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軍閥餘孽叛變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馮玉祥西北軍舊部高樹勛在平漢線邯鄲戰役中以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新八軍軍長率國軍一個軍與一個縱隊共一萬三千餘人投共，導致四十軍與三十軍兩萬六千餘官兵被圍殲，四十軍軍長馬法五、副軍劉世英等被俘。高樹勛是戡亂戰爭中第一個投共的高級將領，他又寫信策動國軍將領龐炳勛、孫良誠、孫殿英、張嵐峰、黃樵松等投共，對國軍士氣打擊極大。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在西安事變中欠下二百多條血債的楊虎城愛將、國軍第卅八軍中將軍長孔從周在河南鞏縣率第五十五師投共，此舉使共軍炮兵改弦更張、精實壯大。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雲南軍閥龍雲被解除兵權後，念念不忘失權之痛，遂煽動舊部為他復仇。翌年五月卅日，滇軍六十軍一八四師師長潘朔端在遼寧海城率部投共，導致滇軍一八二師團長張秉昌兵敗被俘、暫廿一師團長徐濟民陣亡。此後產生骨牌效應，滇軍高級軍官相繼投共。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七日，國軍吉林守備司令(滇軍)曾澤生在長春率六十軍撤離堅守了十六個月的長春，投降共軍，致使共軍四個師在夜色中悄然進入長春市區東半部，新七軍見大勢已去，突圍又無力，被迫投降。四天後，踞守長春央銀大廈的東北剿匪總部司令鄭洞國不得不扯出白旗。長春失守，使東北國軍牽制共軍入關的戰略意圖失敗，也使四十七萬精銳國軍南撤或與華北國軍夾擊共軍的計劃破產。整個東北的淪喪，是大陸戡亂戰局急轉直下的開始。

   一九四九年保衛大西南時，原西北軍楊虎城的侍從副官、時任西南長官公署代參謀長的劉宗寬乘擬訂國軍防禦方案機會，故意虛設川黔邊區綏靖指揮部，卻不派一兵一卒。他將方案送交共方，共軍入川正是從他特意留下的這個空隙進入。共軍直插川湘鄂邊區綏署主任宋希濂的側後，打亂了宋部陣腳。八月廿四日劉在軍事會議上斷言共軍不會由川東進攻，故意安排羅廣文兩個軍開赴川西北佈防，川東吃緊又急調羅部回渝。就這樣把這支精銳部隊在連續急行軍中拖垮，未到重慶就遭伏擊潰散。蔣公調胡宗南部第一軍星夜回渝決戰，他又派人傳送情報，讓共軍在南川伏擊胡部，國軍乃倉卒退向成都，重慶的陷落整整提前了三個月。
   割據川康廿多年的軍閥劉文輝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在四川彭縣投共，並策反川鄂綏署副主任董宋珩，逼走孫元良；又策動羅廣文(十五兵團)、陳克非(廿兵團)、喻孟群 (川陝邊區綏署代主任)率部附逆。還制訂「節節破壞，段段抵抗」的戰術，在成都至邛崍二百公里的公路線上配備五支遊擊隊，破壞沿途公路橋樑機場，截擊國軍輜重與駐地。十二月十二日與共軍卅六師在岷江夾擊國軍，在樂西公路以天然險隘構築工事阻擋胡宗南部廿七軍、宋希濂部和王陵基部。一九五○年二月，與共軍圍殲胡部王伯華師五千將士，在鄉間堅壁清野斷絕國軍糧秣。總之，劉文輝在西康狙擊國軍歷四個月，釀至西南三省大局糜爛。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雲南軍閥盧漢在昆明通電投共，並扣押西南軍政長官張群、第八軍軍長李彌、第廿六軍軍長余程萬，還將剛抵昆明的上將魏益三，中將十餘人、少將以下三百多人以及載運國防部、聯勤總部人員與物資的飛機十多架扣押。當時國防部、聯勤總部先後撤至昆明的各級軍官三千人全被一網打盡，保密局處長陳世賢、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副區長周養浩所攜部屬與電台束手就擒。這一致命打擊把國府在西南的布建連根拔起，使國府經營雲南為反攻基地的宏圖功虧一簣。
   盧漢發動昆明一二‧九叛亂前，中樞早已聞悉雲南不穩，欲解除盧漢的雲南綏署主任、省主席職，但被張群阻止，他自信能勸服盧漢服從中央，結果一到昆明就淪為人質。同年秋，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曾建議西安綏署主任胡宗南派兩、三個軍到雲南去，胡部撤至川陝邊境時，毛人鳳又打電報建議胡抽調一部兵力兼程前往雲南，以確保西南反攻基地，胡宗南都答覆暫無適當部隊可抽調。設若胡部進入雲南，盧漢的幾個保安團怎敢造反作亂？
   裴昌會早在抗戰期間就與中共有所勾結，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五日在四川德陽任第七兵團司令官時率部萬餘人投共。三週後，他向共軍賀龍部獻計包圍卅八軍，誘降軍長李振西。裴昌會投共，使胡宗南退守西昌徐圖恢復的計劃徹底破產。