紂為虐，無異延長了暴政的壽命，所以偶發事件只能是曇花一現，不能積累成整個中國的變天。
   
   *一味渲染共產黨得天下是歷史的必然者，故意隱瞞下述事實：在戡亂戰場上關鍵時刻拉隊伍投共的高級將領中，有許多人本是中共派遣打入國軍從事兵運的臥底或曰鼴鼠，例如張克俠譁變時已有十九年中共黨齡，郭汝瑰二十年，廖運周廿一年，劉斐廿五年，何基灃十年。所以中共建政後周恩來對何基灃說過一句話：「基灃同志，過去的事，就讓它作為黨的一個秘密吧！」何基灃直至去世也不敢暴露身份，張克俠在文革中被打成癱瘓，直到臨死才打破禁令，表明他本是一九二九年入黨的老黨員，是奉命打入國軍伺機拉隊伍譁變的，絕非什麼「起義」。至於程潛、董其武、陶峙岳、鄧寶珊、裴昌會、張軫等人，根本對共產主義一無所知，都是典型的投機份子，腳踏兩條船，見風使舵，誰勢力大就投靠誰，祗求個人升官發財。戡亂初期國軍捷報頻傳、勢如破竹時，中共南方局情報部部長潘漢年曾一度想向保密局上海站站長王新衡投誠；然而戡亂後期國軍損兵折將一敗塗地時，貪生怕死、眷戀官位的文武百官便紛紛尋找門路意圖攀附，張軫、程潛、董其武、陶峙岳、鄧寶珊、裴昌會就是典型。促使他們變節投共的轉折點是衛立煌在東北葬送國軍精銳三十萬人，這是民心士氣瓦解的開始，此後形勢急轉直下，倒戈成了骨牌效應。到盧漢發動昆明事變，將國府在西南的布建連根拔起，而且失去大陸上最後一塊反攻基地，偶然便成了必然。
   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